“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郑瑟

　　在一个文学的宏大叙事日益终结的时代，文学也逐渐成为一项个人的事业。一方面，传统文学早已失去轰动效应，其社会功能在不断弱化，“熏浸刺提”“支配人道”的“不可思议之力”或消散，或转移。而另一方面，“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这个被先贤们宣告“已经过去了”的陈腐价值，又魂兮归来，与“言志”“载道”等“高大上”的文学传统一起，面无愧色地宣告自身的合法性;尤其是以欲望作为驱动机制的网络文学不仅迅速占领市场，收割读者，而且毫不掩饰想进一步登堂入室“主流化”的野心。

　　如果说网络文学的风靡还颇具“中国特色”的话，那么，大众消费文化一统江湖，则刷新了西方学者对于人类的认知：“我们终于承认人类的生存与真理、理性有关，但至少与幻想、欲望有关”，“学问不再是象牙塔之事……它们回归到日常生活”。于是文化研究兴起，文化理论盛行。然而，在《理论之后》这本书的开篇，伊格尔顿即宣告：“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消失。”

　　在中国批评界，我们同样处于一个西方理论狂欢之后的疲乏与怅惘的状态，想要凭借一两件理论批评利器行走天下无往不利，再没有这样便当的事了。在所谓“理论之后”的年代，文学批评的难度无疑增大了——我们不可能再回到“理论之前”的“天真时代”，理论的反省使我们不再认为文学艺术的阐释只有一种所谓正确的方式，诠释的多样性和意义的可流动性被保留了下来;同时，诸种理论也无不在诉说着作者地位的去中心化，也就是文学艺术生产过程的复杂性。

　　今天文学的多样化、多元化格局无疑也在增大批评的难度。在陈晓明看来，“当今的多样性或多元化，它是根源于感性分配经验，亦即不同的人群，特别是不同代际的人群，他们有着非常不同的感性经验，他们各自有自身的感性欲求，而不是文学欲求。文学欲求只能被感性欲求所决定，它反映感性欲求的要求。这并非只是做思辨哲学的区别，而是非常现实的经验”。在这样的情势下，想要建立一个“全国通行”的批评标准，看起来几乎不再可能了。不过，从另一个方面说，每一个个体的感性经验被凸显了，需要批评家严肃以对。

　　完全脱离社会的极端个人化的创作倾向应该被批判，但文学艺术终究是一个个性化的领地，无论它最终能达至何等的时代高度，创作者的“自我”都是一个无法忽略的起点与前提。对于批评家来说亦是如此。自我开掘的深度，批评主体的“诚与真”都是展开批评的关键。“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这是对批评态度和批评伦理的一种要求。同时，这种“真”对批评家来说，又带有认识论的色彩，即批评如何才能抵达真实。真诚的态度只是根本，而更重要的是如何认识“真”，把握“真”，从而才能说真话讲道理。

　　要把握美学的、艺术的标准，要把握文学的真，这需要一种专业精神，需要回到文学本身。自然，“何谓文学本身”并非不证自明，尤其是在历经“理论”的洗礼之后。蔡翔曾指出，“回到文学本身”是“纯文学”概念的衍生物，事实上，并没有自在于意识形态之外的“文学本身”，“正是意识形态的这种‘无所不在’，使得文学事实上无法非意识形态化，相反，如果有‘文学本身’，那么，这种所谓‘文学本身’，也正是意识形态或者意识形态冲突的一种‘场合’”。而我所谓“重回文学本身”是指，批评家在破解了“纯文学”的迷信之后，在以多学科的视野与理论把握历史的真、现实的真之后，仍然要力图回到“文学的真”的层面。“文艺批评家要像鲁迅所说的那样，做到‘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要分清“好的”和“烂的”苹果，我们必得先回到那只苹果，直面那只苹果。

　　“自我”是连接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枢纽，故而，文学批评在我看来就是要兼顾“知人论世”与“自我抒情”。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这话是孟子说的，后人从中总结出一个读书的套路“知人论世”：我们读书应该了解作者，了解他的思想、他的写作背景。

　　可能宣称“作者已死”的罗兰·巴特另有一套读书方法，但我们今天还是先研究知人论世这个套路，毕竟：

　　作品其实是作者抵抗死亡的产物，是作者生命的延续。当作者肉身变成灰，灵魂却在作品中不灭。作者是作品的起点，作品是作者的续集，是作者另一种形式的存在。我们怎能撇开作者本身的存在，而去理解作者另一种形式的存在?

　　放在大历史链条上看，伟大作者本人的故事不过是一瞬间，伟大的作品却属于永恒。但是，理解了瞬间，才能理解永恒。

　　举个例子，想体会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自信，我们最好考虑到他富二代的身份：

　　李白是富二代出身，其先世数代定居西域，直到李白的父亲这一辈上方才大举迁居，由胡入蜀。这大约是为了躲避仇家或官府的缘故，而当时李白已有五岁，西域的风俗文化成为他身上最早植下的文化基因。

　　定居巴蜀之后，李白的父亲过着深居简出的低调生活，李白却以极其高调的姿态成长起来了。 自幼锦衣玉食惯了，李白当真视金钱如粪土，完全有痛饮狂歌、飞扬跋扈的经济基础。李白有太多的忧心事，为天下兴亡忧心，为政治前途忧心，为修仙大业忧心，为朋友的困境忧心，唯独不曾为钱财忧心。“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样的诗句，贫寒出身的诗人无论再天才也写不出。

