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与生命、理性与感性、超我与本我”

郑瑟

　　如果怀抱生命的真诚，却无辜被抛入茫茫黑夜，你是否还有勇气继续希望的追寻?那被怨慕煎熬的孤独魂灵，飘荡在死寂的荒野里，什么才是它最终的结局?或许，尚永亮先生的新著《弃逐与回归——上古弃逐文学的文化学考察》能给我们新的启示。

　　尚先生研究贬谪文学有年，硕果等身。广泛搜集相关史料，系统考察自虞舜、后稷直至屈原等弃子、弃妇、逐臣的实存样态、关联转换及其文学表现、发展嬗变，通过个案考索和类型分析，揭示上古弃逐文化的深层意蕴及其与后世贬谪文学的内在关联，开拓新的研究路向。

　　新著首章即开门见山，以东西方神话传说中的英雄型弃子故事介绍其基本特质：主人公生即被弃，因得救助而英雄归来的经历，已呈现了弃逐文学的基本框架“弃逐——救助——回归”;其中承载的必经磨难方能成长的命运认知，及蕴含的生命哀乐体验，正是其特有的文化原型。但文化考察的深度，更体现在历史取代神话以后。从次章直至文末，由若干政治斗争、宫闱阴谋、孝子血溅、弃妇悲啼、逐臣呼号等交织起的历史个案，就像一台晦涩难解的史诗大戏，令考察难度陡升。但新著却能从纷乱表象中抽绎头绪，抓住其背后贯穿始终的“阴阳”文化和日益严重的“家天下”伦理政治境域，剥析出“弃妇——弃子——逐臣”及相应的“夫——父——君”异体同构，在两者明显的强弱之势中，解读出妇、子、臣既因现实被弃而“怨”，又因内心对夫、父、君的依附而“慕”，从而形成极具古代中国文化特色的“怨慕”心理，以及该心理的实质是弃逐与回归这对难以调和的矛盾。此一结论的得出，无疑让所有晦涩都消解为明朗。在弃逐向贬谪流变中愈发明显的“弃逐——回归”叙事框架、“发愤以抒情”书写模式、讽刺进谗者与信谗者的表现方式，以及在贬谪文学中发展得更为完备的执着意识和超越意识，等等，各种文学本位要义的由来，都在这里找到了答案。而在此演绎推理过程中，新著本身也呈现出不少值得关注的特征。

　　以文化视角考察文学流变，需充分关注介入流变的各种文化元素之于文学的影响，具相当难度。新著却以多维视角解决了此一难题。通览全书可知，神话、伦理、文献、政治、心理、历史等视角遍布各处，其间虽有主次之分，但又相互关联，彼此渗透。如第三章重点从伦理学视角考察忠孝型弃子，但借助实证手法对骊姬之乱的考辩还原却相当精彩;第五章以政治历史视角考察楚汉文学主题之嬗变，却不乏心理学、美学视角的介入。其呈现的，实际是以多维交叉之互文方式驾驭复杂文学现象的宏观特征。

　　这里有横向的考察，亦有纵向的掘进。从全书探讨的主要对象看，以后稷为代表的神话传说型弃子、以申后宜臼母子与申生重耳为代表的“家天下”型弃妇弃子兼逐臣，以屈原贾谊为代表的已渐具中古政治色彩的楚汉逐臣等，在时序上呈现出清晰递进的特征，从中可见由弃子弃妇演变为逐臣、由家庭遗弃发展为政治贬谪的演进脉络，以及伴随新文化元素而生成的文学特点。以《诗经》弃妇逐臣诗与屈原楚辞间的流变钩沉为例：弃妇诗中隐藏着“家天下”文化中上行下效的堕落，当第三者基于私利介入时，弃妇对“妻道”的坚守远不敌夫婿的好色薄情，故诗歌具有明显的哀怨叙说特征。与之相类，《诗经》逐臣诗因臣子无辜遭谗而见放，在文学上呈现出怨慕交织、刺谗、借美物自喻和即景抒怨的比兴特征。在春秋用诗场合，弃妇诗的伦理内蕴被引申至政治、道德领域，文学指称渐向君臣过渡，由此导致弃妇诗与逐臣诗的交合;而当这些文化元素和文学特征叠加上屈原独特的生命际遇，男女与君臣的对应遂被定格且发展为更具系统性的象喻范式，并形成“朗丽哀志”“惊采绝艳”的骚体诗风。如此看来，视角多维，而注重交融;以横向为主，又寓纵于横，是新著用以考察上古弃逐文学的利器，也由此赋予全书不同于众的特点。

