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到底能带来什么?

郑瑟

　　哲人有言：“喜欢读书，就等于把生活中寂寞的时光换成巨大享受的时刻。”每每读到这句话，我都深有感触。对于很多人而言，现代生活或许是平凡的，但平凡并不意味着接受平庸。读书，恰恰是克服平庸的一种生活方式。因为，阅读不仅给人以知识，更像一艘航船，带领一个人的精神境界从狭隘驶向开阔。

　　然而，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一边感慨，读书能给人带来无穷的益处;一边又抱怨，生活节奏太快，没有时间读书，或不知道该读什么书。甚至，年初制定了读书计划，规定自己一年要读多少本书，到年底，一盘点，书确实是买了，但大多安安静静地躺在书柜上。“读书人为什么不读书了?”这确实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想起了清代文学家袁枚的那篇《黄生借书说》。黄生来袁枚这里借书，袁枚不仅慨然答应，还告诉他：“书非借不能读也。”为何如此说?原因就在于，很多人藏书很多，但往往以“有空再看”的心态，将其束之高阁;而借来的书，由于时刻担心需要尽快还回去，反而会让人珍惜宝贵的阅读机会。袁枚并非借此鼓励借书，而是劝勉人们不要因为条件不利而裹足不前，也不要因为条件优越而贪图安逸。某种意义上，在读书中扩展精神的疆域，需要有一种紧迫感。

　　对此，我有着切身的体会。小时候，正赶上十年浩劫。每每望着大门紧锁的学校资料室，透过窗户看到堆在地上、布满灰尘的各种书籍，不免耿耿于怀，望书兴叹。无奈，只好四处询问邻居、亲戚、同学、老师，看谁家有好书。虽然借书费力，还是成功地从邻居那里借到了鲁迅的杂文集《热风》，从姑父那里借到了苏联的文学名著《海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紧迫的时间，让我如饥似渴地啃读这些著作，而它们也如同甘露浸润着我的心田。

　　之后，我考入南开大学，从此进入了浩如烟海的知识海洋。作为书籍的“大本营”，学校的图书馆基本上成了我每天必去的场所。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读《红岩》这本书，在读到渣滓洞的革命烈士，他们即使身陷囹圄，还不忘读书，这样一种精神，在带给我感动的同时，也让我多了一份坚定。每读完一本，总会有几分激动，在内心告诉自己，又攻下了一个知识堡垒，又获得了一次知识的洗礼。正是因为这种紧迫感，四年下来，草草统计，居然读了上千本书。而大学时的这段经历，不仅让读书成了我的一个习惯，更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

　　如今，虽然已工作多年，我依然保持着每个月去一两次公共图书馆看书的习惯。一来，是因为那里的阅读环境好;二来，也是因为书的品种多，特别是新书的比例大，在啃读经典的同时，可以迅速了解相关领域的最新成果，通过阅读，更新知识，克服“本领恐慌”。而新知识的获得，也会给人带来成就感等正面的反馈，激励我们进一步去思考、去探索、去汲取营养。可以说，正是因为这种“双向互动”，激励着我们在阅读中，不断扩展知识和精神的疆域。

　　读书是一场精神的长跑，无论何时开始，都不会太晚。对每个人来说，如果你想不断提升自己、拓展视野、启迪智慧，不妨以热情和时间拥抱阅读，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习惯。

　　作为新教育实验发起人，多年来朱永新一直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建言献策，他创办的教育在线网站已成为成千上万中小学教师的精神家园，他倡导的新教育实验已遍地开花，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教育改革。

　　“教育不仅仅是美好生活的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教育本身是创造美好生活的一个重要前提。而阅读是整个教育大厦最重要的基石。”朱永新认为，阅读和美好生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阅读，我们不可能有美好的教育生活，当然也就不可能有美好的精神生活。

　　他进一步阐释道，对教育来说，阅读是最为基础的教学手段;对社会来说，阅读是消灭社会不公的改良工具;对个体来说，阅读是让一个人不断成长的最重要的力量源泉;对生命来说，阅读是一条通向幸福的重要通道。

　　“你既是你自己故事的主人公，也是你自己故事的作者。你把你的生命故事写成什么样，往往取决于你自己怎么样书写。”在书写自己生命故事时，往往都会有原形。这些原形从哪里来?朱永新说，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就是书籍。“那些伟大人物的传记，那些伟大的思想形成的历史，其实都是给我们生命提供一个一个的原形，一个一个自我的镜像，一个一个人生的榜样。”

　　新教育实验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新教育人”朱永新在演讲中梳理了新教育实验的发展脉络，总结了新教育实验的历程与经验，为中国教育探路。

