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其书且知其人”

郑瑟

　　众所周知，治史须从目录学入手。以往治中国史者在撰文以前通常都会查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或《书目答问》等书，从中了解有哪些人撰写的哪些书是在自己所撰论著范围之内，然后翻阅并用卡片记下自己所需材料，在撰文时加以征引。这样的做法不是不对，可是未必精准，有时征引之文竟为断章取义。作为20世纪蜚声海内外的史学家，陈垣先生的方法与此不同，他要求“读其书且知其人”。这对于今天治史仍有重要启发。

　　读其书且知其人，这样的要求有来由吗?孟子说:“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这就是说，大凡善士或优秀学者，从共时性的层面而言，需要也能够与一乡、一国、天下之善士或优秀学者对话和交流;从历时性层面而言，需要也能够与历史上的善士或优秀学者对话和交流。而与古人对话和交流，则唯有颂其诗、读其书;颂其诗、读其书，则必论其世而知其人。这样读书，与翻检个人一时所需材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治学路径，其效果亦必不同。

　　上述孟子之言，其实孔子也曾以不同方式论及。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这里的“文献”，现在一般都当作文书来理解。不过，这样理解并不完全符合孔子所言之本义。“文献”中的“文”表示的是文书典籍，而“献”的意思则是“贤者”。何晏在《论语集解》中引郑玄注曰:“献，犹贤也。”“献”作“贤”解，亦数见于《尚书》，如《尚书·益稷》上有“万邦黎献，共惟帝臣”，《尚书·大诰》上有“民献有十夫”，《尚书·酒诰》中也提及“殷献臣”“越献臣”。

　　如果认为这样的解释仍然不够具体，那么，请看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的说明:“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常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及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这就与陈垣先生的历史文献学很接近了。

　　提出“读其书且知其人”，体现了陈垣先生对史料全面掌握、审慎考辨的态度。他屡次提出，研究史学的人，不论撰述什么问题，在史料上都要尽量“竭泽而渔”。那么，我们应当怎样理解“竭泽而渔”呢?现在，提出几个主题词，上网一查，然后逐条录下，这岂不就是一网打尽、“竭泽而渔”了吗?其实，这是把网络当成涵盖一切史料之“泽”。事情真是如此简单而便利吗?恐怕这“捷径”有用于一时，却妨害了治学者走上看似迂曲而实际最有效的正途。网络不是无用，但人脑应该先于电脑而动，电脑应该协助人脑为用，千万不能以电脑取代人脑。治史尤其如此。

　　陈垣先生所说的“泽”，就是治史者所必需的史料或史源，它们汗牛充栋，像一片望不到边的水泽或海洋呈现在我们面前，初看时简直无从下手。当然，查看目录著作中的史部目录，或者上网检索，都能帮助我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可是，史学研究的发展自然也必须有其横向扩充(博大)与纵向深入(精深)的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有能力看清自己研究所需的史料或史源之“泽”的内在结构及其与外部水源之间的相互关联。这样的“泽”首先是具体、明确而有限的，从而是可以“竭”的，在此限度之内是可以“竭泽而渔”的;再则，这样的“泽”又并非一潭死水，只要能看到它与外部的关联，就可以不断在更广阔的领域深入发展。可见，陈垣先生所提倡的“竭泽而渔”不是随意说的，而是把史源学中“文”与“献”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看透彻了，并且在自己史学研究实践中深有体悟之后才严肃提出来的。张之洞说，“牵连钩考，其益无方”;从已知之书、已知之人寻探未知之人、未知之书，“自可因缘而知之”。这几句话可以说是被陈垣先生看透了、用活了。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自创立以来，就处在与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斗争之中，也正是在这种斗争中唯物史观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并不断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倡导的“自下而上”的治史方法，是对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体现了唯物史观的科学真理性和强大生命力。

　　所谓“自下而上”的治史方法，就是从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群众的立场出发，通过人民群众的视角展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彰显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揭示人民群众对上层社会结构产生、变革以及对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努力为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自下而上”治史方法的现实基础、内在生命力在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而它的思想来源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和立场：马克思、恩格斯曾反复强调，从事物质生产实践的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自从阶级产生以来……有一件事是很明显的，无论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发生什么变化，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自下而上”治史方法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呢?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希尔顿认为：“如果从下往上看而不是从上往下看历史，我们就有可能获得整个社会和国家的较为确切的图景”。“自下而上”治史方法为的就是获得历史“较为确切的图景”。

　　注重“自下而上”看历史，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从底层民众自身的视角出发去考察他们自己的生活，展现人民群众真实的生活与斗争。正如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勒费弗尔所指出的，“未来的历史学家如果决定要自下而不是自上去考虑事件的话，那么应该把研究经济、社会放在首位”。事实上，阶级分析法并非从外部强加的对历史的任意剪裁，而是人民群众自己对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阶级分化这一根本性问题的能动、自觉把握，是人民群众对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以及所掌握的改造世界力量的清醒认识。阶级分析法是“自下而上”治史方法的根本立足点和评价标准。一些史学流派虽然也宣称他们关注底层民众的社会意识，关注底层民众在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的自我表达，但这却是以牺牲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联系为代价的：底层民众在经济层面的要求与主张总是被有意回避或者干脆删除掉，社会底层仅仅是被动的存在，是被上层社会所俯视的愚氓。这种偏见从根本上说是不相信人民群众拥有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

　　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为他们所建构的以底层民众为主体的历史叙述。在这种历史叙述中，历史发展的动力是“自下而上”产生出来的，人民群众才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真正动力，推动着历史发展进程，上层社会的结构与发展也不可能独立于这个进程之外。尽管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力量是有差异的，但历史的发展、上层社会产生与变化的动力只能是这些差异性力量的合力。需要指出的是，“自下而上”的治史方法并非就要排斥“自上而下”去观察历史，但这种“自上而下”不是从统治阶级立场出发的精英史观，而是关注统治阶级在底层社会所留下的影响，强调从政治动态发展的角度考察作为主体的人民与阶级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历史的主体仍然是人民群众。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自下而上”治史方法的坚持，决定了他们的研究必然是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曾创办了《过去与现在》杂志，就是希望能面向一般群众、劳工群体写作。对于他们来说，研究成果是否为劳动群众所喜闻乐见，并不只是一个写作形式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为谁而写作”的问题。对于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来说，人民群众并不只是史学家的研究对象，还是史学家进行历史研究的动力，更是史学家进行历史研究的目的所在，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也必须经得起人民群众的检验。

