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研究继往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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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上海博物馆还原了董其昌书房，让观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来到上海博物馆（上博），会发现「董其昌无处不在」：一楼大堂，矗立着董书巨幅的「福」字海报；走在商店或是展厅外的文创产品展区则更为丰富：董其昌戴过的同款帽子、印有董画的各类丝巾、手机壳等让人目不暇接……若是走累了到餐厅小憩，还可以品尝最新推出的董其昌套餐……

　　董其昌（一五五五至一六三六）作为中国书画史上承前启后、影响巨大的书画大师，集前人之大成，融会贯通，洞察画坛时弊，以禅喻画，及时明智地提出与倡导「南北宗论」，并在实践上充分加以印证，创中国文人画理论史上又一高峰，翻开了文人画创作的新篇章。

　　上海「出品」书画大家

　　对於熟悉和研究中国画的人来说，董其昌是怎麽也绕不开的一个人。业界曾有「不懂董其昌，就不懂中国画」之说。他因为创作风格博采众长，创作生命力旺盛，而留下了数量颇为可观的作品，遍及世界各大重要的文博机构。世界为董痴迷，却并不一定都知道，董其昌「产」自上海。

　　为了打响「上海文化」品牌，大力挖掘与弘扬江南文化、海派文化，上博历时数年筹备，推出了一场以董其昌为主的艺术活动，以「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为核心，配上研讨会、着作出版、普及讲座、艺术演出等等，除了让普通观众获得相关知识，也吸引了诸多书画名家到场参与，让上博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文荟萃之地。

　　众星助阵董氏「个展」

　　「丹青宝筏」何意？上博书画研究部主任凌利中介绍，「宝筏」原为佛教用语，喻指世间一切事物由困惑到解决所使用的方法与手段。董其昌挚友、《小窗幽记》作者陈继儒曾评价他：「狮子一法乳，散为诸名家。」因此，将「宝筏」作为展名，也意在将董视为理解中国书画的「宝筏」。

　　董氏作品的专题展览此前在海外有过多次，包括二○○五年澳门艺术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共同主办「南宗北斗——董其昌诞生四百五十周年书画特展」，二○一六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妙合神离——董其昌书画特展」和一七年东京国立博物馆与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联合展出「董其昌与他的时代：明末清初的连绵趣味」。此次上博举办的专题展览则是至今内地规模最大的，先后将展出董其昌及相关作品超过一百五十件（组）。上博除了拿出自己的馆藏精品，还特别向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史密森学会赛克勒美术馆、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大阪市立美术馆、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天津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院、安徽博物院等商借藏品，让诸多散落海外多年，已经被确定为董氏真迹的珍品有了回家一叙的机缘。同时，与前述诸多展览不同的是，今次不仅是董氏个展。为了更深入探讨董其昌和他的时代，展览力求追溯董其昌书画风格的源头，所以董氏曾经鉴藏，并对他的画学理论、创作探索产生影响的晋唐宋元等大家名迹，如王羲之《行穰帖》卷、怀素《苦笋帖》卷、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卷、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剩山图》）、倪瓒《六君子图》轴，等等都被「请」来参展，这也使得董其昌的展览成为一场难得的中国古书画盛宴。

　　专家介绍，董氏创作跨度长达半个世纪，大致分为早、中、盛、晚四个时期，依次为汲取传统期（五十岁前），有代表作《山居图》扇、《燕吴八景图》册等；其五十一至六十二岁为兼容并蓄风格形成期，成熟期约在六十三至七十二岁，代表作有《秋兴八景图》册、《栖霞寺诗意图》轴等。至其七十三岁以后，依然频有佳作，如《行书裴将军诗》卷、《关山雪霁图》、绝笔（《细琐宋法山水图》卷（八十二岁）。

　　不过，还有一个获得广泛认可的说法是，董其昌的魅力并不止於作品的数量之多质量之精，还在於伪作泛滥之空前，使其作品的真伪成为古书画鉴定中一个绕不开的重点和难点。「重点」在於「贋书满天下」，世称为「滥董」；「难点」在於这些伪作水平之高，连董其昌的挚友都会看走眼。据称在董其昌五十多岁的时候，贋品已经泛滥。因此，真伪之说不可避免也成为本次上博研究活动的一大亮点。比如，在同期举办的董其昌国际研讨会上，有多幅董作再度掀起真伪大讨论。最引人关注的莫过於上博和台北故宫博物院都有收藏的一幅《烟江叠嶂图》。其中上博本原为吴湖帆外祖沈树镛旧藏。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古书画鉴定家锺银兰曾发表过相关论文，对台北本提出质疑。而据凌利中最新考证，台北本不仅是伪作，而且是由高士奇在康熙年间临摹的，并提出了多方观点加以印证：其一，清人王鸿绪《横云山人集》记载，高士奇获挚友王鸿绪所寄其藏《烟江叠嶂图》卷（上博本），兴奋之余当即和东坡韵作答并题於卷末；次年，高氏乘兴摹了一本亦寄王氏；其二，将高氏书法风格与台北本逐字比对后，发现该卷所谓董其昌的诗题书风与高氏手迹十分脗合，诸如结体、行气、章法皆同，尤其是笔性皆有硬朗尖刻特徵。而上博本中「天使」二字更接近董其昌题宋高宗《暮春三月诗帖》中的笔锋；此外，高氏本人亦有自匿真迹、进贡伪本之故实。但是就在现场，长居法国的外国学者李慧闻则认为，两幅《烟江叠嶂图》都是伪作，而台北本的艺术性更强。

　　真伪之争同样精彩

　　还有一卷董其昌五十六岁时所书《各体古诗十九首卷》，与日本藏《仿各家书古诗十九首》册的真伪之争也延续多年。日本藏为明代书画家宋珏临摹的「册页本」，被人割去宋珏款署、周亮工真跋，冒充董其昌之作。展览中从三个方面向观众一一诠释了为何日本所藏之册页为仿作。

　　董其昌在海内外拥有众多粉丝，但是对於董其昌的研究仍存许多空白。凌利中表示，由於「较难把握」，此前很多年内地的研究机构对於策划董氏专题展非常慎重，但业界对其的研究却从未停止。凌利中回忆，自己二十年前入职上海博物馆，得到当代着名古书画鉴定专家锺银兰、了庐的指导，两位先生都曾提示，书画从董其昌入手，可纵可横，易於理解文人画妙处。「有关董其昌的研究课题，空间十分广泛，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其难度与复杂性不亚於甚至超过了赵孟頫的研究。」

　　凌利中举例：关於董作真伪的梳理实际上尚无系统，因而也可以说是美术史上的一大空白。他说，目前存世的署名「董其昌」的画作大约有几千幅，保守来看，真迹仅两三百幅。即使是曾经被认为是真迹的，之后又会有质疑和推翻的声音。有鉴於此，凌利中希望，此次上博的董其昌研究活动，或许是一个新的起点。甚至可以将研究董其昌作品列为中国画史中的一门「董学」，一如研究《红楼梦》的「红学」。

　　值得一提的是，当下已经被广泛认可的「红学」一词，为清代道光年间由松江人朱昌鼎首创。而原籍上海县（今上海闵行马桥）的董其昌，之后长期的居住之地，也在华亭（今上海松江区）。

　　编者注：「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於上海博物馆举行至三月十日。本文部分图片由上海博物馆提供。

　　【华发网根据大公报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