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郑瑟

　　“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上这样说。诚如此言，2018年恰逢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又是贯彻落实中共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新起点上将吹响新号角。在这个2018年中国的首个外交主场，习近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重要经验启示、世界意义和影响做出的阐释，以及对中国推动对外开放再扩大、深化改革再出发的新图景的描绘，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

　　无论中美贸易战是否开打，中国企业提高产品与品牌附加值的大方向不会变，中国向全球市场输出高附加值商品的大趋势不会变，而中小企业和小微创业者也可以在这个新浪潮中找到自己的机会。

　　这个新浪潮对中国商界的意义，不下于又一次改革开放，将为全体国人带来又一个四十年的新类型发展期。

　　一个城市麦当劳星巴克的密度，将会影响小餐馆的装修标准和服务水平，一个城市奢侈品专卖店的密度，将会影响中层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选择倾向。

　　如果说以前的国货出海靠的是低成本优势的话，这一轮的关键词就是创新带来的高附加值了。

　　正如小米华为等国货在国内消费升级中大展拳脚一样，新国货出海的主要对手不是苹果谷歌，而是三星飞利浦，日韩英法等中等发达国家品牌市场将遭遇中国品牌的强势挤占。

　　现在的中国，不但是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也是最激烈的商业战场，中国消费者的复杂性比其他几个国家加起来都严重，所以，经过中国市场洗礼的品牌和创新，也将更有竞争力。

　　习近平在年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说：“40年众志成城，40年砥砺奋进，40年春风化雨，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40年来，按照可比价格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约9.5%;以美元计算，中国对外贸易额年均增长14.5%。中国人民生活从短缺走向充裕、从贫困走向小康，现行联合国标准下的7亿多贫困人口成功脱贫，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总数70%以上。

　　40年前，以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启动了改革开放。这场征程从农村走到城市，走向各个领域;而今天，中国的农业农村面临着“逆城镇化”的新形势，需要新的改革创新。

　　改革开放后，大量的农民工进城打工，目前总量达到2.8亿人。而近年来随着乡村的发展变化及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越来越多城里人到农村来创业、创新。据农业农村部调查数据显示，这类人员现在已超过700万人，并且在快速增加。

　　4月9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转型中的农民与农村”分论坛上，农业农村部部长、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韩长赋表示，“逆城镇化”现象是良好的，也是必然的。人口双向流动为城市和农村带来了发展活力。“我们要采取政策推动这一进程，一方面支持和鼓励下乡创业，另一方面要进一步畅通农民工进城的渠道，完善相关公共服务政策，降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使其有意愿、有条件留在城里。”

　　2018年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共同实施的财政重点强农惠农政策已于近日发布，该文件提出，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全面建立职业农民制度，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现代青年农场主、农业职业经理人、农业社会化服务骨干和农业产业扶贫对象作为重点培育对象。

　　韩长赋表示，计划每年培育新型职业农民100万人次左右。从长期愿景看，如果一户职业农民能有100亩地经营，全中国的土地约需要2000万职业农民。“所以我们要使返乡下乡的人士与农民、小农户结合起来，欢迎下乡，支持返乡，要带动老乡，而不是代替老乡。这样就能使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农村新兴产业优势互补，实现双赢，从而为乡村振兴带来更大活力。”

　　农业农村方面的探索这一案例生动地展示了40年来中国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表示：中国人民坚持立足国情、放眼世界，既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又注重对外开放、合作共赢，既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既“摸着石头过河”又加强顶层设计，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也是当下改革开放中的新情况。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这样的“一二三四”格局是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特点和优势，也是大湾区融合的难点与痛点所在。这些，成为博鳌亚洲论坛本次年会的热点议题。

　　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梁维特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一国两制”下前所未有的实践，需要更新观念，探索新的合作模式。既要加强统筹协调，建立高层次协调机制，又要兼顾各方不同利益，发挥各个方面独特作用，激发区域创新动力。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一国两制”是粤港澳大湾区的独特优势，粤港澳将发挥各自优势，形成互补，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大湾区配套基础设施正在加速建设。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深中通道等重大项目将于未来数年间落成启用，未来粤港澳大湾区还有望建成“一小时城轨交通圈”。同时，促进粤港澳法律衔接、改善营商环境、探索科技创新合作路径等，已作为推动大湾区“一二三四”扬优补劣的重要方向。

　　习近平提出：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面对复杂变化的世界，要回答“人类社会向何处去”这样的时代之问，就必须把握历史规律，认清世界大势。

　　他说，当今世界，和平合作、开放融通和变革创新这三大潮流滚滚向前。“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愈发陈旧落伍，妄自尊大或独善其身只能四处碰壁。只有坚持和平发展、携手合作，才能真正实现共赢、多赢。”

　　近年来，从顺应历史潮流、增进人类福祉出发，习近平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并同有关各方多次深入交换意见，这一倡议已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欢迎和认同，并被写进了联合国重要文件。