　　荣新江:写札记是治史的好传统

　　学习历史的学生，在治学时不一定要连篇累牍地撰写出长篇的学术论文，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在读书过程中，能抓住灵感、心得、发现、联想等，写成笔记，在有空的时候，把笔记加以丰富，写成正式的学术札记。

　　这些札记不一定马上能够达到发表的水平，但积累下来，是一笔宝贵的学术财产，在将来的学习和研究中会有相当大的帮助。历史学在某种程度上是靠积累的，谁积累的丰厚，将来的成果也就更多，札记是积累的重要方法。

　　对于渴望进入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学子来说，本书几乎是手把手地指明了入门的途径。举凡古籍、石刻、简帛、文书、图像以及今人论著、刊物都有它们的翻检之道，而对版本与校勘的把握、考古新发现的追踪，则有利于学识的积累和更新。更进一步的学术论文写作也有它的一定之规，容不得半点虚假和取巧。

　　现在许多学术期刊非常欢迎短小精悍的文章，这些文章实际就是好的札记。文章有时需要完整性，而札记则不然，是有新知、新意才有感而发的，所以内容不一定非常全面，但更有可读性。札记一般都是考证性的文字，所以不必特别地加以修饰，用最短的文字，写明白自己要说明的问题。

　　在《唐研究》第9卷长安专号上，我发表了一组读书班的《隋唐长安史地丛考》札记，其中有些可以作为新来的研究生写札记的样本，这里举蒙曼的《隆政坊富商索谦宅》一条为例：

　　《大唐故索处士(谦)墓志铭》：“君讳谦，字文纲，敦煌人也。……父韩，隋掌设府车骑将军。以永徽六年(655)岁次乙卯六月己亥朔三日辛丑，春秋卌六，卒于隆政里。”(《全唐文补遗》3，355页)

　　墓志称其“富埒陶白，资巨程罗。乍开通德之门，交接简通之彦。时置候宾之驿，家富秦赵之声。虽卓郑之雄华，朱宁之汲引，此之数子，其何足云。”隆政坊(布政坊)靠近西市，西来逐利的商胡聚集，索谦原籍敦煌，而“优游三辅”，其敦煌之出身，便于其与西来商胡交往;而宅近西市，且经营有方，最后成为长安巨富。索谦无任何官职，可谓长安商人之代表人物。

　　蒙曼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唐代的禁军，所以仔细地阅读唐代墓志资料，在检索禁军材料的时候遇到这样好的商人材料，肯定不会随手翻过去的，写一条简短的札记，提示自己，也奉献别人。相信对于研究长安、唐代商业史等方面是有参考价值的。

　　最好的札记样板应当说是周一良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内容方面大的有史事、制度，小的则只关于一个字、词。在周一良先生对魏晋南北朝史的贡献中，这部《札记》应当是和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相辉映的。

　　其实，写札记的作法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旧史家许多都是用札记的形式来展现自己的学术成果。比如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生都应当阅读的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等，还有清人的许多文集和笔记、日记中，都有很多学术性的札记。

　　写札记比较零散，如果发表的地方也比较分散的话，容易被人所遗忘。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所写的札记，按照一个系统排列起来，归到一种书或一个主题下面。像上面提到的札记都是针对正史的，利用正史的人都知道要看这些札记。

　　冯尔康：信息时代治史方法浅谈

　　在信息时代，史学研究需要秉持什么样的态度?在搜集史料更加容易的情况下，如何提升研究质量?怎样开拓史学研究新领域?诸如此类问题，非常值得探讨。

　　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给史学研究带来了很大便利：数字化文献检索使史料的搜集极其快捷而且相对完备，可以快速检索到大量资料;珍本图籍的数字化，对学者穷尽资料意义重大;研究中从抄写卡片变为下载资料，省时、省事;等等。但是，搜集史料方便了，并不意味着写论文、出专著就容易了。如果没有严肃的治史态度，而是“玩”史学，就不可能有传世之作。

　　对于数字化史料，我们应有正确的态度，这样才能提高研究质量。首先，注意史料的准确性。对数字化史料需要辨别讹误，在引用时核对原书文字是必不可少的，这种功夫不可省。对史料原作者、图书版本亦需有必要的了解。其次，增强理解史料的能力。信息时代史料搜集容易了，但往往不如阅读纸质书籍来得细致，不如抄卡片时那样动脑筋。如果对数字化史料未加细致思索，就难以理解史料所反映的史实并把握其实质，更谈不上厚积薄发。最后，致力于田野调查。史学研究者不宜忽视田野调查，即使研究古代史也同样需要。比如，中国历史上北方、东北少数民族屡次入主中原。研究者如果不去蒙古草原、大小兴安岭实地考察那里的生态环境、人文环境，光靠文献资料很难准确理解那些部落、王朝的兴起。由此可见，在信息时代，传统优良学风需要继续发扬，史学研究需要在传承传统研究方法基础上创新。

　　信息时代，史学研究仅仅着力于史料搜集的改进和创新是远远不够的，它还要求研究者有新的问题意识、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向。人类社会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人们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改变?人类未来将是什么样的?这类宏观问题时刻萦绕脑际，会让我们不断拓展史学研究的新领域。从社会史的角度看，当前可以关注以下几个研究方向。

　　关注以人为本的历史。尊重社会个体“人”的历史，研究人的生命史和日常生活史;研究生存环境史与生态环境史，包括政治环境、人文环境、自然环境、经济生产、社会风俗;研究医疗卫生史，包括身体史、卫生史、医疗史、生育史、死亡史等。

　　关注家庭演变史。已有学者指出，西方社会现在正面临“去家庭化”的挑战，非婚同居、同性婚姻现象已司空见惯。中国情况不同，在“家庭化”趋势下，家族会、宗亲会、修谱活动频频出现，修谱在纸质本之外还创造了网上修谱。在现代化进程中宗亲活动并没有消失或沉寂，这些活动在信息时代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这是对宗族史、家庭史研究者提出的新课题。

　　关注第三产业大发展形势下人的活动史。信息时代，人类体能消耗减少，某些身体机能甚至出现衰退趋向，于是体能锻炼、刺激性娱乐和探险活动应运而生。同时，网络文化开始盛行，通俗文艺大行其道。诸如此类现象，都是人的活动史研究者需要留意的问题。

　　关注科技发展与人类现实、未来的关系。比如，机器人的智能超过人脑，个人隐私在网络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受到侵犯等问题。还有，在信息时代、智能时代，生产进一步自动化，机器人代替人工，基础性工作岗位大量减少，新生代如何就业成为社会性问题。

　　上述种种社会新现象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是未来社会发展演变的依据。对于信息时代的这些新现象，史学研究者都应保持高度关注，从当下回观历史，从历史下观当下，纵通地观察历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历史、现实和未来。