　　新教育实验始于2000年朱永新出版的《我的教育理想》一书，书中提出了“理想教育”的基本思想。2002年，苏州昆山玉峰实验学校建立了第一所新教育实验学校，如今新教育实验学校在全国已有3700多所学校，与124个教育局合作全面推进新教育实验。

　　2003年朱永新当选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6年呼吁建立国家阅读节，同时提出把全民阅读作为国家战略，建设国家阅读基金，建设国家阅读委员会，建设社区图书馆等建议。

　　2010年，新阅读研究所在北京正式成立，将阅读和推广作为重要的工作。除了研制并推出针对幼儿、小学、初中、高中、企业家、教师和父母的书目，今年还将正式推出针对大学生和公务员的书目，每个书目的研制时间都在3到5年时间，从几十万本书里一次次筛选。

　　“现在阅读推广机构很多，但没有凝聚起来，我们就想办法搭一个台，让大家来唱戏。2016年开始我们做了领读者大会，每一年选一个主题，让全国阅读推广机构和推广人交流分享怎样做阅读推广工作。”朱永新说，继前两届《改变，从阅读开始》和《阅读，从儿童开始》的主题之后，2018年准备专门讲儿童文学的阅读。

　　阅读到底能带来什么?朱永新老师说：“阅读在很大程度上，是去帮助老师找到专业发展的一个路径，找到自我成长。”借着“世界读书日”的契机，我们一起看看对朱永新老师影响比较大的几本书。

　　我的童年和少年基本是图书稀缺的时代。

　　乡村文化站书架上孤零零的几十本书(大部分是《毛泽东选集》和政治读物)，早已不能满足我的胃口。于是我向住在招待所的过往客人借书读。

　　当时我母亲在镇上的招待所工作，一个人既是所长，又是服务员和清洁工，我们全家住在招待所，当母亲的帮手和“志愿者”。读书资源大部分与旅客的书有关。因为客人经常是匆匆过客，所以读书也是限时限刻。因此也养成了我快速读书、不求甚解的习惯。

　　真正系统地读书是在大学期间。由于最初读的是江苏师范学院，为了准备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学老师，基本读完了学校图书馆收藏的教育学心理学书籍。而我朋友刘晓东推荐的人文、历史书籍，也成为我主要的精神食粮。

　　这里主要介绍几本对我的生活和生命产生重要影响的书。

　　影响我的第一本书，应该是在1986年底到1987年底(我是1982年大学毕业的)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青年译丛”中的一本。这是一本推荐给年轻人看的书，书名叫作《产生奇迹的行动哲学》，副标题是“一个日本青年改革者的自述”。

　　我还很清楚地记得这本书的封面红黄相间，中间是一个大大的拳头。这个拳头是一个金色的拳头，反映了年轻人奋发向上的力量。

　　我买这本书时花了不到一块钱，9毛7分。这本书一直藏在苏州大学我的工作室里。前不久我一个朋友专门帮我在网上淘到了这本书送给我，因为他听过我讲起这本书对我的影响。

　　这本书讲的是日本医学改革家德田虎雄的故事。德田虎雄出生在日本的一个农村的家庭，这个农村孩子的梦想就是做一名医生，做一名好医生，做一名能够改变日本农村医疗状况的医生。但是，他成绩不好，在全校五百多个人中排四百多名。你还想做什么医生啊?你还想去改变人们的命运啊?但他知道，要想做一名好医生，就必须考一个比较好的医学院。

　　当时日本最好的医学院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医学院，他考了三年才考取。

　　书中有一个细节我记得很清楚：他每天早晨照镜子，就想象着镜子里的“我”不是今天的“我”，而是成为医生的“我”，是一个成为早稻田大学医学院学生的“我”，是一个成为医学改革家的“我”。他以此不断地激励自己，不断地用未来、用理想去激励自己。

　　那时的我也很年轻，大学毕业不久，工作时间也不长，正是需要追寻理想的青春年华。当时这本书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它告诉我理想是人生最重要的一盏明灯，人是被理想牵引着走的，如果没有理想，一定是走不远的。

　　而且，书中讲的很多故事对我有很大的启示，如说一个人的理想越大，那他得到的帮助也会越大，就像一个人背着很沉重的行囊在爬坡，旁边的人看都会看不下去，都会帮他一把，推他一把，拉他一把，帮他一下。

　　所以，理想对一个人的一生非常重要。

　　这本书很薄，很小很小的一本小册子，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名著，就是一本很普通的书。也许其他人读了可能不会像我这么激动，那么兴奋，但这本书的确对我产生了一生的影响。后来我能够做一点事情，能够有这样一点抱负，能够把新教育实验作为我一生的追求，我觉得可能与这本书对我的影响有关。

