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政治清醒的考古学研究是令人怀疑的

郑瑟

　　记者日前从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了解到，以王建新教授为首的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2017年在乌兹别克斯坦拜松市拉巴特墓地发掘了52座墓葬，根据史料记载及墓葬文化特征专家初步判断，此处应为西迁中亚后的大月氏文化遗存。

　　据《史记·大宛传》载：“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公元前2世纪，古代月氏人在匈奴的持续军事打击下，残部被迫西迁。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寻找大月氏共击匈奴，最终开辟了从中国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

　　古代月氏西迁中亚是丝绸之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长期以来，对于月氏西迁之前的原居地，中外学术界长期存在几种不同观点。但对于大月氏西迁中亚后的居住地，即今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和塔吉克斯坦西南部，学界反倒没有疑义。

　　2016年，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西南的萨扎干遗址内发现了康居贵族的墓地。史料记载，康居位于大月氏的北部，这处墓地的发现将大月氏人的活动区域缩小到了萨扎干和阿姆河之间的区域。

　　2017年，通过对乌兹别克斯坦拉巴特52座墓葬的发掘以及对塔吉克斯坦贝希肯特谷地的调查，西北大学梁云教授研究认为，这一区域内在公元前二世纪末到公元一世纪初，存在着一种与周边同一时期的文明有所区别的文化。希腊文明首先进入了这里，之后又是贵霜帝国控制的区域，而夹在两者之间的便是大月氏人在此活动的时段。正是因时间和空间吻合，拉巴特墓地和贝希肯特谷地内的诸多遗址，应就是考古界寻觅多年的月氏文化遗存。

　　“拉巴特墓地的发掘以及月氏文化的认定，为月氏的考古学探索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已知点和出发点，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梁云说。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考古学者袁靖在今年两会上共提出6个提案，其中3个事关考古工作，包括尽快将境外考古明确定位为国家行为、调整基本建设考古中的考古收费制度以及制定考古工作野外津贴制度。大家称他为“考古代言人”。

　　但袁靖又与公众普遍认知的考古学者不同，从事动物考古的他，常常说起的不只是地层、断代，还有古DNA分析、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锶同位素分析……

　　和许多误打误撞或者被调配的大学生不同，袁靖是主动选择考古专业的。他觉得，考古学家可以通过文字之外的实物材料追寻人类的历史。1978年，在填写高考志愿时，袁靖便报考了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上世纪80年代末，已入职社科院考古所的袁靖去日本学习动物考古学。“这门学科在当时的国际考古学界相当流行，但在中国还没发展起来。回国至今，我所做的就是建设中国的动物考古学，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展科技考古的世界。”他说。

　　1993年，袁靖从日本留学归国，进入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先生组建的国内第一个多学科合作的考古队，发掘河南省渑池县班村遗址。袁靖的任务是整理、研究发掘出土的动物骨骼。在清洗一处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土坑里出土的破碎动物骨骼时，他发现这些几乎都是猪骨，拼对完成，居然是7头全身骨骼完整、年龄大小不一的猪骨架。俞先生感叹，我们考古人一直通过拼对陶片来复原陶器，但是通过拼缀骨骼来复原完整的动物，这是第一次。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快速发展，涌现出一批动物考古学者，并发表了众多研究成果。“这几年我们一直强调浮选，要求对特殊遗迹内的土壤过筛子，过去被忽略的小型动物的骨骼得到采集和保存。”袁靖说，这些宝贵的动物遗存，在探讨古代的生物研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与国外不同，中国的动物考古与史前社会的祭祀以及之后的礼制紧密相关。“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研究动物在古代祭祀中扮演的角色，其实就是研究礼制的形成。

　　袁靖介绍，“现在，除形态学和数量统计的研究之外，古DNA分析、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锶同位素分析都被用于研究随葬和祭祀的动物遗存，包括对动物谱系的探讨、对毛色和体质状况的区别、对食物结构的把握、对本地和外来物种的鉴定等等，全面提升了认知水平，这些认识，对于撰写和补充各个时期古人随葬和祭祀用牲的历史是十分有益的。”

　　令袁靖欣慰的是，他主持制定的《田野考古出土动物标本采集及实验室操作规范》，由国家文物局作为行业标准正式颁布，对于规范全国考古遗址中出土动物遗存的采集、实验室整理以及后期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动物考古是考古学的前沿学科，依托的是相当强大的科技考古合力。社科院考古所的研究室大多研究特定时代或特定区域，袁靖所在的科技考古中心则需要与全所的各个研究室合作，还要参与地方上的重大考古发现的综合研究。