　　桑兵：治史不宜归纳，而要贯通

　　受“科学”即是分科治学以及社会科学泛化的误导影响，近人治史，好用归纳或附会式比较，所论看似有理，其实相当危险。因为：

　　其一，历史事件均为单体，绝无可能重复发生两件完全相同的史事，有的看似相近甚至相同，其实千差万别，所谓形似而实不同，除非削足适履，无法归纳。受欧洲基督教神学一元化观念及进化论主导的社会发展史和社会科学求同取向的影响，以为讲究规律是排列近似性，实为一大误解。

　　其二，所有个别事件相互之间存在着无限延伸的直接或间接联系，历史的规律，即体现于史事的无限联系之中。而历史记录多为片断，拼合联缀，讲究由时间空间规定的相关性。史料越多，可以重现的相关联系的可能性越是复杂。不仅正确的指向可以征实，错误的联结有时也居然可证。

　　其三，史事已经发生，不可改变，但发生过的史事须由当事者的相关记述来探求，或者分别称之为第一历史和第二历史。照此推衍，依据相关记载追求史事本相所得著述，实为第三历史。无论怎样详尽的记述，也不可能完整地覆盖全部史事的全过程和各层面，而且当事者利害各异，立场有别，所记的罗生门现象相当普遍。由此衍生出层累叠加的史书，实事往往无直接证据，可以征实的部分又相对简单.其余则只能近真。而近真使得一事多解的情形常常发生，好疑者误以为尽是有意作伪，善读者则从伪书中可见真材料。

　　有鉴于上述，治史不宜归纳，只能贯通。相应的史学着重见异，有别于社会科学的主要求同。不过见异并非仅仅关注具体，反而更加注重整体，要在整体之下研究具体，探寻个别的普遍联系。因此，治史最要也是最基本的方法为长编考异，即按时空顺序比较不同的材料，以求史事的生成衍化及其内在联系。此法随着研究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基本的做法一脉相承。在此之上，可以千变万化，在此之下，主要还是如何入门的问题。

　　治史不宜归纳，本来不过是常识通则，而今似乎成了高难问题。1935年傅斯年所写《闲谈历史教科书》对此就有详尽论说：

　　算学与物理科学是可以拿大原则概括无限的引申事实的。这个凭藉，在地质、生物各种科学已难，在历史几不适用……物质科学只和百来种元素办交涉，社会科学乃须和无限数的元素办交涉，算学家解决不了三体问题，难道治史学者能解决三十体?若史学家不安于此一个庞氏所谓“天命”，而以简单公式概括古今史实，那么是史论不是史学，是一家言不是客观知识了。在一人著书时，作史论，成一家言，本无不可，然而写起历史教科书来，若这样办，却是大罪过，因为这是以“我”替代史实了。物质科学中，设立一个命题，可以概括无限度的引申命题……大约有三个领导的原则。第一项，列定概括命题，以包涵甚多引申的命题与无限的事实。第二项，举切近于读者的例，以喻命题之意义。第三项，在应用上着想。这些情形，一想到历史教科书上，几乎全不适用。第一项固不必说，历史学中没有这东西。第二项也不相干，历史上件件事都是单体的，本无所谓则与例。第三项，历史知识之应用，也是和物质知识之应用全然不同的。

　　没有九等人品微分方程式和百行元素表，人物、行动只得一个个、一件件叙说。没有两件相同的史事，因果是谈不定的。

　　因果二词，既非近代物理学所用，亦不适用于任何客观事实之解释，其由来本自神学思想出。现在用此一名词，只当作一个“方便名词”，叙说先后关系而已，并无深意。

　　1942年10月11日，傅斯年复函好用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吴景超，有的放矢地强调：

　　历史上事，无全同者，为了解之，须从其演化看去，史学之作用正在此。如以横切面看之，何贵乎有史学?

　　史学是天然的比较研究，一般平行比较研究者，每每喜欢求同，落入穿凿附会的俗套。而史学的比较研究，因缘事实联系，更加着重于见异。这并非排斥规律，历史事实均为特殊、个别，不等于没有联系，只是不能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原理来强求史料与史实的类似并由相似性加以连贯。历史规律，恰在于个别事实依照时空顺序彼此联系的无限延伸之中。

　　近代学人当中，梁启超最好讲归纳法。自清季以来，因缘崇尚科学与西方的时势，阴差阳错地将日本明治思想家翻译逻辑方法之一的归纳法误认为是科学方法，不仅一直将归纳法当成近代西洋科学方法的核心，而且判定清代考据学所长亦在于善用归纳法，所以清学也具有某种程度的科学性。至于另一主要逻辑方法演绎法，虽然间有学人在论述科学方法时提及，实际上鲜有看成科学方法的实例。不仅如此，出国留学前的傅斯年还将清代与宋明的学问视为针锋相对，其中一项便是宋明的学问是演绎的，清代的学问是归纳的，“就这方法上而论，彼此竟是截然不同，所以彼此的主义，竟是完全的相左。仔细看来，清代的学问，很有点科学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学的方法”。傅并且将朴学对宋学开衅，等同欧洲科学家对中世纪造反，实际上将演绎法排斥于科学方法之外。

　　可是梁启超到了1923年写《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时，态度变化。他自我反省，首先即讨论“史学应用归纳研究法的最大效率如何”，虽然仍将归纳法视为科学方法的代表，但是对于是否适用于史学，却已经有了不同的看法。他说：

　　现代所谓科学，人人都知道是从归纳研究法产生出来。我们要建设新史学，自然也离不了走这条路。所以我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极力提倡这一点。最近所讲演历史统计学等篇，也是这一路精神。但我们须知道，这种研究法的效率是有限制的。简单说，整理史料要用归纳法，自然毫无疑义。若说用归纳法就能知道“历史其物”，这却太不成问题了。归纳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相”，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剔去，相同的属性抽出，各归各类，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及行历何如。这种方法应用到史学，却是绝对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现象只是“一趟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这又为什么呢?因为史迹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绝对不会从同。所以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倘若把许多史迹相异的属性剔去，专抽出那相同的属性，结果便将史的精魂剥夺净尽了。因此我想归纳研究法之在史学界，其效率只到整理史料而止，不能更进一步。然则把许多“不共相”堆叠起来，怎么能成为一种有组织的学问。我们常说历史是整个的，又作何解呢。你根问到这一点吗。依我看，什有九要从直觉得来，不是什么归纳演绎的问题。这是历史哲学里头的最大关键，我现在还没有研究成熟，等将来再发表意见罢。

