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企海外并购比重在上升

郑瑟

　　在2018中国制造论坛上，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科瑞集团董事局主席郑跃文表示， 前年开始，中国国内民营企业投资比重以及速度下降，但是海外的投资比重迅速上升，主要上升的不是说大家要转移资金，60%以上的资金都是在国际并购。

　　“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科技发展的基础，更是就业的基础，制造业离开一个国家，对一个国家长期以来稳定发展造成巨大的影响。” 郑跃文表示，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制造大国，现在由于成本的上升，对环境方方面面的要求，制造业也开始出现一些问题，有一些低回报率的产业逐步转移，特别是广东最早以制造业发展为基础的地区，现在转移的压力更大，转型升级的要求也更高。

　　郑跃文指出，前年开始，中国国内民营企业投资比重以及速度下降，但是海外的投资比重迅速上升，主要上升的不是说大家要转移资金，60%以上的资金都是在国际并购。并购过程中，我们需要他们的技术，需要他们的市场和资源。因为中国企业不走出去，合作是比较难的，实现小康生活，没有国际资源是不可能的。

　　“美国的技术，在全球2.5万个高端技术中，美国有一大半前沿技术，而且美国的基础科技研发也有很大优势。所以在这点上，中国的制造业在今后全球竞争过程中，全球化的眼光一定要有。” 郑跃文称。

　　因此，在郑跃文看来，“走出去”有资本的合作、技术的合作，还需要资源的合作、市场合作、品牌合作，企业家各显神通，只要自己需要，都值得研究。

　　郑跃文认为，中小企业制造业最大的难度是融资，发展创新力的企业，资本市场可以通过很好的渠道为制造业企业解决问题。银行不是嫌贫爱富，它是一个高负债的金融机构，它不是财政，不会简单的把钱借给不够条件的企业，但是资本市场可以帮助企业完善自身的条件。

　　“这么多优秀的企业、好的企业，都在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如何搞活，如何激活股市，做好债市，所有的上市公司应该用好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应该服务好制造业企业。” 郑跃文说。

　　郑跃文还表示，中小企业如果要想在世界立足，就必须有工匠精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最关键的是专业。世界上家族式企业，能千年百年以上的家族性企业，都是工匠精神。此外，还需要利用大数据把物和网联起来，再加上智能化，以后的产品不跟物、网、智能联上，产品可能就会被淘汰。科技引领着全球下一轮的发展。

　　所谓政治风险，一般指因政治因素的不确定性而对经营环境中的企业造成的影响。这种不确定性可能是正面影响，也可能是负面影响，人们在谈及政治风险时通常限定为后者。由于政治风险难以识别，影响力大，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何干预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企业的价值，所以是所有风险中最具威胁性的。传统理论将跨国经营的政治风险分为战乱风险、财产征用没收风险、外汇管制风险以及为政治目的服务的一些限制性经济政策，如外汇管制、进口限制、产品出口要求等。但随着冷战过后国际政局的动荡和变化，政治风险的表现形式有了新的发展。

　　在理论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所遭遇的主要政治风险可以分类区分，但现实中却并非泾渭分明，常常是几种风险复杂地、交集在一起出现。形成政治风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际宏观环境因素，也有东道国国情的影响，还有我国政府和“走出去”企业自身的不足之处。基于国际、东道国因素的不可控性，笔者认为，从自身做出调整，是解决风险问题的基本思路。

　　第一，加强宣传工作力度。很多跨国投资的中国企业，风险意识淡薄，风险管理能力也不足。因而，建议政府通过各种媒介、采用多种方式对跨国投资政治风险的相关情况进行报道、宣讲，使企业明白政治风险的特点、形式、必然性和可控性，增强企业防范政治风险的意识和信心。

　　第二，搭建信息服务平台。建议政府借助我国驻外机构、境外企业、银行等各界的力量，加强对重点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民族宗教矛盾等政治信息进行收集、整理、评估、发布;通过搭建政治风险信息网络服务平台，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及时、准确、专业、权威的信息。