　　在担任中心主任的10余年间，袁靖和大家共同努力，把中心建成了亚洲地区名列前茅的科技考古研究基地，在中国考古学界更是独树一帜。中心的人员活跃在中国大地的各个考古现场，同时，与美国哈佛大学、英国剑桥大学、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日本北海道大学等众多机构的研究人员有长期的合作，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把目光聚焦到中国。

　　“可以说，只要中心依据规划的思路向前发展，若干年内无出其右者。”袁靖说。

　　科技考古中心的实验室可以为任何一个考古遗址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夏文化最核心的代表遗址二里头，是迄今为止中心介入最多的一个遗址，这也使二里头的考古报告能够对那个时期进行最为丰富、最为翔实的描绘。

　　在袁靖的笔下，二里头遗址的时空、环境、生产、生活状态都有了直接的呈现——

　　它的绝对年代大致为公元前1750年至1500年;当时的气候温暖湿润，洛河改道，汇入伊河，使二里头遗址的北面与邙山连为一体;居民在土质肥沃、距离邙山不远、濒临伊洛河的二级阶地上建立居住地;当时人的健康状况较好……

　　一位历史学家感慨：如果我们所有的考古遗址都能有这样清晰的报告，就能对不同区域的文明形态进行具体的比较，全面揭示中华文明发展的轨迹和内涵。

　　现在，袁靖有了一个新舞台：担任复旦大学新成立的科技考古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袁靖很喜欢这个舞台，因为他可以系统梳理那些放在自己心中很久的人与动物的故事，把它们讲给复旦的本科生听。

　　“动物进化的故事是由古生物学家来讲的，而人和动物相处的历史则要由动物考古学家来叙说。这其中的各种故事，想一想都很有趣。”袁靖认为，历史研究就是讲一个好故事，并赋予它意义。“我正在构思的一本书叫《与人同行》，专门讲述距今1万年以来人与动物的故事及其背后的含义，动物考古学家有能力把这个故事讲好。”

　　袁靖很忙，除教学外，他还有新的科研计划，“我们已经与分子生物学的学者商定合作研究。把距今10000年至距今4000年这个时间段，划分为1000年一个单位，挑选不同地区、不同时段的狗骨遗存，开展包括古DNA在内的多项研究。放眼世界，以这样的时间尺度、空间范围和文明持续发展为背景，开展独立研究，只有中国有条件。我们的研究结果一定会引起世界瞩目。”

　　考古学家在公众心目中自带神秘色彩，浑身上下，里里外外都是谜。“中国考古网”众多栏目中，“考古人物”的浏览量最大。由网站访谈修改增补结集出版的系列丛书《考古学人访谈录》也已经出版到了第三集，这应该与读者探秘解谜的热情密切相关吧。

　　这一集中的访谈嘉宾有与罗布泊沙漠中小河墓地“静静地躺在那里”“装饰的羽毛都还十分鲜艳”的死者相对无言，在静寂中感受到“小河墓地如同一个时间胶囊，封存了小河人死后埋葬的所有信息，那么真实，那么美”的朱泓教授;有在陕西师大喧闹的校园中发掘出大唐长安城“天坛”的安家瑶研究员;有在“铜雀春深锁二乔”的曹魏之都邺城常年主持工作的朱岩石研究员;也有在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寻找到头枕马鞍，与长弓和装满劲矢的桦树皮箭囊长眠的鲜卑人的刘国祥研究员……主角响当当，应该不会令对考古学家的传奇发现充满好奇的读者失望。

　　其实，正如杜金鹏研究员在访谈中描述的，考古学家面对的也是一个个“谜”--“有时看上去像是‘猜谜’，其实最终是要‘破谜’‘解谜’”。“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苍苍茫茫、浩浩荡荡的人类文明发展史，要依靠残存的零星物质遗存去缀合、构建、释读，谜题之多可想而知。考古学家要面对枯骨想见其朱颜，身在废墟而心怀其壮观，他们破谜、解谜的经历，常常比令人惊叹的考古发现更加动人。

　　有的谜很小。比如，令刘莉教授着迷的长江下游史前时代流行的大三角形石器，到底是不是石犁?距今9000年的浙江上山遗址的水稻，有没有“小穗轴”这一人工栽培的标志?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磨盘，是用以磨小米、水稻还是磨橡子的?有的谜又非常宏大。比如高星研究员关注的我们的祖先是本土古人类连续演化而来，还是20万年前出自非洲的一位女性?