　　由此可见，这时的梁启超，已经根本怀疑历史的“不共相”可以因果律来求。

　　梁启超的转变，缘于他读了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的主要代表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的著作，受自由意志论的影响。从来好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梁启超，这一次的转变也未必周知详情且深思熟虑。史学不宜用归纳法求同，并非自由意志论者的独见，而整理史料同样不宜归纳，历史的整体性更不应由直觉得来。梁启超想不清楚的问题，循着历史哲学之道，大概永远不可能研究成熟，更寻觅不到适当的答案。反倒是后来傅斯年由比较不同史料而近真并得其头绪的认识，将求真与寻求史事普遍的内在联系有机结合，远胜于梁启超的看法。杨联阩认为钱锺书所著《管锥编》若在见异处再多着笔，可能更富于启发，即基于人事不会完全重合的史家之见。

　　傅斯年、梁启超的说法在倡导史学社会科学化的学人看来或许难以接受。清季以来，由于存在以社会科学为科学的误解，不仅许多史家曾经受过社会科学的影响，整个史学研究也有社会科学化与日俱增之势。戊戌时因《时务报》等事一度与梁启超反目成仇的章太炎，1902年因为读各种社会学书而欲重修《中国通志》，即不惜捐弃前嫌，引抱有相同志趣的梁启超为同道。其所订计划，除以纪传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之外，就是以典志“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将“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人之”。而清季担任京师大学堂史学教习的陈黻宸认为：“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亦不能立。故无辨析科学之识解者，不足与言史学，无振厉科学之能力者，尤不足与兴史学。"而“古中国学者之知此罕矣”。“故读史而兼及法律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物理学、舆地学、兵政学、财政学、术数学、农工商学者，史家之分法也;读史而首重政治学、社会学者，史家之总法也。是固不可与不解科学者道矣。盖史一科学也，而史学者又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也。”后来唐德刚还指胡适其实不懂科学就是社会科学，所以方法只是符合科学而并非科学，整理国故因而不能得法。

　　不过，虽然历史上一切人事均为单体，却并非所有的单体均有足够的记述呈现其单体性及其相互关系，如果一概强求个别人事的比较联系，一般社会成员势必成为无声的群体，难以在史学领域得到应有的呈现。尤其是随着对于传统史学的批判和关注层面的下移，社会科学之于史学的作用与日俱增。限于材料，群体的历史以类像方式进行处理，有其不得不然的苦衷或道理。只是但凡归类，都会伴随着一定程度的求同不存异，所以异的存在不断挑战类的合理性。新文化史和新社会史一方面延续由精英而大众的取向，一方面则由群体而个别，以小人物的视角故事颠覆精英和群体的历史叙述。只不过必须显示所选人物与群体乃至社会整体的关系，才能呈现个案的意义，而要做到这一层，却并非轻而易举之事。

　　将近代中国史学这样的变化轨迹解释为学术发展的与时俱进，似嫌简单，因为这一时期的学人往往呈现年轻时好趋新，读书愈多则反而守成的现象。其实归纳之所以被认定为科学方法的核心，除了误读错解西学之外，大背景正是因为用西洋系统条理本国材料被看作理所应当的进步。对此陈寅恪曾经批评新派留学生的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认为此举“看上去似很有条理，然甚危险”，并借着评审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机缘，批评中国盛极一时的整理国故“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任何古书古字，绝无依据，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移，几若善博者能呼庐成庐，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中国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诚可为长叹息者也。”在他看来，理想的整理历史资料，应是“具有统系与不涉傅会”同时兼备，而要达到这样的境界，谈何容易。

　　治史一味地窄而深，不仅不能揭示和把握历史整体的渊源大势及内在联系，甚至无法恰当研究具体的历史。治史首先应回到历史现场，以汉还汉，由求其古而致求其是。否则，脱离原有的时空位置，以后来间架先人为主，所论不管看似多么头头是道，无非是对历史想当然的看法，还谈不上认识，亦不是事实，至于古人的本意，更加无从谈起。而研究单位再小，也是解释一字即作一部中国文化史，非贯通不能奏功。所以，任何具体人事，都要置于历史错综复杂的整体联系脉络之中，才有可能认识得当。也就是说，要在体的观照下，安放点、条理线和展示面，以求得其所哉。只有成竹在胸，才能庖丁解牛，以免盲人摸象。

　　要达到通的境界，还须在博通与专精之间平衡协调，大而全也许只是庞杂的变形。教科书与通史，形式上似乎通括，未必真能提纲挈领，条贯所有史事。若以主观裁剪史实，即使面面俱到，不仅流于宽泛表浅，而且极易陷入愈有条理，去事实真相愈远的尴尬。

　　吴小如：谈戏与治史

　　我已久不谈戏。原因之一是久不看戏，无可谈;原因之二是跟不上时代步伐，比如看戏总看不到整出的戏，一人一段，有时还加上伴舞，看了莫名其妙，乃不敢赞一辞;原因之三是谈戏太容易得罪人，对于演员(不论是已故的还是健在的)，只能说「好」不能说「不好」，只好以不谈为全生保身之道。有朋友劝我谈过去的戏，我认为更难。因为写回忆文章跟治历史一样，应「无征不信」，不能信口开河。

　　有的名家则不然。只要他想写，不管有无其事，便大写特写。写出来被人指责，似亦无妨，仍照写不误。这种误导性质的谈戏，实际上是对读者不负责，对所写对象不负责，甚至对自己也是不负责的。过去我也写过不少谈戏的回忆文章，但平心而论，写得很吃力。因为首先必须忠于事实，其次写这类文字总要有个目的，这就需要有「史识」。忠于史实已不易，具有「史识」则更难。终于知难而退，宁可不写。谓余不信，有例为证。下面所举三个例子，不是针对写文章的「人」，而是说明忠于史实之不易。

　　有人说杨小楼人缘好，在台上偷工减料观众也对他表示谅解。比如说他演《野猪林》，在林冲与鲁智深结拜一场，竞把「舞剑」一段掐掉了，观众也不予计较。说来像煞有介事，其实与台上情况完全不符合。盖杨小楼演《野猪林》根本不舞剑，舞剑是李少春加上去的。然则文章无论是肯定杨小楼还是否定他，这一情节完全对不上号。史实不符，「史识」也落空了。

　　又有人说郝寿臣演《除三害》的周处表演精彩，但所举时间、地点全有出入，于是郝的表演究竟如何也就让读者感到信不过了。他说郝演《除三害》，是与马连良同台，时在1936年，地点在天津中国大戏院。这两点是完全错了。一、郝与马合作在二十年代末，至1936年，正是郝和杨小楼合作的最佳阶段，根本没有与马连良同过台。二、中国大戏院是1936年秋建成的，开幕戏就是由马连良的「扶风社」演出的，当时与马合作的演员中根本没有郝寿臣。这位作者所谈实属「想当然」。

