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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批评应该是一种诚实的表达。当下,科学技术与艺术观念的并存状况,导致各种新的艺术形式超越传统艺术的知识范畴而变得晦涩难懂,难以取得观者认同。对一些艺术观念、形式和创作现象进行阐释、判断、评价,对当代艺术的创作规律进行揭示,更需要艺术批评者的参与。但一些所谓的艺术批评家在艺术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中,被动感受艺术现象的走向,有的甚至盲目肯定或否定自己并不明白的艺术创作作品,使得艺术批评不得不进入一种庸俗的相轻。
再则,一些艺术批评家虽然不乏高远的艺术理想,但就他们的知识结构而言,根本不清楚中国当代艺术未来的可能性。使得很多批评家在谈及艺术发展多元现状时,总以为那些感官化、粗鄙化、表象化之作是一种误区。这种艺术批评虽然看到了艺术现象与艺术理想的差距,却看不到这些艺术现象是艺术发展不可或缺的环节,等同于否定了艺术的多样存在。
在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界,无论是不吝赞词的艺术批评,还是毁人的批评都是先验地规定批评家的批评姿态。其实,艺术批评无论肯定还是否定,都不取决于艺术批评家,而是取决于艺术批评对象。如果批评对象值得肯定就应该支持;反之,就应毫不留情地否定。否则,过度纠缠批评姿态的艺术批评观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的危机。
艺术,依然是认识世界、洞察人性的重要入口之一,在一个过度物质化时代,精神生活依然是人之为人的核心证据,这也是艺术批评的价值背景与伦理基础。艺术批评最终要引导人认识艺术、认识自我。这个看起来似乎老套的观念,在当下却成为匮乏的品质。艺术批评应该拒绝成为附庸,无论来自商业意识,还是知识权力等都该回避。因为,有些意识的指令会使批评失去独立性的原则,而知识和术语对批评的劫持,则会断送批评的魅力。艺术批评不再独立发声,也就谈不上参与塑造公众的精神世界。在我看来,艺术批评只有进入一个能和人类精神生活共享的价值世界,它的独特性才能被人认知。
而以褒奖为主要内容的批评,时下蔚然成风。批评家几乎没有了应有的锋芒和犀利,致使当今艺术批评家立场和观点的缺失。因此,大师、巨匠、著名等称谓泛滥,“精品”、“绝品”张口即来。这种轻率并不具备研究姿态的溢美之词,不仅廉价而且庸俗,甚至有害。因为这样的现象与多元多样化现状中艺术品判断标准的模糊有关,与消费社会艺术成为商品有关,但是也与批评家对当代艺术创作现状的介入和理论思考不够有关,更与艺术批评的严重缺位不无关系。它让艺术评论失去了标准,难以得到普遍的认可与尊重。
再有一种批评者喜欢惊人之语、好用偏激态度来评介对象,有时甚至用民粹的、粗俗的言论。这种好斗勇猛的文字看起来很有个性,但仔细阅读便可看到作者的粗疏,特别是对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等认识的肤浅等等,这些意识完全不能支持他的惊人之语。虽有惊人之论,却无依据支撑,给人感觉雷声大雨点小。当今,有为某些艺术批评家引以为荣的所谓“酷评”,观其文章,存在的恰恰是酷有余而评不足。语不惊人死不休并没错,但针对相对精深的研究和精准的艺术批评而言,并非发狠就是一种高水平。艺术批评可以偏重在某些方面,但不可偏颇。虽然一些艺术批评家的肆意解构不可能从根本上消灭优秀艺术品的存在,但在一定范围和时间内却可以削弱这些作品的社会影响。虽然那些质疑、否定和偏激的艺术批评是批评发展不可缺少的环节,但最终确立艺术作品在艺术史上地位的却不是这些质疑、否定和曲解,而是肯定阐释和深度开掘。
当然,这种肯定阐释和深度开掘绝不能过度,更不能无中生有,而是尊重艺术作品的敞亮与去蔽。真正的艺术批评绝不能咀嚼一己的悲欢,而是要关乎人类的存在和发展。应该从甘居社会边缘走出,获取相对的全面认知,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艺术作品缺陷的抨击。
读过本雅明、苏珊·桑塔格等学者的批评文章,即使是严肃的批判在他们文字中并不面目可憎,当然,他们更不会为人厚道的庸俗哲学。所以,对于艺术批评从业者来说,重要的不是写了多少文章,而是有多少发自内心的真诚批判态度。只有回到艺术批评本身,艺术批评才会得到应有的尊重。
在今天的这个经济主义至上的社会中,对于艺术批评的认识,同样我们可以从经济层面打开,即从马克思所谓的经济基础(Basis)决定上层建筑(überbau)。批评家的经济基础结构势必决定了他对于每次批评的态度,以及是否能保持中立。接着我们要问的是,艺术批评家的消费群体到底是谁?谁在阅读这些大量被制造出来的艺术评论?谁又在为艺术评论买单呢?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艺术评论成为了艺术作品的广告。它通过文字的方式装饰了作品,起到了看图说话的解释功能,或者试图为作品装载更多的非艺术性意义,比如社会、政治、哲学、科技等。