　　历史个案凝聚着丰富的文化元素，对之深入索解，可以从中发现极具价值的编码信息。虞舜的屡遭迫害，褒姒的以色邀宠，骊姬的祸乱晋国，虽为人耳熟能详，却鲜见从弃逐文化角度深究者。新著别辟蹊径，聚焦于此，条分缕析，层进层深，特别重视故事内在的结构特征和施动者、受动者、救助者的角色定位，从中发掘出各自的独特内涵及其间的共通规律，这对深化文学的文化考察，具有相当意义。

　　全书几乎每个观点的确立，都从对个案的剖析和文献爬梳检讨中自然生出，作者宛如立于蝉和螳螂身后的黄雀，时刻关注研究对象的蛛丝马迹和各种异动，既努力发掘新材料，也不断从旧材料中解读出新问题。这样一种立足文献的考论方式，使新著实现了自身与研究对象的高度融合。以考订《小弁》作者为例，新著对史上三种主要观点，即汉赵岐《孟子章句》注“《小弁》，亲之过大者”时确立的“伯奇说”、《毛诗序》的“太子之傅说”、宋朱熹的“太子宜臼说”，一一细加辨析，并广征自宋至清各家说法和大量文献，联系汉人以孝治国背景，发掘前二说立论的思想根源，认为其所以“依违其间，闪烁其词”，关键在于“宜臼的品德是毛、赵二氏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汉人之谬既被揭示，遂联系文本再予考索，一方面为“太子宜臼说”找到充分依据，一方面对今人主张的“弃妇说”深入检讨，指出其致误之因。由此，新著俨然邀约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学术对话，真理在各种声音的碰撞中越辩越明、越辩越信。

　　文学文化学研究的灵魂，恐不单在文艺层面的审美开掘，亦不在对审美背后零碎文化基因的探寻，那望向苍穹的目光，是如此期待一个关于“人”的答案：“人”何以如此?什么才是“人”的终极命运?也许，这才是新著摄人心魄之真正秘门。

　　除早期神话传说外，几乎在流变的每个阶段，新著都会提醒读者注意“家天下”伦理政治模式。因为正是古老的阳刚阴柔文化支撑着该模式，确立了君、父、夫在国在家的绝对权威，勾勒了一幅由君明臣忠、父慈子孝、夫信妻贞组建的“完满幸福、颇具吸引力的家国关系图卷”。然而，弃逐案例分析中呈现的却是别样情形：在申后、宜臼与申生、重耳两个事件中，褒姒和骊姬都是因美貌而获君主专宠，施其进谗伎俩的;而《诗经》弃妇诗中“夫”的“二三其德”，也与卫君淫乱导致的“国俗伤败”风气相关。至于申生之死，不仅来自骊姬的谗毁，也不无晋献公与骊姬合谋的助力。当权力享有者的私欲凌驾于伦理和道德，接二连三的弃逐事件便无可避免地发生了。

　　由此推进一步，在那些“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弃子、弃妇、逐臣的内心深处，除了悲怨，还存在一种极为浓郁的回归情结。这既是归属感的需求，也是长期处于“家天下”文化传统中，一再压抑自我人格，将恭谨、服从内化为自我心性的结果。换言之，即便强权者的私欲让他们遭到巨大伤害，他们仍对其怀有忠慕;即便现实已残酷揭示出“家天下”的虚妄，他们仍在内心依恋它。甚至那些钻营谋私的进谗者，也内含某种悲剧性的因素：“褒姒、骊姬之流在品尝到因一己之私破坏宗法继承制所带来的短暂喜悦之后，紧接着面对的，便是此一破坏导致的毁灭性的苦果：朝纲混乱、民怨沸腾、诸侯离心、四邻交攻。”

　　由此，“家天下”被真实还原为由君、父、夫之可恶、被弃者之可悲、进谗者之可怜组成的连环格局，当该格局终结于被弃者以死明志，而进谗者与信谗者也在西周之亡、晋国之乱、郢都之破等类似事件中覆灭时，不仅历史的虚妄与荒谬得到有力揭示，更重要的，是隐身于人性深处之恶亦被曝光，从而充分表达出对私欲肆意凌虐道德，终将所有人都送入毁灭的悲悯。当弃逐文学作为该文化的产物在古代史中持续出现时，这份悲悯亦因其穿越时空的广度与深度而具有哲学反思的意义。

　　《易》中已倡“有孚”，然而历史却一再上演正道直行的艰难。也许，在“观念与生命、理性与感性、超我与本我”之间进行永恒斗争，正是人类注定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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