　　最近有人撰文谈裘盛戎演《搜孤救孤》的屠岸贾，提及孟小冬在三十年代经常演《搜孤救孤》，总是由裘配演屠岸贾。这与事实不符。第一，孟小冬在三十年代拜余叔岩为师以前根本不演《搜孤救孤》;第二，孟在北京演《搜孤救孤》最多不超过两场，那是在余叔岩逝世以前;到1947年，孟只在杜月笙堂会上演过两场《搜孤救孤》，根本谈不到「经常」。而裘之配孟扮屠岸贾，只是在杜宅堂会。至于孟在北京演此戏，是否由裘配演则因一时未找到确凿依据，只能存疑。

　　由此可见，写回忆文章，倘非作者所亲自耳闻目睹，亦须有十分可靠的史实依据，才能取信于读者。否则轻为误导，重为造谣，不仅厚诬前人，抑且欺骗读者，是非常危险的。有鉴于此，故我宁可不谈戏了。

　　张学良治史：我可以成为一个明史专家

　　张学良自青年时代起就统兵作战，半生戎马，未尝学问。在他前期的历史中，有关读书治学的记载很少，他自己也曾对人说，生平不喜读书。此言虽是一句谦词，但可说明他年轻时对读书的兴趣。张学良生性好动不好静，坐下来读书颇为难得。1935年底，当他率领东北军进入潼关，“围剿”陕北红军时，蒋介石为激励张学良的“剿共”决心，要求他阅读记载镇压明末农民起义的史书《绥寇纪略》。1937年1月，他被囚禁溪口时，蒋介石要他精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阅读《完人模范》和《明儒学案》，意在强化张学良的三民主义信仰和传统礼教的意识，“修养身心，善自检束”，这就为日后张学良研究明史埋下了伏笔。蒋在召见东北军代表时说：“汉卿……他年轻，小事聪明，大事糊涂，只因读书太少之故。我留他在这里多读些书。” 那时，张学良还有很多书籍，如《吕氏春秋》、《五朝名臣言行录》、《圣经》等，但这些主要是为了观赏消遣，打发时光。蒋介石还派来几位老先生帮其读书，他也只是敷衍了事，应付差事。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不断命令张学良向后方转移。1937年9月底，在特务队长刘乙光等人的“陪同”下，张学良与夫人于凤至离开溪口，一直在江南各地辗转播迁，从安徽黄山、江西萍乡，到湖南郴州、永兴、沅陵，再到贵州修文、贵阳、开阳、桐梓等地。其中在贵州时间最长，达八年之久，并处于相对稳定时期。 1938年11月，张学良等人来到了贵州修文县阳明洞。修文县就是明代著名的哲学家王守仁(人称阳明先生，谥号文成公)被贬的龙场驿。阳明洞在一座独立的小山龙岗山上，这里距修文县城约三四华里，是王守仁聚众讲学、修身养性、著书立说的地方，为贵州名胜古迹之一。洞旁还建有一座纪念王阳明的大祠堂，房舍整齐宽敞，院落很大，张学良就住在这里。

　　张学良幽居阳明洞，耳濡目染皆为阳明遗迹，他有感于自己和王阳明一样的遭遇，便对王阳明被贬龙场驿的情况十分关心。他向当地政府要来了一部修文县志，想从中了解王阳明的事迹。王阳明被贬龙场驿那一年是37岁，而他在西安事变后被拘禁也是37岁。王阳明的经历和学识开始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王阳明不为强权所屈的往事及其“龙场悟道”的经历也为张学良提供了精神动力，这就成为他研究明史的导因。由研究阳明学说，到进一步研究明史。

　　在阳明洞，张学良所看书报，已远没有溪口时那么多。所不同的是，他所看的书籍，很快集中于王阳明和明史。他开始专心研究这些问题，并很有心得。 1939年9月27日，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人家都在那里打仗，咱‘国难家仇’的人，静坐池塘边来钓鱼，‘戎马半生’已竟二十年!年近四十，再来干一干‘蠹书虫儿’。”这时，张学良一般在下午看书，晚饭后为写作时间。他阅读阳明学说和明史，写了大量的笔记，摘录了许多卡片。

　　因为于凤至患了乳腺癌，赴美就医，1940年6月，赵一荻从香港来到阳明洞照顾张学良。赵一荻不仅经常陪同张学良进行体育活动，更成为张学良研究明史的得力助手。她为张购买书籍，查找资料，整理读书札记和卡片，并从不厌烦。在赵一荻的帮助下，张学良读书更加勤奋，对明史的研究也更加努力。

　　1941年春，重庆宪兵营营长卓建安奉命到修文去检查监视情况，就了解到张学良在专心研读明史。他后来写道：“张专心研究明史，据说写了大量笔记，摘记了不少卡片。有时与人交谈，颇有创见……张每月向蒋介石写一份研读明史的心得，需用什么参考资料，就写信向宋美龄要。”

　　1941年7月，张学良得了急性阑尾炎，住进贵阳中央医院治疗。出院后，移居到贵阳附近的黔灵山麒麟洞休养。就在这时，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在花溪举行诗会，邀请了贵阳的几位教授和报社社长，张学良也应邀参加。与会者纷纷以诗词劝慰张学良，张学良也作七律一首以为酬答：