　　解谜最基本的方法是在田野发掘中对蛛丝马迹的悉心梳理。赵辉教授是此中高手，主持进行的良渚文化普安桥遗址发掘已成经典，两个月只向下清理了10公分，终于辨认出良渚人房屋的柱子和墙槽。当然，各种自然科学手段的应用也必不可少。朱泓教授就主持建立了我国第一个考古专业的古DNA实验室，以最前沿的科技开启尘封数千年的“时间胶囊”。

　　对我们的文明波澜壮阔的形成和发展历程的重建则需要从形而下的资料上升到形而上的理论思考。比如，林沄教授从金文“王”字如斧钺的形态，阐发军权在王权形成中的作用;又比如，赵辉教授由对良渚文化特质的认识，引申出关于对各地区的史前文化进行“历史主义研究”的倡导，在纵览各地文化发展演变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再如，李伯谦教授因淮河岸边、涂山脚下禹会村的重要发现，激发出对“禹会诸侯于涂山”这样的古史传说与考古研究关系的探究。

　　书中的李伯谦、林沄、赵辉、杜金鹏、刘莉和罗泰都是中华文明起源这一最让中国考古学界着迷的问题的核心解谜人物，他们的访谈如口述学术史，为读者了解考古学家倾力重建被古史辩派质疑的中国古史的心路历程提供了真切而生动的资料。

　　20世纪80年代初，是中国考古“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的美好时光。在北大哲学楼座无虚席的大讲堂，以哈佛大学教授身份来访的张光直开设“考古学专题六讲”，为中国考古学界带来“聚落考古”等新鲜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在文史楼的教室里，苏秉琦讲述着他的“区系类型”模式，试图冲破束缚中国古史重建的“大一统怪圈”。严文明意在建立史前文化格局与历史时期中国密切联系的“重瓣花朵”模式也在形成。当时正在北大求学的赵辉对那段时光的娓娓追述令人心旌摇动，悠然神往。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第一次以多学科结合的国家级课题的形式探索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重大尝试，虽然引起热烈争辩，但意义深远。杜金鹏研究员先后担任被认为是早商都城的偃师商城和推测为夏代后期都城的二里头遗址的负责人，身在精彩纷呈、激荡学界的夏商分界论辩的前沿。他的叙述让我们对那场论辩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他对关键遗迹叠压打破、发展演变关系如数家珍般的引用，也展示了断代工程第一线的考古学家以扎实的发掘资料构建古史的执着和严谨。

　　打开访谈录，是走入考古学家们的内心世界，分享其精彩人生的最好方式。他们走上考古之路的故事各不相同。1969年，15岁的刘莉从家中偷拿出户口本报名，踏上去陕北插队的列车。她在铜川的兵工厂做了7年铣工，只生产两个零件。贫乏的生活中，偶得童恩正先生以寻找神秘的巴文化为题材的小说《古峡迷雾》，发现考古就像福尔摩斯探案一样，于是立志像书中的考古学家一样寻找失落的文明。小学毕业后在街上玩了一年的赵辉，受到“做得一手好古文，写得一笔好字”的邻居老教授的影响，产生了对考古的向往。他们的术业各有专攻，专注于石器、陶器、玉器、铜器、玻璃器、人骨、居室、祭坛、墓葬、宫殿、城池等等一切我们祖先的物质遗存，探寻着中国现代人的起源、定居农业的出现、“最初的中国”的形成、早期国家和王朝的兴起、都邑制度的发展等学术课题。

　　他们身上也有考古学这一特殊学科赋予的特殊气质。比如，对田野生活的热爱，对从基础材料出发的客观研究的坚持，“水滴石穿，绳锯木断”的沉静从容，在学术探讨和现实生活中的直率和坦荡。又比如，对文化遗产保护和弘扬灿烂文明的使命感。林沄先生访谈中对前辈师长的敬重和对同学的“侠义”，是他所在的吉林大学考古系的“家风”，也是考古这个行业的可贵传统。

