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宜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进度，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蜚语

香港对接“一带一路”讲了好多年，或许坊间有人对香港的机遇问题产生“问号”,但笔者认为国家的“十四五”规划纲要涉港篇章已有所解答。

大家亦可回顾习近平主席今年在港的“七一”重要讲话，指出全力支持香港长期保持独特地位和优势，不断增强发展动能，全力支持对接国家发展规划和战略，全力支持香港同世界各地展开更广泛更紧密的交流合作。这不但为香港未来发展指明方向，亦指出香港今天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角色定位，简而言之就是继续增强发展动能，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8月31日，香港特区政府举办第七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国务院副总理韩正致辞时对香港积极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提出四点希望，分别是希望香港继续主动作为、希望做强专业服务、希望加强人文交流发挥窗口作用以及希望深化与内地合作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韩正副总理讲话反映香港此刻的位置和固有优势，各界应重视和配合特区政府着手把握，未来机遇依然可期。

谈到位置和固有优势，香港背靠祖国，长期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亦是全国唯一沿用普通法系的地区，与国际一直联系畅通便捷。因此国家在“十四五”规划纲要的涉港篇章亦提到香港不但要巩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等固有的优势地位，亦要通过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等不断增强竞争力，即是加强发展动能。为配合“十四五”规划纲要，特区政府在去年2021年公布了北部都会区策略，其目标之一就是将香港打造成南金融、北创科的新发展格局，通过北部都会区解决积压的各种民生问题，亦借助北部都会区改善产业结构为香港提供发展的新动力。
北部都会区提出已经一年，目前仍未见到政府颁布进一步的细化文件或细化规划。特区政府在北部都会区的建设进度和对公众的解说工作上，仍需继续努力。同时，广东省政府及深圳市政府亦高度关注北部都会区规划，早已提出建设深港口岸经济带，利用深港之间七个陆路口岸的流量效应和经济辐射，对接北部都会区，绘出共同发展的蓝图。

紧接8月31日“一带一路”高峰论坛，香港七大商会在9月初举办工商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座谈会。笔者留意到香港中联办骆惠宁主任在致辞时提到一个关键句：“未来五年是香港开创新局面、实现新飞跃的关键期”。

骆主任的关键句，其实指出特区好不容易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已经不再受到反对派的拉布和政治挑战。同时，“十四五”规划纲要作为五年规划眨眼间又已经过了一年。北部都会区作为特区未来的发展新动力，亦作为配合“十四五”规划纲要的战略宝地，特区政府有必要把握现在得来不易的发展良机，早日公布和细化下一步的发展策略，不辜负各界对特区政府锐意同开新篇的美好期望。
通过工商界座谈会，相信香港工商专业界已经统一意见。香港工商专业界素来汇聚了世界各地的商业人才，具有敏锐的市场判断力和行动力，只要特区政府公布北部都会区的入场门票，工商专业界将可以提供前期投入，是增强香港发展动能的前期基础。

最近国际形势波谲云诡，时不我待，各界期望特区政府尽快公布北部都会区进一步详情，以整体发展取代个别发展区的零散发展，让各界尽早展开调研，以便国企、外资、香港工商专业界别早日参与，尽早实现港府南金融、北创科的双发展格局，尽快落实增强香港发展动能，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角色定位。

在香港由治及兴开新篇的新阶段，香港北部都会区的规划和建设，和深圳提出的“20+8”战略新兴产业、制造强市的战略方针，为深港更全面、更高水平的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深港提升合作层次，推进“双城”融合发展，将为香港开创新局面，实现新飞跃提供强大的支撑。

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事唐杰认为，在深港合作新阶段下，两地在北部都会区建设过程中应充分利用近几十年的合作基础，发挥各自优势，探索形成有效的合作模式，助力北部都会区实现建设目标。香港的城市建设模式以高密度、高强度、高收益为主，而北部都会区密度相对较低，香港模式如何匹配北部都会区建设值得关注。科创方面，需要重点研究香港科研成果如何就地进行转化，构建完整的产业链，实现经济转型，形成与香港城市地位相匹配的科创产业。在此过程中，深港应当探索深圳河治理模式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共建模式的新突破，客观认识深圳对北部都会区在基建等方面的辐射支持作用，提升口岸设施通关以及城市公共设施共享水平。同时应以新增15万创科产业就业为近期合作重点，报请中央鼓励支持深圳移动互联、AI、生命核材料领域高科技企业通过对外投资方式，以非深企名义参与北部都会区科创发展，鼓励深圳国资和民营企业与港企和国际资本合作，参与北部都市区基础设施建设，并利用香港国际法体系优势，建立辐射东南亚及“一带一路”电子商务体系。

香港特区政府数字经济发展委员会委员、大湾区国际信息科技协会香港会长杨德斌认为，香港过去在国家发展中发挥着桥头堡、中间人的作用，未来也将是这样。1978年到2017年，中美之间主要是友好开放、合作共赢的关系，在此背景下，深港形成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从“前店后厂”走向共同创新，即从80年代承接订单从事简单生产，到逐渐加入设计元素增加附加值，再到产生自有品牌。在“后特朗普时代”，深港合作要从目前的共同创新走向协同发展，加深双方的互补关系。未来深港合作要深入思考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上的协同发展，要用好落马洲河套经验，打造科创高地。此外，北部都会区的发展是跨区域性的，需要深港在规划上多方面协调，推动双方把各领域的不同标准统一确定下来，这将是深港全面融合发展的良好机遇。

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指出，未来深港规划对接应从“物理拼图”式的衔接转变为“化学反应”式的融合发展模式。一是完善深港沟通协调机制，建立深港非政府或半官方机构之间的“第二管道”，完善深港政府间的“第一管道”。二是加强深港“硬联通”能力，探讨以深茂铁路开通为契机，谋划开通前海到香港西九龙的直达高铁列车，打通全产业链和创科融资渠道，推动两地产业基础设施联通。三是提升深港“软联通”水平，优化针对港澳居民的税收安排、在前海试点医疗资源跨境使用、探索深港专业资格认定，联手推动航运服务业发展。当前，推动口岸经济带和北部都会区对接，实现深港两地在特定区域内的合作创新突破尤为重要。其中，以发展新兴科技产业为主导的深圳湾创科走廊和以发展高端服务业为主导的东部口岸走廊，应成为未来整个北部都会区和深圳对接的“早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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