　　犯上已是祸当头，作乱原非余所求。 心存广宇壮山河，意挽中流助君舟。

　　春秋褒贬分内事，明史鞭策固所由。 龙场愿学王阳明，权把贵州当荆州。

　　这是张学良被幽禁以后，第一次以诗词的形式，将王阳明和明史写入诗中以言志，含蓄而公开地表明了他发动西安事变的纯正动机和不计恩怨的豁达胸怀。

　　此后，张学良虽然又搬迁了好几个地方，但始终没有中断对明史的研究。1944年12月，军统局又把张学良迁移到贵州北部的桐梓县天门洞，张学良在这个偏僻的山区居住了近两年时间。这时，正是豫湘桂战役紧张的时候，日军占领了独山并准备向贵阳进犯，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与军统局长戴笠一同去贵阳抢运物资，他经常去查看张学良。据沈醉回忆说，1945年初，张学良曾告诉他，他搜集到的野史和民间传说手抄本之类的东西相当多。他认为他可能成为一个研究明史的专家。他希望找几位对明史有研究的历史学家经常和他去谈谈。但刘乙光得到戴笠的暗示，推说不易办到，张学良便没有正式提出请求，只是向沈醉说过，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和这方面的专家们多多接触。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后，蒋介石决定派遣东北耆老、国民参政会主席莫德惠(字柳忱)前往探视张学良。东北军旧部和一些亲朋听到消息后，纷纷写信托莫带去。4月15日，莫德惠风尘仆仆地来到桐梓天门洞，这是抗战胜利后莫德惠第一次探视，张学良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在短短几天内，他向许多人写了回信。4月19日，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张学良将自己的“日常生活及读书情形”作了汇报：介公钧鉴：莫柳忱先生奉命来山，述及钧座爱护良之深情，一如往昔。刘秘书乙光前由渝返，转致均意，嘱良静养。并告读书要有系统层序，聆听之下，使良感愧莫名。除将良一切日常生活及读书情形详告莫先生外，兹略为钧座一陈：十年以来，良涉猎书籍门类甚广，自从病后，专以明史为目标，一切文艺掌故，皆以明代为着眼。本想研究明清两代史，又恐涉及过广，先未敢存此奢望。因前读《明儒学案》、《王文成公集》等等，对明代事小有印象，故先就明史着手，以后如有成就，再进一步研究清史，此良研究明史之大概由来也，兹特秉明。

　　莫德惠回到重庆后，向蒋介石汇报了张的情况并转交了张学良的信，蒋对张研究明史感到满意。这时，莫德惠还接受了《大公报》记者的采访，介绍了张学良的读书生活。他说：“三年前是战争到达最艰苦的年头。他从报纸的舆论上看得出国运的险恶，根据他所知道的事物变化的道理，他开始研读中外历史，希望在历史上找出一些解答现实问题的道理。他更注意到明朝是怎样兴盛起来，及后又为什么亡给清朝的前因后果。这之后到现在，他一直在从事明史的研究，最近又读些民族学的材料。他希望得到更多的关于明代史实的资料，使能作更深一层的探讨，并想从事于历史著作。”莫德惠还给记者提供了一张张学良读过的书单，其中包括《中国通史》、《国史大纲》、《东北通史》、《明儒学案》、《船山哲学》、《明武宗外纪》、《明季政治与社会》、《南明忠烈传》、《张居正评传》、《王文成文集》、《船山遗书》、《明季北略》、《明季南略》、《三朝野纪》、《东林始末》、《清代通史》、《清代文献纪略》等。4月下旬，重庆版和沪版的《大公报》上，均刊登了《张学良的生活——莫德惠由黔归来谈》一文，并配有张的个人照片和张与莫垂钓的合影，这是张学良被囚十年后第一次有消息和照片传出。5月11日，刘乙光接到莫德惠来函，告诉张学良，“主席(蒋介石)已嘱彼代为延请明史专家。”张得知这些消息，十分高兴，也增加了他研究明史的勇气和动力。

　　5月18日，刘乙光转来张学良的大姐张冠英4月30日给张学良的一封信。5月20日，他给大姐写了一封回信，托买大字版《明史》。信文如下：首芳大姐：您的四月三十的信和照片十张，附函两封，俱已收到。孩子们都已婚嫁，姑老爷亦都不错，闻之欣快。您已五十之人，亦可以了却一桩心愿了。上次莫先生走时，我得写几十封信，把我写得头晕，所以给您写的信有些简略……我现在想托您办一件事，如果您去北平，您给我买一部好版大字的《明史》来。也许西安旧书铺里有(南辕门街有两个旧书店，很不错)，如果买到，千万用油纸包好，打箱或用他法，总之别叫它受湿，或污或破了。我非常需要一部大字《明史》，我眼花了，开明版的《明史》我看起来太费力了。如果《明史》能在西安买得到，不一定要好版，大字就可以，我是很需要，等着看，并且要在书上胡批胡写，所以纸张不可要太破的，一碰就破的。注意是《明史》，可不是《明史纪事本末》或《明纪》、《明鉴》等等。或者商务印书馆百衲本的，中华书局四部备要版的，那都十分合用。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张学良不但对明史的书目了然于心，而且对版本的优劣和字体的大小都了如指掌。在得到蒋介石的首肯后，张学良对明史的研究更加卖力了。但明史专家的聘请，当时却未能实现。

　　1946年7月，桐梓县县长赵季恒通过刘乙光来到天门洞，拜访张学良，张邀赵到书房会谈。赵季恒看见书房里立着一排书柜，各类书籍放置得整整齐齐，案角就放着一部《明史》。三天后，张学良还派人送给赵季恒一张署名“毅庵”的条幅，内容是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在研究明史的过程中，由于长期在菜油灯下读书及写作，张学良的视力明显衰退了。

　　1946年11月，内战的烽烟愈演愈烈，蒋介石命令将张学良转移到台湾新竹县井上温泉，从此，张学良开始了他在台湾的幽禁生活。这时，抗日战争早已胜利，张的十年徒刑也已期满，蒋介石并没有释放他，反而转徙台湾，所以莅台初期，张学良情绪低落;次年又发生二二八事件，刘乙光对张学良态度大变，使张处境十分危苦。在这种情形下，张学良除继续研究明史外，又开始信仰佛教。

　　他后来说：“我从浙江、江西、湖南到贵州。在这一段时间里，都是研究明史。到了台湾后，我感觉到需要有一个信仰。那时候情报局派到我们那里负责的人是佛教徒。他就同我谈佛教，也为我安排去见在新竹的几位佛教法师。我同他们谈了几次，也买了许多佛教的书来研究，一直到我们搬到高雄要塞。”

　　1947年5月17日，张学良在给美国的于凤至的信中说：“四小姐现在也不比从前，她和我一样开始信佛。佛门原本不是我们的追求，但我们身边有许多人信佛，佛教作为信仰也可使我们活得有意思一些。”由此可以看出张学良当时无奈、苦楚和平寂的心境。

　　1947年5月上旬，莫德惠从南京赴台北，寓居励志社。5月12日，他获准再往新竹井上看望张学良。莫在井上逗留了一周时间，除了观景打球外，他们谈了许多问题，但主要集中于明史。张学良说，他很想做一名历史教授，在台湾大学讲授明史，也想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做一名研究员。他甚至幻想能有机会仿效朱熹和王阳明，自己设坛讲学。他对莫德惠说：“我读历史所得的启示，发觉世间最有权威的人，是学术最为渊博的人，没有学术，不足以治人。或者说，世间唯一可以治人者，唯学术而已矣。”

　　张学良对当时几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如翦伯赞等人及其著作，都极其敬佩和欣赏。通过阅读大量书籍，张学良真正懂得了知识的重要性，从而对人生的理解也更加深刻。