　　很多在村屋草舍之中，酒酣耳热之际可以彻夜论道的考古学家们，遇到访谈邀约却总是推脱。“不求闻达于天下”也是这个行业的传统之一吧。本书中这些访谈能够呈现在读者面前，实属不易。赵辉老师的访谈是我做的，约了好多次，最终完成于我们共同在中美洲考察的行程中。在墨西哥瓦哈卡州蒙特阿尔班丘遗址附近一家西班牙殖民时代风格的旅馆中，我们从第一次亲历中美洲文明的震撼谈到中国文明探源的过去和未来。那一次畅谈，令我对考古学的理解和热爱得以再次升华。

　　考古学探索什么?考古学科学吗?考古学如何“透物见人”?如何理解考古学的“人文转向“?……

　　这些问题涉及考古学最基础的内容，还涉及我们的认识论，即我们如何看过去，如何看过去遗留下来的物——考古材料。陈胜前教授的学术随笔《思考考古》即是写给有同样思考精神的人，是对考古学本身的进阶探索与反思。作者由日常生活和教学中遇见的问题得到启示，探讨了考古学的意义、考古学探索的对象、考古的作用、考古学理论、中国考古学的断裂与发展现状等热门问题。并以辽中京、大山前、白音长汗等耳熟能详的考古遗址作为案例，进一步阐释了考古学如何“透物见人”。

　　考古与盗墓

　　参加某个讲座，有学生问考古与盗墓有什么区别。幸亏他不是学考古的学生，否则，这个问题的潜在意思就是，考古与盗墓有区别么?考古就是合法的盗墓而已，盗墓则是不合法的考古。官方的说法是，考古是科学，盗墓是破坏科学。考古如何科学呢?盗墓又何以破坏了科学呢?考古与盗墓之间有没有关联呢?

　　王子今先生写了本《中国盗墓史》，全面回顾了中国自古以来各种各样的盗墓。不是所有盗墓都是非法的，据说曹操就曾经设立过“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官职，专门主管盗墓。盗墓的历史极其悠久，没有考古的时候就早已有了盗墓。先秦已有盗墓的记录，秦始皇营造陵墓的时候都要考虑防盗。我们通常说金石学是考古学的前身，然而那些青铜器、碑铭、砖瓦等来自哪里呢?大部分恐怕都来自盗墓，只是我们不能说盗墓乃是考古学的前身，说盗墓孕育了考古学也不合适。但是如果说没有盗墓，就没有考古学，好像还是有点合理的。

　　当然时代变了，如今我们已经拥有了考古学，盗墓应该告别这个世界了。最简单的理由就是，如果有盗墓的话，还要考古干什么?假如把现代的背景换成古代，那么考古的那个位置正好是古代盗墓的位置。所以，把考古与盗墓相提并论也并无不可，只是它们是不共戴天的关系。但是，当代社会是一个科学社会，科学没有首先发端于中国，所以从科学的角度来理解多少有点陌生。当科学已经在全世界普及的时候，盗墓的位置已经为考古所取代，此时的盗墓就是考古最大的敌人!

　　在考古学还没有诞生的时代，盗墓是发现古物的基本途径;即便是现代，盗墓通常也是暴露考古遗存的途径之一。次之，盗墓造就了某种财富，把古代的遗留视为财富，这是一种社会的构建，也就是说不是从来就有的。古物成为财富，不仅可以用于交易，而且可以传家。文物无价，增值潜力巨大，这也助长了盗墓之风。对于我们考古研究者来说，倒是很需要思考一下，古物的价值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它们无价。盗墓者得到的是现实社会的金钱，而最后收藏古物的人获得的却是另一种财富。宋代金石学大家吕大临有言：探其制作之意，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宋代文人从古物之中追寻三代的政治文化理想。因为文字记载太少，古物本身以一种直观的方式记载了三代时期的风尚。最后，按王子今先生的说法，盗墓本身也成为一种文化，在中国这是一项历史悠久的活动，盗墓与反盗墓来回斗争，其间承载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观念、社会背景关联等。