Boris Groys曾经风趣地说道:
“今天‘没有文字的图像令人尴尬,好比在公共场合看到裸体’。”
正是这样,艺术家的每次出场都势必要去套一件衣服,用于遮羞,并获得某种附加的意义(装饰)。其广告的属性就决定了艺术评论的读者是谁。
Boris Groys
今天所有可以自称艺术家的人都是那些可以在市场上成功销售自己作品的人(只是多少的问题)。艺术家不再是一种精神上的称谓,而是一种职业身份。他们的生产和劳动同样不外乎于马克思对商品生产的论述,是为了交换目的而进行的劳动。每一次在画廊中的亮相,无论如何被“学术”装点和美化都无法遮蔽其“经济学”的本质。同样批评家也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他们的写作本身也是商品,并配合艺术品的总体销售。
今天艺术批评的买家大概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批评家的写作是出于艺术家或相关艺术机构的委托,那么说明和解释作品,并装载附加意义就变得尤为重要。在这里,批评家唯一服务的对象其实只是艺术家和相关机构,他们希望看到自己的作品或本机构展示的作品到底可以在论述上获得多少意义的增值(马克思所谓的Mehrwert,这里不再是剩余价值,而是增值)。这时候引经据典地从艺术史、哲学、政治学等领域借用相关抽象概念就变得非常有效。而往往“让人看不懂”和深奥很容易将作品打扮成高深莫测的样子。在此其实大众读者对于批评家来说无关紧要,有多少人真正地会去阅读,又有多少人能够读懂批评家自己也不知所云的论述呢?但只要艺术家和机构看到了文字中意义的增值部分就够了。其中存在一种莫名的默契:“写得好!!!”
另一种情况,批评家的写作是为了媒体,各个媒体都有自己的调性,但在整个大众娱乐化的媒体文化中的确出现了对于耸动性和奇观效应的追求。因为媒体的生存和死亡直接与其受关注度多少息息相关,劣币驱逐良币的故事屡试不爽,肤浅和庸俗成为了主流。在艺术媒体中,除了人畜无害的艺术新闻和广告,以及赞文外,各种无内容的论战和骂战此起彼伏,并不断被媒体故意渲染和夸大。无内容和激烈浮夸的文字配合着大众传播的基本要求,“10万+”成为了艺术媒体们永远无法达到的迷思。非理性、简单粗暴的谩骂成为了批评的基本基调,批评不再是理性的Kritik(评价),而是充满了各种戏剧张力和娱乐性的表演。
进入后网络时代的我们都明白了一个道理,一篇负面的评论和一篇正面的评论其实没有什么差别,重要的是其传播速度和传播量,并且是否可以获得关注,引起话题,其余皆是浮云。
商业化、气候变化、工作室空间、审查制度?当艺术圈蜂拥而至弗瑞兹艺术节的时候,内尔 弗里泽尔询问阿布拉莫维奇、杰里米·戴勒、塔西塔·迪恩、巴尔肖和其他的艺术大咖更多的问题。
所有艺术家:请告诉我们,对你来说困扰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我认为艺术家最大的问题是平衡市场需求和脱离市场。公共资金的消亡和店大欺客的现象大量存在,今日的商业画廊甚至博物馆都是这样,这扭曲了艺术家自由工作的能力。商业上的顺从使我们变得越来越软弱。我们需要再次多元化:其他的方式,更多的混乱,更少的规定路线。
近来,巴西的艺术家和文化机构受到了审查,以及极端保守主义团体和政客的攻击,这是非常严重而危险的。这会将我们已经非常脆弱的民主政治置于风险之中。我们正在经历着世界范围内深刻的社会不平等,不宽容和两极分化的时代中。恐惧和仇恨的言论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使得正常讨论也趋于贫乏。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特别是对于艺术家来说(因为它更为紧迫)最重要的问题是——说实话,我们能恩将仇报吗?21世纪的经济结构迫使我们回避了更基本的问题。艺术家现在是通过商业系统销售工作的人,他们可能并不认识藏家,也可能不了解政治和社会关系。作为一名艺术总监我想说的是,你可能不知道这些矛盾能持续多久,你的展览可能是由你反对的人赞助的。
美国有多少家画廊将特朗普的支持者作为主要捐赠者?这与更进步的策展决策有什么关系呢?同样,ICA如何处理这些矛盾?我的意思是,至少我们可以谈论他们,而不是假装他们不存在。
其次是教育问题,特别是艺术教育。为什么一个主要通过视觉媒体进行交流的社会,剥夺了几代年轻人的艺术教育?这样做本质上造成了一种视觉上的文盲,因此人们无法理解或阅读世界。他们不能理解,世界对他们在社会、经济前提和利益背后施加的影响。在一个充斥着图像的世界里,意识形态通过意象相互交流,这是理解图像如何产生、传播和分布的基本人权。这就像学习一门语言或学习字母表。难道不关心人民是政治的根本基础吗?为什么要引入教育收费制并减少人们受教育的机会呢?