　　莫德惠将返回大陆时，张学良赋诗一首相赠，题为《柳老渡台来访》：

　　十年无多病，故人亦未疏;

　　余生烽火后，惟一愿读书。

　　莫德惠返回大陆后，有人根据他的访问，在上海《艺文画报》和《生活》杂志上，分别发表了《张学良在台湾》、《蜕变中的张学良》的文章，人们才知道他在台湾读书治史及其生活的状况。

　　1947年10月，国民党保密局为了缓和张学良与刘乙光的关系，决定派遣设计委员会主任张严佛到台湾暂代刘乙光。张严佛到井上温泉后，张学良与之无所不谈，他援引明史分析当时的局势说：“现在就是明朝末年那个样子，大势已去，人心全失，政府官吏和带兵官都是暮气沉沉的，积习太厉害了，我看已经无可挽回，老百姓实在太苦了。”

　　幽居台湾的初期，也成为张学良明史研究最有成效的时期。那时，经过几年的努力，他搜集了不少有关明史的资料，积累了许多卡片，写下了不少心得笔记，这些都由赵一荻整理抄正，以备将来著书立说之用。他到处托人买书，也列出书单请国民党保密局长毛人凤帮助购买。可以想见，张学良对明史的认识和对明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为了了解学术前沿问题，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他仍然想找几位明史专家来与他讨论。对此，蒋介石和宋美龄是乐观其成的。

　　1948年5月9日，特务队长刘乙光从台北归来，带来一位明史专家周念行。周念行是宋美龄派到山中伴读的，与张学良讨论明史。在当天的日记中，张写道：“刘乙光由台北返，交来蒋夫人函一件，毛人凤函一件并附书籍物品等，派来一位周念行先生为研究明史者。”在井上温泉，张学良终于等到了明史专家前来共同研讨，这对张的明史研究，大有裨益;张学良的心中块垒，亦稍可排遣。读史知兴替，张学良肯定对此有着更多的感想，但青灯古卷，也伴随英雄坐老。

　　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迅速，简直出人意料。1949年1月，蒋介石辞职下野，代总统李宗仁为促进国共和谈，下令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但蒋介石却命刘乙光将张迁到台湾南部高雄西北角的寿山要塞躲藏起来。9月，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密令刺杀了杨虎城。杨虎城之死，在张学良心中留下深深的血痕。他虽未遭暗算，但自知将终老囚室，所以一心向史，参禅礼佛，不敢再轻言自由二字。

　　到达寿山时，由于行色匆忙，张学良几乎两手空空，井上书籍未曾带来;也许由于保密的原因，周念行亦未能伴行，加上当时人心惶惶，也使张学良无事可做。但在寿山的山腰，有一座古老的佛教寺院元亨寺，却成为张学良的去处。张学良常到寺中与其住持印顺法师探讨佛法。有时，他也登上寿山散步、远眺，寿山脚下美丽的西子湾以及高雄港船只的出入，让其思绪漂向远方。

　　1950年1月，蒋介石借口高雄已成为解放军空袭的目标，命令张学良重回新竹县井上温泉。4月30日，宋美龄在台北大溪官邸约见了张学良，这是他们到台后的第一次会面，此后， 张宋交往逐渐多起来。此前的4月16日，周念行也从台北重回井上伴张读史。1950年到1951年，在张学良的日记中，常常有“周先生”的记载。但周念行并没有待多久，1952年张的日记中，就不见了“周先生”的身影。这一段时期，虽然环境变迁，张与赵一荻也多次生病，但不再像抗战时期的颠沛流离及其以后的惊恐不安，能安安静静地读书治史，张学良也颇感欣慰。他在日记中说：“一日吃睡之外，得安静看书，快哉!”

　　1956年西安事变20周年前夕，蒋介石通过刘乙光要求张“写一篇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张学良思前想后，反复追忆，终于12月17日将“上蒋总统之回忆书”一函修改誊就，交由刘乙光带往台北，这就是后来外面流传的张学良《西安事变反省录》。刘乙光从台北返回，蒋介石又要求张写一本亲身经历、抗日情绪和对共产党观感的书。1957年初，张学良奉命赶写期间，“回忆往事，真的不好受”。 2月2日，天气晴朗，他与赵一荻和刘乙光等人到新竹青草湖游玩，特意到当地著名的佛寺福严精舍，与演培和尚小坐交谈并用午餐。3月27日，因连日阴雨和病后不能写作，张学良遂录王阳明两句诗以自勉：“资圣可期先立志，尘凡不脱谩言心。”4月12日，张学良记载：“蒋总统所命写述之件，已脱稿缮就，命名为《杂忆随感漫录》，装订完竣。”在《杂忆随感漫录》的前言中，张学良总结了他治史的体会：“这十几年来，甚喜浏览历史，而深感中国史书，不只是古代史，就如最近之现代史，疑云重重，记载上多有不真实之处。然此并非皆由于写史者有意歪曲，而真实之史料，实在是难得访求也。”5月，张学良交稿后，在日记中写道：“对于道心、人心，多年误解。最近始明道心，有人欲蔽障，就为人心;人心克净人欲，即是道心，非二也。余明此，真是手舞足蹈之乐。”

　　张学良奉命写作，既诚惶诚恐，又有几分眷顾之下难以掩饰的兴奋。6月3日，他在日记中说：“儒曰‘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佛曰‘菩提萨堹……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这都是生死大关，我们把生死大义看得明白，惧是比较容易没有，可是忧惑、梦想总是时时要有的。”6月6日，他又写道：“业精于勤，荒于嬉，我对于勤总不如嬉，年将六十，仍如童年，自虽知而不能改。”8月12日，刘乙光又奉命要求张学良撰写对蒋介石出版的《苏俄在中国》一书的读后感。8月18日，张学良花了五天时间写就了《恭读〈苏俄在中国〉书后记》。这一系列的奉命之作完成后，蒋介石尚称满意，但张学良已是身心疲惫，本想休养一段时光，不料再次搬迁之令已下。

　　1957年10月，张学良、赵一荻离开井上，再到高雄寿山要塞，寓居西子湾，“房屋宽阔，环境优美，为二十余年来最舒适的处所。”

　　11月25日，张学良晨坐观海，忽有所悟，于是在日记中写道：“晨坐观海，忽有悟到，海，不管洋船、木舟、竹筏，只要遵循它的法则，它就载，否则它就覆。天命之谓性。道、教不可离者，此中可寻出端倪。‘天道无私’，亦在此也。”