　　为非法东西做了一点辩护不等于说承认它就是合理的。在没有考古之前，盗墓的确间接地催生了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古物之学，但是科学考古诞生之后，盗墓就在不断地破坏考古的根基。盗墓有什么害处呢?它的害处不是仅仅因为它违法，最主要的是它破坏了考古材料的关联。考古材料就像一句话，它离开了情境关联就会变得不可理解。最基本层次的关联就是考古材料是时空关系，也就是考古地层，考古材料的水平分布与垂直分布，不同考古材料之间的相对关联。就像犯罪现场，任何破坏或干扰都可能导致重要信息的损失，以至于案件再也无法侦破。盗墓人为地破坏了考古材料的现场，盗墓者的目的非常简单，仅仅需要那些当时值钱的东西，其他东西都不重要，他们可能用汉墓中的竹简当火把，殊不知他们破坏了极其珍贵的古代文献，而他们寻找的金玉之器，反而价值有限。对于一个原封未动的墓葬来说，本来它可以讲述很多故事的，如年轻夭亡法老图特哈蒙的墓葬，它保持了一段完整的古代埃及历史，而那些被盗掘的陵墓，所能获取的信息就十分有限了。所以说，盗墓是科学考古的仇敌。

　　曾几何时，考古研究者向盗墓者学习，洛阳铲就是盗墓者的发明，现在也是考古者的利器。盗墓者的技巧就是识别土质土色，哪些土被扰动过，哪些土是生土，通过洛阳铲钻探取样可以识别出来。这也算是盗墓者对现代中国考古学的一大贡献。自从中国走上市场经济之后，盗墓之风又兴盛起来。考古学者编辑的《文物地图集》不料成了盗墓者的线索，考古学者编著的书籍也成了盗墓者的基础，这可能都是考古学者们始料未及的。

　　盗墓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它引发的问题是值得思考的。一个简单的现象就是，盗墓者能够满足社会存在的某种需求，几乎可以做到需要什么就盗什么，“服务精神”惊人。文物机构出售重复文物或许并不可行，文物借阅的想法是否更疯狂呢?据我所知，文物借阅一直都是存在的，当然限定于某个阶层中，这说明借阅是可行的。文物是有关古代的信息，就像图书馆一样，应该是可以提供借阅服务的。如果经常能看到，何必一定要据为己有呢?既然某个阶层能够保证安全，没有理由认为其他社会阶层就必定不靠谱。盗墓的存在让我们知道的一点是，人们存在文物鉴赏的需要，盗墓分子以非法的手段满足了某些人这样的需要。

　　当代考古学非常强调科学，强调考古材料的科学价值。然而，这里我非常想强调一点，考古材料(即古代遗物与遗迹)不仅仅具有科学价值，它们还具有文化意义。比如一件碑刻不仅仅是史料，包含年代、社会历史状况等信息，它可能还是一件书法作品，反映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倾向，传承文化传统的意韵，前者是科学，后者是文化。记得美学家宗白华讲过一个自己的故事，他收藏过一尊佛头像，非常喜欢，他因此自称“佛头宗”。抗日战争时期，他不得不把佛头埋起来，抗战胜利后又挖了出来。这样一尊佛头，由于离开了出土关联，科学价值有限，其意义主要是文化艺术上的，但是这样的意义还是非常宝贵的。就当前考古学研究而言，多注意科学价值，而忽视文化意义。考古材料发掘出来，研究完成之后，基本就是束之高阁，从此难见天日。对于绝大多数不研究考古学的民众来说，考古学的科学价值远不如文化来得亲切。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这样的目标如何来实现呢?考古学恐怕还需要发展更多注重文化意义的研究，尤其是在史前考古领域。

　　Q：

　　考古学科学吗?

　　课上课下都有同学质疑这个问题：考古学科学吗?原因多是因为大家发现田野考古实践工作充满了主观性，从地层的划分到遗迹单位边界的确定，从器物的定名到器物的描述，如此等等。研究者可能因为一时心情不好，或是不认真，或者仅仅是因为当时没有看出来(事后几乎没有可能去修改所有原始记录)，错误也就铸成了，这些材料就成了客观的实物材料，被用来检验各种观点。

　　还有更深入的质疑者比较考古学与经典科学(数理化天地生)的区别，他们发现科学都有自己的原理与理论，如物理学有牛顿的三大定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地质学中有板块构造理论、大陆漂移理论，生物学中有进化论、基因理论等，这些经过了众多检验的理论可以用来解释更复杂的自然现象。考古学研究产生了什么带有普遍性的理论呢?得不出规律性认识的学科能够称之为科学吗?也许正是因为意识到这一点，宾福德提出考古学要向人类学的方向发展——人类学是有理论的，虽然它的理论是不是科学理论还有颇多的争议。