　　必须感谢李白的父祖，若没有他们，李白的诗怕也写不出这样的豪气。于是腰缠十万贯，巴蜀任游学，李白就是这样度过了自己的青葱岁月。

　　单读李白的“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我们可能以为李白真的很有政治才能，一腔热血无处安放，一身才华无处施展，但了解到李白在安史之乱中的表现，你恐怕就不那么想了。

　　事实上，了解到李白政治上的天真，再回过头来看他的诗，你会发现李白最大的特色其实还是真性情：

　　一高兴就认为“天生我材必有用”，一受点挫折就抱怨“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四处干谒求达官贵人引荐的时候就说“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偃蹇不顺的时候就慨叹“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其实，知人论世的道理不仅可以用来欣赏中国诗歌，也可以拿来品读西方小说。

　　比方说我们都知道19世纪俄罗斯文学很牛，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都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大家，那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为什么那么牛?它有什么特色?这些特色又是怎样形成的?

　　要回答这些问题，得先知道一点俄罗斯历史文化，要知道“俄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是一个封建的、军事的、农奴制的国家，非常野蛮、愚昧、落后”，要知道“东正教文化和欧洲启蒙主义是19世纪俄罗斯文化的两大源泉”。

　　只有知道这些，才能更好地理解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一些特色，比如俄罗斯文学总是围绕着两大主题展开：

　　这两大主题我们可以用俄罗斯文学当中的两部作品的书名来标示，一部作品就是赫尔岑(这也是一位很重要的理论家和创作家)的《谁之罪?》，另外一部就是刚才提到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

　　整个19世纪的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都是围绕着这两大主题进行的：谁之罪和怎么办。当时的俄罗斯苦难极其深重，受到了西欧启蒙主义思想影响的作家们，面对俄罗斯这种逼人的社会现实，不能不问这个问题——谁之罪?所以对当时封建的、军事的、农奴制的俄国专制制度的批判就成了几乎所有重要作家的文学主题。

　　在思索“谁之罪”的同时，就是在思索俄国应该“怎么办”。回答是各式各样的，从普希金开始，就提出了推翻沙皇专制的命题，后来有些作家主张改良，也有些作家处在一种矛盾的状态，而车尔尼雪夫斯基则唱出了当时的最高音——他提出了一个新人的理想。

　　又比如俄罗斯文学总有强烈的自我反省和忏悔的意识：

　　东正教较之天主教，对于忏悔寄予更大的期待，认为人通过忏悔不仅可以救赎，而且可以接近上帝。

　　进入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时期以后，作家对自身的忏悔和反思在西欧作品中很少有直接的显露，他们都在批判社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归罪于社会。我们看英国的小说也好，法国的小说也好，很难找到作家对知识分子社会职责和自身欠缺的思考，几乎看不到对自身的忏悔。

　　而在俄罗斯则大不一样，这是因为俄罗斯的东正教影响很深，知识分子本身具有一种忏悔的传统，而这种传统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同逼人的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变成了对自己的社会责任感的思考，对知识分子是否尽到了社会责任的反思。许多作品反映了知识分子对自己未能尽到社会责任的忏悔，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形成了一个叫做“多余人”的画廊。

　　其中包括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屠格涅夫的《罗亭》中的主人公，也包括像陀斯妥耶夫斯基或者托尔斯泰写的很多作品中对他们自己的反思。托尔斯泰几乎每一部作品——不管是长篇小说还是中篇小说——都包含作者对自身的忏悔，而且占着很重要的分量。

　　作为“多余人”，他们大都觉得自己在这个社会上不满意当时封建贵族的生活，厌恶这个群体。但是当他们转向贫苦的农民，转向工人，转向受苦的市民的时候，又觉得和这些人格格不入。当社会矛盾的双方激烈的斗争爆发的时候，他们反而觉得自己无事可做，是一个多余的人。而这种多余人的位置是由自己来确定的——由自己的思想格局、心理气质、性格上的弱势造成的。这方面的思考相当深刻。

　　“自从持我自己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而我的精神故乡欧罗巴也已自我毁灭之后，我在这里比任何地方都更愿意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但是，一个人年逾六旬，再度完全重新开始，是需要特殊的力量的，而我的力量，却由于长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已经消耗殆尽。”这是茨威格自杀前，写下的话。

　　年轻时不懂生命的苦痛，很容易便将这些话忽略过去，随着年龄渐长，每次重读，内心都充满哀伤。

　　很少有人能像茨威格那样敏感——在巴黎的电影院中，正在播放有关德皇的新闻片，那时德皇已老，举止缓慢，影院内立刻充满了嘲笑声。

　　只有茨威格感到恐惧，他发现欧洲在历经数十年的和平后，各国间往来更多、了解更多，可人们心中的敌意并未化解。不论是法国人还是德国人，他们仍然不愿意站在人的角度上去看问题，他们根本不想掩饰自己的狭隘、尖酸与刻毒。

　　不肯消退的恨终将淹没文明，茨威格可能是最早预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作家了，让他绝望的是，后来他又赶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茨威格逃到巴西，并用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茨威格写了很多优秀的小说，但他对人物传记似乎有特别的偏好，不仅写得多，而且写得好。在论世中知人，在知人中论世，这或者就是茨威格能走向不朽的原因吧。

　　每个人都将带着自己的经验与感慨告别这世界，好在还有人物传记，将其中的智慧沉淀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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