　　在高雄，张学良与印顺法师再续前缘，成为元亨寺的常客。在与印顺法师的交往中，张学良对佛教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张学良后来说：“我对佛教很有、相当地有研究……因为，在这里负责任的一个人(刘乙光)，他是研究佛教的。我是跟他两个都学，我是对佛教也很有兴趣。所以对这个佛教的书，对台湾佛教界的名流，就是印顺(都十分了解)。那个印顺可是个了不得的人，我得尊崇他，跟他都有往来。” 由于长期的研究和思考，张学良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有了更多的个人感悟和见解。比如，他批评王阳明“心外无物”时说：“我认为他是唯心学。比如，王阳明他说这句话，我就根本不同意。他说，‘我看花，花在;我不看花，花不在。’我就给他说两句：‘你看花，花在;你不看花，花也在。’他是完全唯心的人。”对于知行关系的命题，他说：“我今感悟，‘知易行难’乃是指‘尊德行’内修的‘行’;‘知难行易’乃是指‘道学问’，求科学知识上的‘行’。比如使用录音机，你能知道它的用法就可以了，不必一定研究它无线电学的原理。内修的‘行’，在实行上，实在是有点难。”还有关于心性等问题的思考，张学良“不敢自认为是完全正确”，写下来“以待请教高明通儒”。

　　在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过程中，张学良的内心世界更加丰富充实起来，对于生活也充满了希望和勇气。他在日记中写到：“假如阳明先生、总理(孙中山)能多享寿数十年，他们给人类的贡献，一定比现在大得多了。所以我们为了个人的享受，多活几年，少活几年，那是没有多大关系。如果以生民立命，继往开来之诚志，那么对于养生延年，亦不可忽视。”

　　1958年2月，张学良在台南游孔庙，随后拜谒了郑成功祠，写下吊诗两首：

　　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 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

　　上告素王去儒巾，国难家仇萃一身。 若是苍天多假寿，管教历史另翻新。

　　但是，张学良的明史研究和佛教信仰，却因为宋美龄的突然造访而改变了原来的轨迹。

　　1958年5月17日，宋美龄突然来到西子湾张学良的住所，张毫无思想准备，显得有些措手不及，这是他们在台湾的第二次会面。张学良回忆说：“有一天，蒋夫人来访。她问我看些什么书。我告诉她我正在研究佛学。”张学良并很得意地向她讲了关于对佛教的见解。但宋美龄却说：“汉聊，你又走错了路，你也许认为我信基督教是很愚蠢，但是世界各国有许多有名、伟大的人物都是基督徒，难道他们都是很愚蠢的人吗?”宋美龄说她希望张学良也研究基督教，张就告诉她很希望读点英文，以便理解基督教义。宋美龄答应帮助他。从此，张学良的明史研究和佛教信仰，进入尾声。

　　9月，张学良到台北医治眼疾，住在台北幽雅招待所。10月，蒋经国第一次前来看张。11月23日下午，蒋介石在台北大溪官邸召见了张学良。这是张蒋在台湾的第一次见面，“此情此景，非笔墨所能形容。”寒暄之后，张请教蒋应该看些什么书。蒋介石说：“《大学》和《阳明传习录》很好。”之后，蒋介石说：“西安之事，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张“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1959年3月，张学良又回到了高雄西子湾。

　　1960年1月，宋美龄再次来到西子湾张学良的住所，决定请刚从美国卸任回来的董显光“大使”来帮助张学良学习英文，研读《圣经》，并引导张学良皈依基督教。2月2日，董显光偕夫人来到高雄张学良家中。2月9日，张学良开始祷告。在当天的日记中，张写道：“今晨开始祷告。我求上帝坚定我的信心，扫除我的怀疑，我求基督耶稣帮助我来坚定信心。”从研究明史，信仰佛教，到皈依基督，仰求上帝，从中可以看出幽禁中张学良的心路历程。

　　这年4月，张学良正式移居台北。6月5日，宋美龄吩咐董显光带领张学良到蒋宋的私人教堂士林礼拜堂做礼拜，赵一荻由董显光夫人带领到另一教堂去做礼拜。从此，张学良在宋美龄劝说下皈依了基督教。此后，他不再信佛，也不再治史，张学良的明史研究和佛教信仰，宣告结束。1993年3月，张学良在决定定居夏威夷时，将自己的全部藏书、眉批等捐给了台湾东海大学。其它资料，则珍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

　　对于博览群书，埋头于明史研究的这段时光，张学良十分留恋和怀念。1989年6月，在张学良89岁生日时，他与人谈到治史时说： 我本来想写中国的动乱史，在溪口时蒋先生就送了我一本《明儒学案》，叫我看。我本想研究清史，但明清是一体，要知清史必先知明史，我就托人买了一大堆明史的书来看，还拿了个大盒子做卡片，后来觉得尽信书不如无书，许多史书不但看法不全面，还经后人的删节。比如说《明实录》，我看了觉得真差，比我这文笔不好的人还不如，后来才知清朝人把它删了，怪不得文气不顺。

　　1990年8月，张学良在接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时，再次谈到他对明史的研究。他说：

　　我对这个时期的生活非常满足。你们知道我是一个很不认真的学生，小时候非常顽皮。所以那段时间我常开玩笑说：“我好像被关在什么地方读了十年书。”我在这数十年里，读了好多书，明白了好多事情。我研究过宗教，不仅是基督教，还研究佛教。我原来还学过儒教，我感谢这些学问，使我有了特别大的进步。 我本来是很喜欢历史的。我研究过明史，因为蒋总统希望我研究明史。蒋总统喜欢礼教，我也学过礼教，以前这些事情我根本不知道。要研究礼教，必须学明史，称《明儒学案》，所以我学了明史。我本来对历史感兴趣，因而热心于明史研究，收获不少。我写过很多关于明史的文章。可是后来彻底放弃了，尽管有些留恋。历史上记载的事，未必都真实，我从最初学历史时开始，一直作笔记，明史上错处不少。中国史官作的史书却有很多虚假。我研究明史时，从朝鲜史的文献中发现了关于永乐帝的资料。历史研究中竟有这种事，我若全说出来了，往后研究历史的人便会失去了乐趣。

　　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社长刘绍唐说：“张学良久修明史，成绩卓著，如能成书则将裨益史学界。”但是，张学良的研究成果，却一直未能公开。 为什么张学良长期坚持研究明史，但后来又决然放弃呢? 1981年，他在接受台湾《联合报》记者于衡采访时说：

　　我研究明史的动机，是由于近百年来，中国一直被外国欺凌，我想从明清两代的历史中找出原因。因此计划先研究明史，接着研究清史，再及于民国史。但当我研究明史告一段落，刚想进入研究清史时，自己却成为虔诚的基督徒，觉得圣经是一部最完美的经典。由于专心研究圣经，研究清史的工作，就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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