　　纵使我们就考古学是不是科学可能形成不了共识，至少我们的思考能够深入一些，知道我们应该向哪个方向努力。首先，我们需要讨论一下什么是科学，科学与伪科学的关键差别在哪里;其次，我们需要了解考古学是彻底的不科学，还是部分的不科学，考古学的科学性是否有层次之分;再者我们也许应该区分究竟是考古学不科学，还是中国考古学不科学，还是中国考古学中的某些实践不科学;最后，我们也许应该回答科学是否是人类唯一有价值的认识论。

　　什么是科学是个难以简单回答的问题，推荐大家看看马修·约翰逊的《考古学理论导论》第三章“作为科学的考古学”，广义的科学定义视科学为知识的理性积累，那么考古学自然是科学。但是狭义上哲学家们至今就科学的定义也没有共识，极端强调客观的有实证主义，认为材料必须绝对是客观的，要剔尽主观性;极端强调主观的有费耶阿本德，他根本就不相信什么科学方法，所谓的科学方法都是成功者的经验总结，从来都不可能复制，最好的方法就是不依从什么方法。

　　我们不能准确地给科学下一个定义，不等于说大家不知道科学是什么。科学与巫术的区别还是一目了然的，“它们之间的区别不在于想要的结果或希望达成的目标，而在于程序。科学通过一种程序或方法，通过它能够得到可测的结果。每当程序出错，它就会自行纠正。科学有效运作的关键在于符合准则、有条理的思考，且坚定承认实验必须是可重复的”1。也就是科学的核心不是说科学不犯错误，而是能够通过批评争鸣，以及不受压制的自由研究来纠正错误。以这个标准来衡量考古学，应该说还是合格的，皮尔敦人骗了考古学家几十年，最终被揭穿了;藤村新一造的那么多的假石器，最后还是露出了马脚。对于不满当前研究的青年学生而言，重要的也许不是理想的幻灭，而是对真理无悔的追求。也许今天你不能做到那么准确客观，但是我相信你终究有一天是可以达到的!

　　考古学发展到今天，颇有一些分支已经与自然科学融为一体，从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分子考古到地质考古、绝对年代学、生态考古等，考古学至少有几分科学色彩了。所以说从研究考古材料层面上来看，考古学家研究材料的形成过程、材料属性，面对的是相对客观的对象，考古学可以说是科学的。也正因为如此，有考古学家愿意把考古学看成是研究考古材料的科学。

　　但是，大多数考古学家是不愿意这么做的，他们还是希望通过考古材料重建人类历史，重建人类的行为，于是这就要求考古学对考古材料进行解释。解释考古材料能不能归属于科学呢?显然，这些考古学家相信发生过的事是客观存在——无论我们知不知道，即解释可以无限接近历史的真实，但谁也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已经找到了历史的真实。这与自然科学研究的直接检验是有所区别的，所以我把解释层面的考古学视为亚科学状态。后过程考古学家则主张多元的阐释，认为不同立场阐释都具有合理性，如男性与女性、中央与地方、社会上层与下层、殖民者与土著等，根本就不承认存在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真实，即便有也毫无意义。从这个角度上说，考古学就不那么科学了，但同样合理。

　　再一个问题涉及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问题，大部分年轻学子批评的、失望的不是笼统的考古学，而是中国考古学的现状。中国考古学秉承地层学与类型学两条腿，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这两种方法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了，曾经还是高科技呢!现在出了什么问题呢?任何研究方法都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经济学上，边际效应递减应是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连续等量增加一种要素的投入，达到一定产值后，所提供产品的增量下降)的问题，刚开始时，解决一些相关性很高的问题，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问题越来越困难，方法的效用也就不如从前了。

　　还有一点更加关键，即任何方法的应用都存在一个适合度。真理与谬误只有一纸之隔，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如运用地层学区分基本的地层单位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要用它来复原灰坑开口的原始形状，就勉为其难了。用类型学建立相对年代早晚有合理之处，但用来划分一个个明确的历史发展时期，就未免有点匪夷所思。再如石器的类型，基本的区分还是比较可靠的，但搞到繁复又无意义的详细分类时，也就走火入魔了。怎么知道适合度在哪里呢?主张某个方法的人定然认为它放之四海而皆准，科学的方法是通过批评纠正其中走过了头的地方。批评争鸣是不可或缺的。再正确的方法离开了其适合的范围也都会成为谬误。