医疗保健也同样如此。为什么如此之难呢?培养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和健康的社会,难道不应该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吗?我们可以争取更多的政治话语权,我们要问:“为什么总是保守的政府这么做?”“而没有一个自由或社会民主的因素会促进这项行动。”你很少会看到法西斯主义者或种族主义者受过良好的教育。
对我来说,这是道德问题。我认为艺术家做作品向公众展示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把自己作为人类的一员,去问我们在世界上能做什么,这真的是有史以来的最大危机。作为一个人,你如何帮助人类?现在有各种形式的危机,人类在全世界正遭受着苦难。日益严重的自然灾害,从未如此频繁;饥饿;众多人口的迁移;还有那些管理政府的人。所以仅仅在工作室里做艺术是不够的。你必须考虑作为一个人,你能做什么。
用最直白的话来说,大多数艺术家似乎都是这样的:“我怎么才能得到报酬?”比起成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家,你成为一个成功的NBA球员似乎概率更大一些。
我所专注的是创造一些事物,它们让我感觉到那一切都是我的真实体现。而这一切都与我是一位黑人有关。我只要一说我是黑人,我马上就感动窘迫。一方面,我声明我是黑人,是因为我要去交往做事,但另一方面,我不希望其他人对黑人的可能性施加任何限制。它使我处于一种我经常感觉有些相反的状态,我只是不想被约束。我只是想要自由地做我想做的事。如果接受了爱的信息,我就会发现它经常被社会政治化,并局限于黑人的物质生活中,对此我深受困扰。
我渴望复杂性、细微差异、美丽——这些都是我珍重的价值所在。但这也是我作为一个黑人天然被剥夺的东西。我知道,例如,如果我来做马克·莱基的杰作《绿屏冰箱》,它将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从历史上看,当黑人在西方生活的时候,我们不被当做人来看待;我们仅仅被认为是事物。所以我们的生活中有一种非常疯狂,复杂的关系。我们介于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某处。
我最关心的是女性艺术家的平等地位和保障性住房:艺术家谋生的现实处境以及成为艺术家的辛勤劳作都是无比艰辛的。坚持不懈吧,我的艺术家伙伴们!你们的劳作都将是无比真实的。
在一个政治动荡随处可见的世界中,我认为一个更大的问题是:我要成为一个什么类型的艺术家?这是一个没有对与错的答案;最重要的是,艺术家的言论和他的作品能跨越到一个更大范围的话语权中,与当代文化,政治和实践行动产生关联。
生产和消费的“盈余”已经成为实施威胁我们。作为一个艺术家,我不是那么热衷于创作过度生产和流通的视觉形象。
对我来说,关于资金的道德和它所代表的政治还有很多问题。我们代表谁?我们画画和拍电影是为谁?工作会涉及什么方面?我也有很多生态学的关注点。我认为有很多艺术家,试图通过协商来获得资金或赞助的方式是一个危险的雷区。如果你的工作是围绕着气候变化,与某些石油公司合作或赞助是非常奇怪的。我们不能对抗所有的战争,但是,如果你的实践有特定的领域,那么围绕它的资金是有意义的。说到这里,我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与来自武器交易的钱打交道。
很多责任都是由艺术家而非建筑业来承担的。艺术家有更多的需求去寻找私人资金,但这迫使艺术家置于公司战略的位置考虑问题。艺术家之间有一种相互指责的文化。而说正确事情的压力会分散我们真正需要战斗的注意力。