　　在这次主旨演讲之前的4月8日，习近平在北京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也阐述了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习近平指出，国际形势近年来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问题林林总总，归结起来就是要解决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问题。中国正在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我们追求的发展应该是高质量的发展，衡量标准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不论是国内治理还是全球治理，都要以人民的获得为目标，要不断为民众提供信心和稳定预期。

　　他说，前进的动力要在改革中寻找，要从创新中挖掘。中共十九大和刚刚结束的中国全国两会，改革、开放、创新都是关键词。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中国倡导并推进“一带一路”，目的也是谋求各国发展战略对接，形成共同发展势头，增强对美好未来的信心。

　　古特雷斯回应表示：相信中国未来数十年会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当今世界面临许多和平与发展问题，需要通过全球合作来解决，需要加强多边机构的作用，而中国已成为多边主义的最重要支柱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不可或缺、值得信赖的重要力量。他表示赞同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支持中方“一带一路”合作等旨在实现所有国家共同繁荣的重要倡议，他相信这些倡议将为国际社会带来最大利益。

　　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四个方面：一是围绕市场化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制度创新与公共治理水平的提升，通过使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基础性、决定性作用，极大地激发了微观市场主体的活力，降低了企业经营的外部成本，改善了营商环境，继而推动总体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效率的显著提升;二是对发达经济体产业转移历史机遇的成功把握，通过将引进的资本、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与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要素、广阔的市场相结合，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全面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和价值链的同时，使中国劳动力要素充裕的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以及对国际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持续不断的学习、消化、吸收产生的正向外部效应的溢出;三是全国范围内包括交通、通信等整体基础设施投资数量的大幅提升和质量的显著改善，通过降低物流成本、信息成本、促进要素流动，极大地提升了整体经济运行效率;四是以高等教育为代表的国民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教育规模的显著扩大和教育水平的持续提升，促进了中国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的显著提高，对科技研发的高度重视和持续不断加大投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全面提升，极大地发掘了中国的内生增长动力。

　　然而，取得成就的同时，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诸多现实的困难与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中国经济规模大而不强，“投资+出口”支撑的高增长模式难以为继，转型势在必行。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60%，相当于日本的2倍多，占世界经济比重接近15%;然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刚超过8800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六分之一，英、法、德的五分之一，日本的四分之一，意大利的三分之一，世界排名在70位上下。长期以来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不仅易对私人投资造成不同程度的“挤出”，其可持续性也越来越受到近年来持续攀升的地方政府债务水平的掣肘;出口方面，金融危机后，受欧美发达经济体经济长期停滞、经济复苏缓慢的影响，外需长期不振，而国内“刘易斯拐点”的提前到来和人口老龄化等因素交织，劳动力成本上升显著，从而使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的劳动力密集型出口制造业陷入困境，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第二，当前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产业梯度与产业区域分布不均，高精尖行业产能不足与“三高”行业产能过剩并存的局面长期并存，技术创新推动的内生增长动力不足，营商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直到2015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才首次突破50%，与欧美发达经济体普遍60~80%的水平尚存较大的差距;与此同时，中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约为40%，又显著高于欧美发达国家20~30%的平均水平。2017年，中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不足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仅为13%，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增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依然接近30%，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60%，天然气、水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仅略高于20%，单位GDP能耗约是日本的七倍、美国的六倍。2017年，中国的研发经费支出尽管达到了1.75万亿，占GDP的比重略仅高于2%，但与韩国和日本分别超过4%和3%、美国接近3%的水平相比，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中国每百万人中有研发人员1200人，与发达国家这一指标平均近5000人的水平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2014年，中国单位GDP(按2010年美元不变价计算)二氧化碳排放量为1.24kg，约相当于韩国的2.5倍、美国的4倍、日本的6倍、英国的8倍、法国的12倍、瑞士的22倍。2017年，中国开办一家新企业所需的平均时间为23天，是发达国家的2~4倍，政府公共部门服务效率和营商环境改善空间巨大。

　　第三，经济发展与绝大多数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和生活质量的改善不相匹配，经济发展过程中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提升有限。2015年，中国教育投入经费占GDP比重1.8%，不仅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4%~5%的平均水平，也低于日本的3%和韩国的4%。当前，中国农村地区尚有约5%的人口无法获得安全的饮用水水源，仅有约65%的人口能够使用到清洁的卫生基础设施，与发达国家普遍接近100%的水平相去甚远。中国健康支出占GDP比重和政府公共支出的比重分别仅为6%和11%，与发达国家平均10%和18%的水平相比，尚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第四，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主要体现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区域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长期存在，且有进一步扩大的风险。2017年，中国西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东部地区的60%，东北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从1978年的13%下降到2017年的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占全国的比重更是从13%下降到5%;2017年，东北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是发展较快的东部地区的十分之一。2017年，中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约60%，但户籍城市化率略仅高于40%，远低于发达国家80%~90%的平均水平，仅大致与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50年代的日本和80年代的韩国接近;这意味着改革开放四十年后，中国还有近六亿人长期生活在农村，有超过一亿长期生活中在城市的人口由于户籍等原因，长期无法充分、公平地享有城市提供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资源。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收入最低的20%人口仅拥有约5%的社会总财富，而收入最高的10%人口拥有超过30%的社会总财富;2017年，中国基尼系数0.467，已连续第十五年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水平，不仅远高于改革开放之初0.2左右的水平，也高于除美国外全球主要发达国家0.3左右的平均水平;特别是自2008年以来，中国基尼系数在经历了“七连降”之后于2015年重现反弹势头，不得不引起高度重视。2017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3383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11969元，仅为城镇居民的三分之一;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5958元，不足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64934元的十分之一，当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依然超过3000万，贫困人口收入增长缺乏内生动力和可持续性的问题依然突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概率依然偏高。