　　第三，完善风险保障机制。目前，以保险手段支持企业跨国投资的制度在我国正在逐步形成，但起步晚，支持力度不大。

　　第四，提供经济外交支撑。我国的外交资源在支持企业“走出去”方面还做得不够，外交部、驻外使领馆和人员对东道国情况熟悉、在东道国有影响力的独特优势还没有发挥好。建议我国今后加大大使馆、加大外交部、商务部等主要涉外工作部门的经济外交力度，充分发挥磋商机制作用，推动投资保护、司法协助、领事保护、社会保险等政府间双边、多边协定的签订，营造良好的对外投资保护环境。

　　第五，培育国外投资园区。单个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很难独自成功地规避跨国投资的政治风险。但如果在政府的组织、引导下，成立境外投资园区，将本国海外企业集中起来发展，就能形成合力，就能有效地防范风险。

　　第六，加强监督与管理。随着我国跨国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建议我国尽快研究制定境外企业监管条例，依法加强对跨国投资企业实施监督与管理。不仅国有企业，民营和其他性质的企业都要纳入监管范围。加强监管既是履行政府职责的需要，也是通过控制、指导、提醒，使企业免遭政治风险的需要。

　　第一，树立“双赢”、“多赢”的理念。跨国投资的中国企业要形成既自身得到发展，也促进东道国就业、技术进步、财政增收的利益共享理念。单边发展的思路只会引发东道国政府与民众的不满，最终酿成政治风险。

　　第二，做好投资前的铺垫。在政府信息的基础上，通过专业收购调查公司考察、分析东道国的投资环境，评估投资的政治风险，重点分析那些难以预测并可能使经营环境突然改变的各种主要政治力量;进行广泛宣传，使东道国了解本企业，尤其是国企要让别人明白自身的市场化程度和所在行业的开放度;在投资国承担一定的公益事业;与东道国政府和民众多交流接触;等等。

　　昨晚，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基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对华301调查报告，指令有关部门对华采取限制措施，拟对从我国进口的部分商品加征关税，涉及到的商品在2017年的进口额达到600亿美元左右，同时限制我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今天上午，商务部发布了针对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232措施的中止减让产品清单，拟对自美进口的部分产品加征关税，涉及的商品清单包含了7类128个税项产品，在2017年从美国进口额达到30亿美元。可以说，中美贸易战已经正式打响，虽然具体细则仍未出台，但预计将成为中美经济史上最大规模的贸易战。目前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已经首先波及到了全球金融市场。欧美股市大幅收跌，美国三大股指跌幅均超2.4%;亚太股市也全线下跌，沪指创1个月最大跌幅。中美贸易战也迅速成为国内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甚至有观点认为中美将开启新冷战。

　　目前中美贸易战的影响还相对有限，以当前规模估计，对中国今年GDP增速的影响低于0.1个百分点。首先，目前特朗普只是签署了备忘录，15天后将公布被加征关税的具体商品清单和实施措施，随后将有30天的公示时间，因此未来仍有一段时间的讨价还价期。其次，600亿美元的数字是指可能被加收关税的商品总额，而不是征收600亿美元关税，即使按照25%的高税率征收，也只会给美国带来150亿美元左右收入。目前我国商务部的反击也是比较克制的，计划加征关税的商品在2017年从美国的进口额为30亿美元，占美国对华出口总额的比重不到2%。第三，特朗普的高关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有限。据我们估计，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拉动中国GDP的增长0.64个百分点左右，而600亿美元占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不到15%，因此即使这些产品不出口，也只会拉低GDP增速0.1个百分点。并且，考虑到全球其他市场正普遍复苏，今年出口增速也不会大幅下降。因此综合来看，目前市场的反应是过度的。

　　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既体现了中国崛起背景下中美经济核心竞争力不可避免的正面对抗，更重要的也是特朗普争取政治资本寻求连任的重要策略。一方面，伴随着中国快速的经济成长特别是近几年结构转型升级加快，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分工逐步向着制造业上游前进，出口产品中的国内增加值比重已经从加入WTO时期的50%上升到了当前的三分之二左右。可以说，中美在经济领域的关系从合作互补正逐步转向部分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在此背景下，美国公开指责我国盗取美国高新技术，认为我国在推行不公平获取美国知识产权的战略，这次加征关税所涉及到的也主要是《中国制造2025》中确定的关键战略领域产品，这都反映了美国对中国在高端制造业领域崛起的担忧。