我不得不围绕着自己的酷儿身份来进行对话,围绕着非二元化(男女)性别身份,工人阶级背景出身,没有孩子,单身;所有这些身份在现存制度环境下存在都非常艰难。对我而言,现在还有更多类别的身份。但这些身份要得到官方认可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教育过的很多年轻人都认同非二元化性别身份,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围绕身份的整个讨论现在会更加微妙。当然,这种身份问题也会影响你想做的工作类型。
作为艺术家职业生涯中的一个安全问题就是如何在商业市场中生存下来。艺术家们要成为活动人士,向社会传递信息是很有压力的事,他们要思考自己的工作将如何影响某些政治变革。所以他们的问题是,如何将工作传递出某种社会和政治信息?我将如何适应未来?在非洲,市场仍在开拓着发展的根基,因此未来的空间会更大,这影响了艺术家对作品的看法。当我听到艺术家们在非洲讨论他们的实践或者作为移民社群问题时,他们讨论最多的是如何将自己的作品成为一所画廊或者一个特定展览的组成部分。
有的青年艺术家毕业后的创作具有明显的学院风格,其艺术创作多模仿大师或自己导师的形式语言。由于中国的艺术资讯与国际快速接轨,个别青年艺术家的作品与西方的艺术有惊人的相似。虽然这些人的艺术倾向还不完全归属于学院派,但基本上属于学院背景下的艺术创作样式。另一类艺术家,在形式和主题上同自己的爱好连接缜密,有强烈的自主性。形式感突出,面貌独立。他们对学院或传统的艺术形式不感兴趣,亦有很多艺术家对创作的媒介不限定,形式多样。他们注重自己的内心体验,相信艺术来源于独立的意识。
偏于学院气息的青年艺术家往往有很好的专业技术,但作品中缺少一定的真切;有些青年画家只会照搬他人的形式语言,创作和自身的生命体验几乎无关。不过,他们善于经营自己与官方及艺术界各类重要人物间的关系等,此类艺术家在展览中拥有颇高的出镜率及中奖率。而有的艺术家则有很好的个人感受力, 强调自我的价值观及判断力,表达生命的实质。但他们不擅长于社交,也不愿意过度谋取展览机会。这类青年艺术家是隐含在社会中的非主流,他们厌倦了社会艺术团体,也不再追寻大资本、大制作的国际化风格,而把日常感觉经验转化成作品,从另一个世界观和价值观去体验,使日常平庸生活的体验升华。作为一个普通人身体力行的感受传达,给观者以切肤之感。
优秀的艺术家,他们应该不仅有个体对艺术的思考和见解,还要强调其深刻性。因为你只有拥有了深刻的理解能力,才有可能把握和表现出人类作为生命存在的深层本质,才能创作出具有生命力的作品。艺术家的创作忌平庸,观念意识的肤浅必然导致艺术创作的平庸。对于有一定创造力的艺术家来说,如果能够拥有丰富而深刻的个体生命体验,或与自己的命运关联的历史经历,可能更容易激发艺术创作。也就是说,优秀艺术品的产生不仅相关于个体与时代,也相关于历史甚至超验性。这样看来,青年艺术家的创作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对个体生命的思考,或受制于历史;也应试图走进不可见的世界感受某种先验性。
其实,无论是针对成功艺术家,还是青年艺术家,艺术与生存维度的关联在浮躁的时代最值得关注。譬如,近年来一些因政绩需要而带来的博物馆热和美术馆热,实质上并没有扩大艺术的大众影响力,因为不以艺术本体发展作为线索和基础的外在拔高,博物馆、美术馆的建设不以公益为目的,却以地产投资建设为目的,显然无助于真正意义上的艺术传播。那些试图发掘、培养年轻艺术家的行为,应针对不同类型的艺术家群体和现状实施可持续性的学术活动,让更多类型的青年艺术家受益,否则,再多的艺术推广活动都只是与少数人的游戏,很难真正与更广泛的领域、更多的人群发生关系。同时,无论在巿场价值还是学术价值上,都可能流于空泛与伪饰。青年艺术家的市场成为未来的趋势,也是必然的,因为现在市场中的佼佼者都是从年轻逐步走来,艺术史从来都要经历由年轻、不成熟走向成熟的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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