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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下午3时,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当外媒记者问及世界经济遭受巨大损失,中方会如何恢复同“一带一路”国家间的合作时,王毅表示,疫情对“一带一路”合作确实造成了一些影响,但都是暂时的,也是局部的。从整体和长远看,经过疫情的考验,共建“一带一路”的基础将更加牢固,动力将更加充沛,前景将更加广阔。
王毅认为,“一带一路”的基础来自于为各国人民带来的切身利益。7年来,中国同138个国家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共同展开了2000多个合作项目,解决了成千上万人的就业。此次疫情期间,“一带一路”的许多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都为抗疫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中巴经济走廊能源项目一直在坚持运行,为巴基斯坦提供了三分之一的电力。在本地区大面积断航停航情况下,中欧班列1-4月开行数和发货量同比上升24%和27%,累计运送近8000吨抗疫物资,成为欧亚大陆之间名副其实的“生命之路”。
王毅指出,“一带一路”的动力来自于各国共同发展的坚定决心。7年来,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累计总额超过了7.8万亿美元,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了1100亿美元。尽管遭到疫情冲击,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逆势增长11.7%,贸易额增长3.2%。中老铁路、匈塞铁路、柬埔寨双燃料电厂、埃及新行政首都项目稳步推进,一大批暂时停工的项目最近也开始复工复产,这些都将为各国战胜疫情、恢复经济提供强大助力。
王毅认为“一带一路”的前景来自于不断开辟新的合作领域。疫情之后,各国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的愿望将更加强烈,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需求也会大幅上升。中方将与沿线国家一道,大力推进“健康丝绸之路”建设,适时举办“一带一路”视频高级别会议,更好维护各国人民的健康与安全。我们还会着力推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为各国经济发展创造更多新增长点,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更多新动力源。总之,中国与各国携手推进“一带一路”的信心不减,决心未变,我们将继续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将“一带一路”打造成一条发展之路、合作之路、健康之路。
王毅表示,“一带一路”的基础来自于为各国人民带来的切身利益。7年来,中国同138个国家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共同展开了2000多个合作项目,解决了成千上万人的就业。此次疫情期间,“一带一路”的许多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都为抗疫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中巴经济走廊能源项目一直在坚持运行,为巴基斯坦提供了三分之一的电力。
随着疫情的全球流行和持续蔓延,目前已有多个国家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或陆续采取“封国”“封城”等隔离封闭措施,造成广泛的供应链、产业链冲击。根据多家国际权威机构预测,世界经济陷入衰退预期。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周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受疫情影响,中国首倡的“一带一路”建设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挑战。一是项目被迫推迟和停止。目前,由于国外疫情防控力度持续加大,许多位于“一带一路”的建筑工地、商场和工厂关闭停工,投资项目推迟,但固定运营成本等支出继续发生,企业经营压力增加。二是投资并购难度加大。受疫情影响,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收益预期平均下调35%,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平均下调20%。由此,金融和资本市场发生剧烈动荡,引发新一轮的资产价值重估,一些国家开始收紧投资并购审批流程。2019年,全球平均每月有1200例公开的跨境投资并购,今年2月仅有874例,3月更是大幅下降超过50%。三是供应链受到重大冲击。许多国家和地区采取限制性措施,人财物的正常流动受阻,人员复工延迟、原材料和物资运输不畅、成本上升,从而影响业务和项目正常运作。四是国际舆论环境形成干扰。疫情的全球蔓延正在改变国际互动模式,并产生一些对中国与“一带一路”的负面“噪音”。部分国家不断将疫情政治化、污名化,扭曲事实,恶意抹黑,严重影响中国形象,“一带一路”国际舆论环境复杂严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证明,只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人间正道。”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正在充分验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科学性和重要性,也让我们对“一带一路”倡议更加充满信心和期待。目前,中国与168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已成为“一带一路”沿线25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疫情期间,“一带一路”沿线经贸活动虽然受到影响,但相比其它地区仍然比较活跃。一季度,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贸进出口达2.07万亿元,同比增长3.2%,高出中国外贸整体增速9.6个百分点,占比达31.4%。
周勇介绍说,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建筑)是我国最早“走出去”的企业之一。中国建筑深入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有效落实“海外优先”指导思想,在多年的国际化经营过程中,不仅长期扎根阿尔及利亚、巴基斯坦、刚果(布)、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精耕细作,成功实施了一大批重大标志性项目,更成功进入美国、新加坡、中东等发达市场,跻身当地领先承包商行列,充分彰显“中国建造”品牌实力。目前,集团已累计在境外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承建项目7000多项,其中一大批项目成为中外紧密合作、深厚友谊的象征,成为当地经济兴旺、文化繁荣的标志,赢得所在国家政府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塑造了联通世界的中国建造名片、中国友谊名片、中国精神名片。
尤其是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建筑积极参与“一带一路”项目建设,成功承接或实施了中巴经济走廊最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巴基斯坦PKM高速公路项目(苏库尔-木尔坦段)、埃及政府头号工程新首都中央商务区项目、北非重要航空枢纽阿尔及尔新机场项目、马来西亚吉隆坡标志塔等一系列重大民生项目。