　　最后一个问题，科学是唯一正确的认识论吗?应该承认科学是我们人类目前已知的最有效的认识论。只有科学的才是正确的说法是科学主义的态度，而非科学的态度。对于中国的学术界而言，科学主义与反科学观念是两种截然相反但又普遍流行的思潮。科学主义者将科学视为正确的代名词，认为任何非科学的东西都应该被取缔，中医自然难以豁免，连哲学也最好科学化;反科学者相信科学已走到了末路，指望一套类似玄学的东西能够取而代之，也是痴人说梦。考古学希望采纳的是科学的态度，崇尚理性，追求真理，尊重客观，符合现实。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Q：

　　考古学的真实性

　　真实性是当代考古学的最大挑战。

　　这是一个需要从多个层面或角度进行思考的问题。不少学生放弃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发现考古学似乎太不可靠，尤其是在实习之后。他们发现对于遗迹、地层、遗物等的判断都有很大的主观性，比如说，为什么遗址中总有那么多的灰坑?为什么灰坑总是那么圆?按土质土色手感来区分地层，为什么每个人的划分都不一样?什么叫在居住面上?什么叫在房屋的填土里?如此等等的问题都很难回答。总之，考古材料是由一系列的判断构成的!自己的发掘尚且如此，别人的发掘就更难说了。即便是整理考古材料发表发掘报告的人，他所亲手发掘的东西也是非常有限的。至于说其他研究者所基于的“第一手材料”实际上不知经过了多少次判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考古材料就像文本，就像是被人们反复编撰的书籍一样，每一步都掺入了工作者的主观认识。因此假装考古材料是客观真实的没有什么意义，我们需要做的一方面是如何尽可能地避免这些主观性;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能避免这些主观性，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研究这些主观性。当代考古学在这两条路上努力，但是这种分裂式的做法还是受到批评的。世界并没有主客观之分，人为的划分是一种割裂，而合在一起又必然是主观的或是所谓唯物主义的。

　　就考古材料性质所发生的争论就如同哲学的本体论一般，或者说这个问题就直接涉及哲学的本体论，世界存在的本质是什么?是客观实在?是人类认识或理念?还是其他的东西?考古学探讨的实际上哲学也在探讨，虽然对于大多数考古学家而言，这些问题应该留给哲学家去思考，考古学研究实物遗存就行了。然而，本体论的探讨涉及考古材料的性质与范围，它是否真实?它是否应该包括人们的认识及其背景?

　　当代考古学的下一个关于真实性的问题是认识论上的，即我们何以知道考古材料所能反映的问题。目前我们最能够相信的是科学，而究竟什么是科学，以及科学方法的本质应该是什么，我想很少考古学家会关注。广义与狭义的科学范围相差甚大，从严格的逻辑实证主义到社会构建论，科学也在被解构。在科学方法之外，后过程考古学提出“反身的方法”(reflexive method)，综合社会各个层面的认识，就如同解读艺术作品那样去解读考古材料，认为多样的解读是同样合理的，最终哪一种解读占主导地位取决于社会潮流，而且认为所谓科学的方法同样也是如此的。究竟哪一种认识更加真实可靠呢?也许你就不应该这么问!总之，考古学家需要认识论，需要从认识论上去反思与构建。我们如何才能得到真实的认识?

　　在考古学的操作中，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考古工作真正有意义?考古学在发展过程中深受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商业主义等潮流的左右。究竟什么样的工作是对的，什么样的工作是错的呢?考古学的真实性在这个层面上是伦理学的问题。如今我们说考古学应该服务于公众，谁是公众呢?所有的公众需要都是一样的吗?

　　近代考古学的形成与民族国家兴起关系紧密，如提出三代论的汤姆森就有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结。随着民族国家观念的普及，考古学参与到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构建之中。与此同时，在近现代帝国主义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中，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后发国家应对现实压力的必然反应，脱离这样的关联来考虑中国考古学的思想观念，自然是偏颇的。考古学家对于政治可以敬而远之，但是它的影响并非不存在，所以，缺乏政治清醒的考古学研究是令人怀疑的。

　　以上我从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与政治哲学四个角度谈到了考古学的真实性，这四个角度也是哲学的四个分支(还包括一个美学)。也许这样的分析可以让大家认识考古学与哲学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哲学思考对于考古学家来说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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