　　第二本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书是《管理大师德鲁克》。

　　1997年年底，我从苏州大学调到苏州市人民政府担任副市长。担任副市长以后我更多地涉猎一些管理学著作。其实我在苏州大学做教务处长期间，因为从事管理岗位，就已经开始有计划地读一点管理学的书。到了市政府以后，我结合工作读了更多管理学的书。当时我读到了一本书，是美国的一个学者杰克·贝蒂写的，叫《管理大师德鲁克》，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大概在1999年5月份出版，我是在1999年底就读到的这本书。

　　这本书里面有一个故事，令我印象深刻，说的是德鲁克和他的父亲去看望自己的老师熊彼特。熊彼特和德鲁克都是管理学上大师级的人物。1950年的元旦，德鲁克去看望熊彼特的时候，熊彼特就对自己的学生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了，知道仅仅靠自己的书和理论而流芳百世是不够的，除非你能够改变人们的生活，否则就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

　　这不仅是一个管理大师的忠告，更是一位老师对自己最得意的门生的嘱咐，是在他行将就木之前给自己学生讲的一句肺腑之言。

　　八天以后，熊彼特就去世了。这也成为德鲁克在临终前给自己学生的一个遗训。

　　这段文字，在书上就是两行多，一般人看可能不会太在意，因为他也不是讲管理的。但是对我来说，差不多是在我心里投了一颗原子弹。

　　为什么?因为这彻底颠覆了我关于学术的梦想。在此之前，我跟很多大学教授一样，对学问的理解还是停留在思想、观点、发表著作、拿项目、评职称、获奖的层面。在美国大学里有句话叫“Publish or Die”，你要么出版，要么死亡。你作为教授，如果没有成果，你就站不住脚。

　　的确，我自己就是这么一路成长过来的，我能够在29岁那年破格成为江苏省最年轻的副教授，不就是靠我厚厚的一批著作吗?但是，看到这句话以后，我突然反问自己，我究竟是为什么而研究学术呢?自己写那么多东西是干什么呢?我写给谁看呢?

　　当时，我的主要研究领域还是偏历史，研究心理学思想史、教育学思想史，看的人就更少。

　　到了政府以后，我的确开始意识到，过去的研究路径好像有点问题，但是如果没有熊彼特给德鲁克讲的这句话让我醍醐灌顶，我可能不会如此快地意识到应该怎么做学问。

　　后来，德鲁克把老师的这句话作为衡量他自己一生成就的基本标准，他不再以发表作品和写作本身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这句话，也是直接导致我发起新教育实验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来源，它使我下决心走进教室，走进教师的生活。

　　2000 年的时候，我终于写了一本书——《我的教育理想》。

　　《我的教育理想》可以说就是在德鲁克这本书的感召下写出来的。

　　读完德鲁克的故事以后，我的一个很大的冲动，就是要写一本真正让老师看得懂，真正能走进老师生活的一本书。应该说，我的初衷实现了。这本书一出版，就很快成为一本畅销书。很多老师看了以后很激动，纷纷来信告诉我，自己本来已经对教育失望，是这本书点燃了他们的教育理想。我到湖南浏阳，浏阳的教育局长局跟我说，朱老师，你这本书写的太好了，我们很多老师看了之后热血沸腾。他给所有老师发了一本，全县六千个老师人手一册《我的教育理想》。我拿来一看，盗版书。教育理论书被盗版，我还是第一次知道。

　　也是因为这本书，引发了后来的新教育实验。所以，我们把《我的教育理想》这本书的出版作为新教育实验诞生的标志。

　　这本书出版以后，受到一些老师的欢迎，但是也有很多人跟我说，朱老师，不看你这本书也罢，看了更痛苦。为什么更痛苦?他们说，你书中描写的这样的教育理想，那个美好的乌托邦，看了让人心花怒放，但是回到学校，心又冷了，更痛苦了，反差更大了。还有老师说，朱老师，你书里都是说说的，完全做不到。

　　在中国，“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考试不改，教育难兴。考试制度不改，教育怎么变?有本事你弄个学校给我看看?!这句话给我一个很大的激励。本来我没想到马上去办个学校做个样板，但就是由于这样的一句话，让我下决心：找学校，把我的这些教育理想进行实验，所以才有了在常州武进湖塘桥中心小学和苏州昆山玉峰实验学校的新教育实验。

