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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我国中央企业公司制改制基本完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奠定体制机制基础,国企改革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各中央企业以公司制改制为契机,通过深化改革,在不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深入推进三项制度改革、进一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
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组织形式,是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必要条件。国资委将公司制改制作为重中之重,解决了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的制度障碍,率先完成中央企业改制任务。
国资委提供的材料显示,中央企业集团层面,国资委于2017年11月30日前,完成了全部68家需改制全民所有制中央企业集团改制方案的批复。截至2017年底,除个别企业由于特殊原因未完成改制外,其余企业均已全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取得了新的营业执照,成为按照《公司法》登记的公司制企业。中央企业子企业层面,列入公司制改制计划的近2500户全民所有制子企业,98%已完成或正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按照“瘦身健体、提质增效”要求列入清理计划的1100多户全民所有制子企业,40%完成清理注销。
业内人士认为,作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基础性改革,央企如期完成改制任务实现了我国国企改革“历史性突破”,为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多项改革奠定了基础,打开了空间。
在中央企业集团层面,国资委在去年11月30日前完成了全部60余家需改制的全民所有制央企集团改制方案批复工作。截至当年年底,除个别企业由于特殊原因未完成改制外,其余企业均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取得了新的营业执照,成为按公司法登记的公司制企业。
同时,列入改制计划的近2500户全民所有制央企子企业,98%已完成或正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按照“瘦身健体提质增效”要求列入清理计划的1100多户全民所有制央企子企业,40%完成了清理注销。
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组织形式,公司制也是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必要条件。“中央企业经过公司制改制后,责权更加明确,有助于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的独立市场经济主体。”国资委研究中心发布的国企国资改革发展报告如是说。
公司制改革不仅仅是换个名、改个身份。国资委要求各央企以改制为契机,将改制与加强党的领导、三项制度改革、瘦身健体提质增效等工作结合。各央企则根据自身实际,将改制与战略规划实施、内部资源整合、管控模式改革等统筹推进,争取改革“最优解”。
以内部三项制度为例,中央企业在公司制改制过程中进行了多样化探索。中国一汽要求各级企业所有干部员工“全体起立”,重新竞聘上岗,淘汰了不适应岗位的管理人员,实现了干部年龄结构优化;中国保利30%的集团总部正职人员从三级企业选拔,打造职业经理人队伍,强化职务薪酬与考核挂钩。
值得注意的是,在推进公司制改革过程中,不少中央企业进一步摸清了资产状况,将长期“休眠”的子企业纳入了压减范围,促进了瘦身健体、轻装上阵。统计显示,截至去年底,中央企业累计减少法人8390户,节约管理费用135亿元,“三供一业”完成分离移交或签订移交协议达80%。
“这是我们国企改革的一个历史性突破。”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彭华岗说,除了明确权责、提升治理外,公司制改制是基础性改革,为进一步推进中央企业股权多元化、混合所有制等改革打下了基础,开拓了空间。
据了解,在完成央企公司制改制基础上,今年国资委将继续在完善央企公司治理,加强党的领导,落实董事会职权,深入推进央企三项制度改革等方面发力,建立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真正形成市场化经营机制,增强中央企业核心竞争能力,为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奠定坚实基础。
据介绍,公司制改制不是简单“换牌子”,各中央企业以公司制改制为契机,深化内部改革,着力转换经营机制,加快建立和规范法人治理结构,取得多方面积极成效。
日前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意见》。
在回答有关国企薪酬制度改革的提问时,彭华岗表示,这几年国资委一直在研究国企薪酬改革的相关问题,下一步我们会对工资总额进行分类管理。
“对于处于充分竞争领域的商业一类企业,工资总额完全实行备案制,由企业董事会自主决定。对于商业二类企业或者公益类企业,工资总额会实现核准制的管理。”他具体解释说,企业情况不同,管理方法也不一样,总的来说就是要把工资总额的企业内部分配权真正交给企业。
就是否有计划出台新举措吸引外资参加国企混改,彭华岗表示,扩大开放应该是必然的措施,中央企业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一是加大开放合作力度,尤其在进口方面发力。今年11月,我国将在上海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央企业将积极参与,会组织一个采购团。二是在改革中加大包括与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类所有制企业的合作。“中央企业在改革过程中特别是产权领域改革过程中,会更加开放。”彭华岗说。
此外,中国国有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也会与各类所有制企业更加紧密地合作。据介绍,目前央企境外投资额约占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0%,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约占总量的70%,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项目近2000个。
“我们在‘走出去’过程中,也积极地融入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彭华岗说,中央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也会面临一些风险,但只要我们积极防范,一定能够妥善处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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