周勇告诉记者,2019年,中国建筑海外业务发展势头良好,海外业务新签合同额、营业收入均实现了两位数增长,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提升。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建筑党组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国务院国资委有关工作要求,把海外疫情防控作为集团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多次作出部署,层层压实责任。2020年一季度,中国建筑在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稳妥推进海外市场开拓和生产经营活动,实现海外业务新签合同额 382 亿元,同比增长 28.8%。承建的斯里兰卡交通经济大动脉南部高速公路延长线项目、马尔代夫最大保障房工程 7000 套社会住房项目均顺利建成交付;埃及政府头号工程新首都中央商务区项目也实现了首座高层建筑封顶,项目建设进入新阶段。
周勇表示,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一带一路”建设遇到一些暂时的、具体的困难。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影响是短期的、可控的,我们要坚定信心,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继续推进高质量“一带一路”建设,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应对疫情,化“危”为“机”,周勇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加强疫情防控国际合作。要充分发挥“一带一路”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的坚实桥梁和重要平台作用,发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真诚携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应对疫情,积极协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前部署和制定疫情防控方案,构筑起疫情防控的防线。建议运用中国抗疫经验,加大包括必要的卫生医疗设备、检测试剂、应急物资和专业人员等在内的技术合作交流力度,建立应急联络和沟通机制,分享相关防控和诊疗技术,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控。要讲好共建“一带一路”抗疫故事,为“一带一路”正名,争取国际舆论话语权。
二是加强供应链保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受疫情影响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不同,一些国家关键细分环节供应商数量少、可替代性差,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中处于弱势地位。
三是加强国际金融合作。受疫情冲击,“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债务率进一步提高,国际收支平衡与债务可持续性受到影响,导致相关国家经济运行与企业经营出现困难。
四是加强企业帮扶。建议充分利用出口退税和进口关税减免政策对企业的帮扶作用,针对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疫情形势的国家、不同产业,设置阶梯型的出口退税和进口关税减免优惠政策,降低出口需求回落和进口中间品供应不足对我国企业的影响。
五是加强科技赋能。根据疫情防控需要,要充分利用5G、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化技术,开展“云展会”“云招商”“云对接”“云采购”,在法律文书送达、电子签章、远程监管等方面实现突破,提高线上线下交互性和跨境作业效率,提升“一带一路”建设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
另一位参加两会的住湘全国政协委员赖明勇也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新冠疫情下‘一带一路’倡议已不是一般意义的经济合作,而是深化经贸合作机制,优化经济治理结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今年两会,住湘全国政协委员赖明勇提交提案建议,深化“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机制,推动形成更加包容、安全、高效的治理结构。
赖明勇认为,“一带一路”根本出发点是包容发展下的合作共赢。但由于“一带一路”倡议尚未转化为较为清晰完备的治理规则体系,制约了长期经贸合作机制的形成。同时疫情使各国产生了新的合作需求和寻求共同治理的空间。因此在更加包容框架下形成“一带一路”经济治理结构势在必行。
如何包容?赖明勇建议,先要对“一带一路”基本问题上形成认识统一,操作可持续的体系。其次,从“一带一路”的倡议阶段,逐步转向到规则建设阶段。借鉴全球合作规则和惯例,从我国开放合作实践中、在全球经济和区域经济治理需求中,找到制度包容合作点和新合作方式增长点。再推动形成共同领导的“一带一路”经济治理模式,主动发挥倡议国作用。
新冠疫情对全球治理最大的挑战是各国对安全的重新认识,如国家供应链安全问题、经济增长压力等。各国应对政策带来的政策外溢和不协同,又产生了新的不安全因素。在赖明勇看来,接下来的“一带一路”合作,必然注重新的“安全”要求。
首先,需要对“一带一路”合作下的新安全观加深认识。“一方面,经贸关系的不稳定引起了各国对自身安全问题关切。另一方面,完全封闭或完全开放均不可取,最优路径仍然是在约束条件下的合作。”赖明勇表示,我国可为形成更加安全的“一带一路”经济治理结构提供一定保障。“疫情加剧各国经济、社会、政治风险,也亟需加强‘一带一路’经济安全领域的监测预警工作,助力推动合作深化,为推进形成更加安全的‘一带一路’经济治理结构提供基础保障。”
而如何高效?赖明勇认为,其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要有重点突破,形成标杆和示范;二是治理结构的在运行上高效。
对此,他建议,一方面可采用圈层升级(由利益攸关、处于关键节点的国家和区域组成的核心层向外围层推广)、分层推进(在规则领域遵循由浅入深、由旧到新的分层推进路径,从一般贸易到服务贸易,再到数字贸易等先进现代化贸易方式)、分类而治(针对不同的圈层采取不同程度的共同领导方式,例如在对非洲国家的合作中采取中国主导方式,而在对欧盟国家的合作中采取共同治理模式)和择时战术(根据中国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以及政治周期的差异,对“一带一路”不同发展阶段的推进战略做出布局,分时间、分阶段地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拓展延伸)等策略,分重点逐步快速推进 “一带一路”的经济治理模式形成。
另一方面可结合实践经验和存在问题,对组织架构、制度安排等进行优化。例如,面对中小企业“走出去”面临的融资难、风险高和管理服务体系建设落后等问题,可搭建专业化、多层次的服务支撑体系,包括发挥政府职能部门、大使馆在商务合作领域的柔性作用,公用海外联络站“一站式”服务,海外仓储物流平台建设,海外飞地园区管理模式探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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