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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金庸和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
一九五五年金庸在《大公报》子报《新晚报》副刊的「天方夜谭」版连载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每天一段,共连载了五百七十四天,引得读者争相购买,一时洛阳纸贵。连载一段时间後,不但使《新晚报》销量倍增,还被作为电台广播和街头说书的题材,金庸本人声名大噪,其作品亦掀起新派武侠小说新潮流。
一九五四年,一场比武热爆港澳,金庸与梁羽生奇招迭出,为武侠小说打造新纪元,作品连载叫好叫座,其後结集流传更广,从而形成中国文学新门类──新派武侠小说。
宁可无武 不可无侠
相比较旧派武侠小说常与民族主义紧密相联,金庸的小说则提出民族之别能否替代是非之别的疑问,将儒释道中的「仁义」推向新高度,且以瑰丽的笔下江湖构建「宁可无武,不可无侠」的人生理想,也用刀光剑影的武侠世界勾勒出中国文人的风骨面貌,一句「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可概括书中精髓。
解剖人性、张扬慾望是金庸塑造新派武侠小说的另一个延伸,就连写山写水,都讲究历史、地理、时间、空间的高度统一,最终都是为「写人」而服务。例如《神鵰侠侣》里的「绝情谷」,即是金庸以弗洛伊德提出的「水仙花人格」为论据,对人物心理空间的一种暗喻。不仅如此,他在传统武侠世界之外,不再局限於某一个场景的恩怨情仇,而是将侠之种种,铺陈在广阔的江湖空间,让民族精神於万里山河间尽情流淌。小说中的地理范围,也大大开拓本地人的阅读空间和想像力,如《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就曾到过回疆戈壁、中原华山、嵩山、泰山、北京紫禁城、东北长白山等地;《射鵰英雄传》的郭靖,其足迹从蒙古大漠至中土江湖,踏足领域不可谓不广。
论及金庸小说在香港的风靡,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社会风气有关,当时的香港社会并无太大的动荡,市民生活相对安定,电视和互联网都未有普及,故而人们在工余闲暇时间得以阅读报纸和小说,令《新晚报》的武侠专栏更成为香港人每天追看的读物。香港导演许鞍华曾在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回忆道:「当年梁羽生、金庸於《新晚报》连载武侠小说时,祖父和父亲为了二人的武侠专栏,每日必买报纸阅读。」
陪伴了几代人岁月
《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曾言,金庸的文字都是纯粹的汉语,实际上这个纯粹的汉语是从明末清初的笔记文学传统出来的,又吸收现代汉语的词汇和语法,哪个章节独立起来都如同一篇优美的散文,达到了钱锺书所说「清通」之境界,这对当时的香港来说,突然看到如此规范的文字,非常新鲜也非常吸引人。
可以说,金庸的小说既吸收西方文学的叙事技巧,又兼具中国古典小说的章回小说特色,将心理描写、审美情趣与诗词歌赋、历史典故、大好山河融会贯通,又植根香港,在一定程度上慰藉本地移民对於祖国文化的离愁情绪。此外,字里行间若隐若现的政治抱负,为金庸赢得更高门槛的读者,使其超脱传统武侠小说的叙事框架,但立足点都在一个人字之上。
因此,阅读金庸的小说,不仅是看他笔下的侠义江湖,更多的是对人生的思索,其一生创作十五部小说,共计一千四百二十七个人物,陪伴几代人的青春岁月,大师虽已驾鹤西游,但他遍及全球的读者,不论是青春少年,还是垂暮老者,脑海中偶然蹦出的文段,都足以影响他们的一生。
【华发网根据大公报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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