　　另一方面，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除美国税改外，其他经济政策出台或落实非常缓慢。今年美国国会将进行中期选举，对特朗普连任至关重要。2017年美国对中国贸易赤字达到历史新高，特朗普亟须通过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等兑现竞选承诺。对中国部分高新技术产品征税，也是为了获得相关产业所占选区的支持。因此，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的目的还是为了给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政府与美国合作，降低美国贸易赤字，以获得国内选票。

　　中美双边贸易结构决定了中国并不惧怕和美国打贸易战，贸易战对美国的伤害更大。第一，自中国加入WTO以来，极大的推动了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的一体化整合。今天中国出口的产品中有很大比例包含了其他国家的附加值。据估计，如果用增加值而不是产值计算，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将减半。比如，在美国售价999美元的iPhone X 64G手机，制造成本为378.25美元，虽然在中国最终组装和出口，但明确是来自中国大陆的附加值仅为14美元，大部分附加值来自韩国、台湾、日本和欧洲等地。因此，特朗普针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征税，韩国和日本等中间品供应国损失可能更大，对中国的影响远低于账面上的数字。这也是今天日韩股市大跌的原因。此外，由于大量制造业产品都在中国最终组装，导致美国市场高度依赖中国出口的消费品，当前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多数消费品占美国进口的比重超过三分之一，但占中国出口的比重并不高。

　　第二，与美国主要进口我国制造业产品不同的是，我国从美国进口的产品除了制造设备、高端汽车和飞机等制造业产品外，主要就是农产品(000061,诊股)和服务。我国对美国服务贸易是逆差的，比如影视文化进口和赴美旅游等。美国出口到我国的制造业产品往往是很难替代的，相关美国企业也与中国关系密切，因此美国的农产品和服务将是中国进行贸易战的主要对象。农产品和服务不同于制造业产品，产值中基本没有多少国外附加值，如果对其征收关税或限制进口，对美国本土的冲击会非常大。比如，美国大豆对中国出口占总出口比重超过50%，而美国出口的大豆99%以上都在美国本土生产。并且，不同于制造业市场化程度更高，农产品和服务市场在各国往往都是高度保护的，因此对农产品和服务进行贸易保护的政策选项很多，不仅关税一项。

　　中美贸易战从长期来看是难以避免的，对此不宜反应多激，有的人建议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激烈回击，甚至上升到国家尊严和政治冲突，只会把问题扩大化。中美贸易摩擦不会升级到不可控的地步，全面爆发贸易战的可能性仍然不大。中美之间在经济总量和产业链位置的差距在快速收窄，在人工智能、通信技术、新能源和高端制造等多个领域将展开正面竞争，国际贸易体系必然会有所调整，贸易冲突也难以回避。但是，当前世界全球化程度仍在不断提高，全球产业链分工下各国之间高度依赖，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中美贸易摩擦不会持续升级，经济和贸易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对话解决。

　　我们预计中国将提高美国出口的农产品、服务和传统制造业产品的关税，同时就双边贸易平衡问题与美国进行贸易磋商。中国政府已经开始研究限制高粱和大豆等产品进口的可能性，预计对美贸易战涉及到的领域会扩大到农产品、初级金属制品、金融业和旅游业等多个行业。如果美国继续加码，汽车和飞机等产品也有可能成为中国反击的重点。但是贸易谈判仍然是中美双方解决贸易争端的主要途径，谈判的结果可能是美国对部分高科技产品领域放开技术封锁，同时中国扩大对美国能源的进口，预计美国对中国能源出口占总能源出口的比重将从当前的5%提高到10%。

　　中国还会联合多个国家共同制定应对措施。中国将以美国主动发起贸易战为契机，利用WTO国际贸易协调机制，争取多方面支持，更加积极的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和调整。特朗普奉行的美国优先战略与西方国家一贯主张的自由贸易原则相违背，也不可能获得传统盟友的支持。

　　此外，中国不会采用人民币贬值或抛售美债的方式进行贸易战。小规模的美债抛售对美国影响不大，而大规模的美债抛售或人民币主动贬值并不利于资本账户平衡，也会引发资本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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