　　高质量发展，有助于推动中国从过去主要依靠“出口+投资”拉动、以“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向更多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推动、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TFP)水平的提高的发展模式的转变，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经济整体规模大而不强、粗放式高增长、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发展不平衡、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生态环境成本高昂等诸多深层次、结构性问题，继而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更加均衡、民生更加改善、全面、均衡、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展望未来，机遇与挑战并存。站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历史新起点上，只有通过不断加大和提升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力度与水平，才能解决好当前发展中遇到的诸多困难、问题与挑战。

　　为此，我们需要：第一，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在科学防范、有效化解可能引发重大系统性风险过程中，运用前瞻性、系统性和协同性思维，重点关注包括房地产、银行、地方政府债务、互联网金融等领域的资产价格异动和发展可持续性，做足预案、未雨绸缪;第二，通过改革创新促进结构调整与发展转型。继续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围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技术创新不断发掘和培育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继而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和发展模式的转型;第三，通过全面、均衡、协调发展促进民生改善。以全面落实农村振兴战略为契机，以雄安新区、上海自贸区、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建设为突破口，在体制机制上大胆创新、勇于尝试，探索和总结新时代促进区域一体化、城乡协同发展、对外开放的最优化路径，在推动区域、城乡均衡发展、缩小贫富差距的过程中，加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提升普惠性水平，促进更广泛群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第四，促进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引领，通过与更多国家和地区签署双边自贸协定(FTA)的同时，积极推动包括亚太自贸区(FTAAP)、东盟“10+6”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在内的区域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近日，国际上的发达经济体保护主义抬头。对此，习近平在演讲中强调：综合研判世界发展大势，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因此，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我要明确告诉大家，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他宣布，中国将在扩大开放方面，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以实现未来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全球化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第一，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2017年年底宣布的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的重大措施要确保落地，同时要加快保险行业开放进程，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在制造业方面，下一步要尽快放宽外资股比限制特别是汽车行业外资限制。

　　第二，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同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增强透明度，强化产权保护，坚持依法办事，鼓励竞争、反对垄断。今年上半年，完成修订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工作，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第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今年，中国将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完善加大执法力度，把违法成本显著提上去，把法律威慑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我们鼓励中外企业开展正常技术交流合作，保护在华外资企业合法知识产权。同时，我们希望外国政府加强对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习近平认为，知识产权保护“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最重要的内容，也是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最大的激励”。

　　相应地，在2018年全国两会的“部长通道”上，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谈到：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据统计，过去5年，仅专利行政执法办案总量就达到19万件，年均增长40%。知识产权保护的社会满意度由2012年的63分提高到2017年的76分。

　　申长雨表示，下一步要坚定不移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快推动专利法修改，引入惩罚性赔偿措施，加大对各类侵权行为的惩治力度，让侵权者付出沉重代价。同时，要积极构建知识产权大保护的工作格局，和有关部门一起综合运用行政执法、司法保护、仲裁调解等多种渠道，形成知识产权保护的合力。

　　此外，要推进知识产权的“快保护”，为社会公众提供更加便捷、高效、低成本的维权渠道;坚持做到知识产权的“同保护”，对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大企业和小微企业、对单位和个人的知识产权，都要做到一视同仁、同等保护，营造更好的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

　　第四，主动扩大进口。习近平指出：“中国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真诚希望扩大进口，促进经常项目收支平衡。”今年，中国将相当幅度降低汽车进口关税，同时降低部分其他产品进口关税，努力增加人民群众需求比较集中的特色优势产品进口，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进程。同时，中国希望发达国家对正常合理的高技术产品贸易停止人为设限，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

　　作为扩大进口的重要举措，2018年11月，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在上海举办。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2017 年 5 月，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宣布的。博览会由商务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与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工发组织等国际组织合作。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预计将有约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参展，将举行供需对接会、行业研讨会、产品发布会等配套活动。博览会主办方将提供通关、检验检疫等方面的便利措施，长期提供线上线下一站式交易服务，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保障客商权益;并以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组织各地企业到会采购，同时邀请第三国客商到会采购，预计国内外专业采购商将达到 15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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