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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去年的良好发展,世界经济今明两年有望继续延续增长势头。今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全球经济2018年和2019年的增速预期提高至3.9%。IMF在报告中使用了“扩张”一词,这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
3.9%的经济增速高于过去三四十年的平均值,是2011年来的最高增长。我认为,世界经济能够扩张有三个因素,即周期因素、结构因素和科技因素。
IMF等国际机构预测,全球经济全面向好,这里有周期性因素,即扩张-收缩-衰退-萧条-复苏。2011年,世界经济增速开始下滑,2016年滑到3.2%,去年回升到3.7%,这已经很高了,今年预测更是达到3.9%。不仅如此,包括制造业PMI和贸易、投资、消费等在内的所有指数都在好转。现在的世界经济形势是所有地区全面向好,中美欧等主要经济体都不错,不是过去的一两个地区而是全面增长,是难得的好情景。但有波峰就有波谷。国际机构预计到2020年,世界经济将开始收缩。
结构因素是指主要经济体都在调整经济结构,升级产能,创新增长方式。美国原来聚焦金融,现在则重视制造,以减税为契机,各种实体经济投资都在抬升,而且能源已经独立,正向全球出口油气,经济已实现史上第二长的扩张周期。欧洲经济也在调整,原来“欧债危机”中陷入困境的“PIGS”国家,现在基本都调整过来了,连希腊去年都出现了财政盈余,西班牙去年经济增长3.1%,意大利的债务也在向下走。
亚洲则是靠内需拉动,内需拉动正在成为可能。据IMF统计,去年亚洲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2%。其中,表现最佳的是我们中国,消费拉动、科技牵引,去年经济增量超万亿美元,超过全球第16大经济体印尼的GDP规模,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3.3%,依然是全球最大的引擎。
可以看到,这一轮经济扩张,科技因素也在发挥作用。在中国,诸多独角兽企业崛起,新经济现象随处可见。人工智能发展如火如荼;半导体产业虽然面临危机,但市场规模越来越大;移动支付我们几乎已经离不开;乘坐高铁也逐渐成为人们国内出行的首选。此外,一部分国家也在朝新经济方向走。比如,德国、日本在无人驾驶方面与中国合作,以抗衡美国的单边主义。这些都是好的现象,一方面拉动世界经济增长,调动各种要素投入到新的产业中;同时也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使得科技创新对GDP的贡献比例大大提高,比如科技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一半以上。
今天全球国家间竞争的主线,已日益深化为全球供应链之间的竞争。随着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和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全球供应链体系不断扩展和创造价值,供应链能否在全球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已经成为衡量一国全球经济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如何在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发展大潮中,促进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的融合与创新发展,重塑竞争力,实现追赶和超越,是摆在新兴经济体国家政府、行业和企业面前的现实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得到极大提升,现代物流与供应链管理规模迅速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较好地发挥了对国民经济的支撑和保障作用。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是全球供应链重要中心之一。近二十年来,随着我国互联网和供应链的蓬勃发展,电商、物流、采购、快递等业态融合交叉不断创新发展,正从产业供应链到平台供应链、供应链生态圈演进升级,供应链管理的模式不断创新,技术不断进步,供应链金融迅速发展,都为我国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契机。中国产业供应链的崛起在于建立了广泛的产业集群支撑,有海量的市场需求侧给养,更有互联网带来的数字供应链的异军突起。在国家供应链博弈上,中国更应该有制度自信。中国供应链虽然起步较晚,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所拥有的制度优越性,能在重大决策上可以更高效推进,加速供应链创新和应用的发展。
全球供应链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全球产业分工深化,通过全球采购、全球制造和全球销售,实现资源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配置效率提升的组织形态。全球供应链推动世界由单极向多极化发展,未来全球化将进入全球供应链竞争时代。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基础设施出口国,有潜力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带动中国产业转移和输出,技术和标准扩散和互联互通,引领全球供应链的发展。
近几年来,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发展失衡加剧,各种形式的“黑天鹅”事件(指非常难以预测且不寻常的事件,通常会引起市场连锁负面反应甚至颠覆)层出不穷,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种种弊端日渐显露,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呼声不断高涨。在全球治理体系的演进过程中,中国顺应全球化大势,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进理念,牢牢占据了世界经济秩序重塑的“制高点”,努力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而成为重塑全球经济治理新格局的贡献者和引领者。
引导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现在世界上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对经济全球化造成很大阻力。而我们中国却坚决支持全球化,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一是推动多边贸易谈判。为了推动多哈谈判,中国提交了100多份提案,并与其他各方成员加强沟通与合作,终于在2015年推动各成员国达成了《贸易便利化协定》,这是WTO成立18年以来的首个多边货物贸易协议,有里程碑意义。协定实施有望使全球贸易成本平均降低14.3%,极大地提升了全球贸易便利化水平。二是参与促贸援助活动。促贸援助,指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利用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力,特别是帮助“最不发达国家”提高其参与全球贸易的能力。2011年,中国又在世贸组织“促贸援助”倡议框架下捐款设立了“最不发达国家加入世贸组织中国项目”(简称“中国项目”),为这些国家培养世贸人才,帮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的国家加入世贸组织。到目前为止,已推动6个最不发达国家加入世贸组织。三是推进自贸区战略。自由贸易区战略是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深层次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举措。
打造新型国际公共产品。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内容。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向世界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公共产品,其中“一带一路”倡议是当今世界上最受欢迎、前景最好的国际公共产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与沿线国家开展经贸合作,不分国家大小、贫富、强弱,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搞小圈子,而是追求互利共赢和优势互补,从而将“一带一路”倡议打造成沿线各国共同发展的新平台。除了“一带一路”以外,中国倡导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绸之路基金,增加了国际金融领域的全球公共物品供给,极大地缓解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目前每年亚洲的基础设施资金缺口超过1万亿美元,而世界银行和亚行目前每年能够提供给亚洲国家的资金大概只有区区200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的数额也仅为这些资金的40%-50%。显然,世行和亚行等现有多边开发金融机构无法提供充足的资金,满足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而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成立有助于填补这些巨大的资金缺口,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水平的提高。截至目前,亚投行共批准了16个投资项目,总金额为25.7亿美元,共为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缅甸、阿曼等多个亚洲国家项目提供了超20亿美元的贷款,其中孟加拉国配电系统升级改造项目,将使该国1250多万农村人口受益; 印度尼西亚国家贫民窟升级项目,将使当地970万居民受益。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为发展中国家融资和参与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提供了新渠道,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消除贫困、推动区域平衡发展做出了新贡献。
推动全球治理民主化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努力改变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被边缘化的窘境。一是推动提升二十国集团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七国集团再也难以垄断世界经济事务,二十国集团逐渐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这是世界经济治理民主化方面的巨大进步。中国坚持推动G20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利用杭州峰会的主场优势巩固了G2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核心地位。二是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在中国及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推动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6年进行了改革,增加了发展中国家所占份额,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份额从第六位跃居第三位,而印度、俄罗斯和巴西也有很大提升,均进入前十位。这次改革进一步增加了“金砖国家”及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中的话语权,改变了长期以来主要发达国家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旧格局。三是扩大全球经济治理的“朋友圈”。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是一项艰巨的事业,需要争取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才能完成。中国通过积极参与金砖国家合作、推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发起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重要举措不断扩大全球经济治理的“朋友圈”,推动建立更加均衡普惠的治理模式和规则,使得国际经济秩序不断向民主化、多样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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