　　如果说，《产生奇迹的行动哲学》给了我一个理想的力量。那么，《管理大师德鲁克》则给了我一个行动的力量。我觉得，这本书让我意识到，行动是改变社会的、改造生活的最有力的武器。

　　这本书，在管理学和教育学上也不是最有影响的名著，但是，它的确对我的生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直接导致了新教育实验的诞生。

　　第三本书是《如何改变世界》，这本书的副标题是“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我是在2006年8月底9月初读到这本书的。

　　这本书的作者是大卫·波因斯坦，书中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社会企业家。过去我们只知道企业家是以赚钱，以资本运作和追求利润为主要目标。但社会企业家不是这样，社会企业家是被理想驱动、有创造力的个体，他们试图改变现状，拒绝放弃，最终要重新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这本书出版不久，《经济观察报》主笔章敬平先生就写了一篇长篇报道，叫《零元企业家和他的故事》。零元，就是没有一分钱，即没有一分钱的企业家和他的故事。而这篇报道写的就是写我和我的新教育实验，而我也是因为看了他的文章才知道有这本书。

　　章敬平这篇文章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时发表在《经济观察报》上。第二天，就有一个上海企业家，在我的博客里面留言，说老师你们做的事太伟大了，给了我们两百万来支持我们做新教育事业。所以一篇文章的力量也很大的，媒体也是很厉害，同时也让我去找到了这本书来看。

　　我根本就没想到我是社会企业家，那我们就看看社会企业家是怎么回事?看完书以后我就写了篇文章，关于新教育的文章，叫《我们也可以改变世界》。因为这本书以讲故事的方法写了一些著名的社会企业家的故事，并写了一些成功的社会企业的特征，比如乐于纠正，乐于奋斗，乐于突破自我，乐于超越世界，超越边界，默默无闻工作等等。

　　我将新教育体制与这些故事做了一些对比，然后得出结论，其实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也都在改变着这个世界。

　　很多老师提出一个很重要的疑问就是说，教育的制度不改，你能改变它吗?后来有人还说，我们都带着镣铐，根本动弹不了。

　　我就说，虽然我们带着镣铐，但我们可以跳出舞蹈，最终，我们会挣脱掉这个镣铐。作为一个老师，关起教师之门，你就是国王。作为一个校长，关起学校的门，你就是国王。所以在同样的制度下，为什么有些人做得风生水起?在同样的条件下，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做得很卓越?抱怨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行动，就是改变。

　　所以当时读了这本书以后，我意识到，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事业。

　　其实新教育改变了一个老师，就是改变了一间教室，就是改变了几个孩子。这么多年来也的确如此，新教育实验在悄悄地影响着很多区域的教学事业。2016年四月份我们在湖北随县召开了一个新教育大会，我很感动。随县是个农村县，全县没有城市，全是乡村，因为它以前没有县城。随县参加新教育实验仅仅五年，五年以后，它的上级地级市进行了一次综合测评，以初中为例，前三十名随县拿了二十三名，前十名拿了七名。

　　我们专门到这里去看那些村小的孩子，你看那些农村小学的孩子，他们的阅读量，他们的精神状态和城里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更好。

　　所以，这种悄悄的改变，只要你做了它就会出现。用我们新教育人的话来说叫行动就有收获，坚持才有奇迹。

　　还有一本值得推荐的书就是《从优秀到卓越》。

　　这本书也很出名，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是非常著名的管理学家，叫柯林斯。柯林斯曾经写过一本很有影响力的书叫《基业长青》，他善于运用大数据研究企业发展的规律。

　　为了写作《基业长青》，他用5年时间阅读了6000篇文献，记录了2000多页的专访，在电脑里留存了3.84亿字节的数据。而且他搜集了美国和欧洲28家企业50年来所有的档案，运用定量研究和定性分析的方法，做了一次非常棒的数据分析。这个研究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优秀是卓越最大的敌人!

　　这句话对我有很大的启示，因为到2009年的时候，新教育已经很优秀了，在中国那么多的教育实验里面，我们已经脱颖而出。

　　在这个时候，这本书让我很清晰地意识到，优秀是卓越最大的敌人。如果我们没有自我突破的本领，如果我们不能不断寻找最优的人才，如果我们不能自我颠覆，如果我们不能创造卓越的小气候，新教育是走不远的。

　　所以，我也给新教育的同仁们写了一篇我的读书笔记。这篇读书笔记大约有15000字，题目就叫《新教育是如何从优秀到卓越的》。

　　总之，回顾自己的学习与工作经历，无论是大学期间的阅读生活，还是离开学校以后在工作岗位上的读书生活，都在悄悄地甚至深刻地改变着我的生活，改变着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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