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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刊登题为《中国在全球获得资源和能源最重要的战略是什么?》的文章,作者为俄罗斯政治分析师铁木尔·福缅科。文章编译如下:
《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称,“中国对金属和矿业的海外投资创下纪录”。这篇文章剖析了中国对“一带一路”倡议——一项大规模全球基础设施计划——的投资如何变得更具“战略性”。
《金融时报》这次抓住了关键点:“一带一路”倡议具有战略意义,它一直都是。这是一个团结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投资计划,承诺实现互利共赢。
北京在其他国家建设的基础设施从来都不是随意的、分散的或毫无组织的。这个倡议不仅能让中国保持出口,而且能够在一个越来越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获得能源和资源。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和自然资源消费国,但除了关键的稀土元素,中国缺少许多所需资源。作为工业巨头,中国无法满足自己的能源需求,无论是为工厂供电还是为汽车提供燃料。北京正与中东国家结成日益紧密的伙伴关系。
与此同时,全球自然资源竞争正在加速。
美国利用“供应链弹性”和“多样化”的说法,试图控制它认为具有战略性的资源,比如锂和其他许多金属和矿产。美国希望主宰所有这些全球供应链,这引发了一场全世界范围内的投资竞争。这样一来,供应链不再全球化,而会分割成适应个别国家的战略需求。
中国进口的材料和能源需要穿越现在被美国争夺的地区,包括南中国海和印度洋。中国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借由陆路把欧亚大陆连接起来,从而使其能绕过这些有争议的地区,为能源和材料运输开辟新路线。
“一带一路”倡议中关键的战略伙伴之一是巴基斯坦,这个国家不仅通过陆路与中国相连,而且向南延伸到海洋,提供了一条通往中东的自由路线。通过瓜达尔港,中国能连接中东和非洲,这是一条运输石油和天然气的安全通道。
中国也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北京打造洲际铁路货运线路,并在今年主办了首届中国-中亚峰会。
总之,“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的一步大棋,体现了外交、贸易和战略考虑。中国正在积极使其物流路线多样化,同时让其他国家共同获益。
以上是俄罗斯刊登的文章译文。
总所周知,“一带一路”之所以成为伟大的国际性产品。不乏其继承了西方经典现代性的优质基因,但又规避了西方文明的地域性、片面性、狭隘性。
这种新型人类文明和世界精神继承了西方经典现代性的优质基因,但又超越了西方文明的地域性、片面性、狭隘性。这大概体现在这样一些方面:超越线性进化、梯度转移的发展逻辑,代之以跨越赶超、共同复兴的发展观;超越西方中心论,代之以多中心的崛起;超越狭隘的民族观和种族优越论,代之以人类整体观;超越西方文明最优论、文明冲突论,代之以包容互鉴的文明观;超越以实力抗衡为基础的丛林法则、霸权秩序,代之以合作共赢原则;超越小集团化的圈子意识,代之以平等参与的地位观;超越依附型的世界体系和中心-边缘结构,代之以命运共同体;超越历史终结论和意识形态的边界,代之以人类的视野和世界的眼光。总之,“一带一路”建设,改变的不仅是世界经济格局,还将改变全球化的术语,改变国际交往的规则,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
这种人类新文明的精神实质与中国在全球化境遇中的文化主张相通。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有条件为人类新文明的崛起提供中国价值、中国理念。正是在此意义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说,“中国的奋斗,便是人类的奋斗”。
人类新文明不仅不会遮蔽民族文化的价值,反而会推动各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
人类新文明不是某种民族文化的世界化,不谋求取代各个民族国家的主导文化,更不是要以一种世界性的文明湮没各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人类新文明不仅不会遮蔽民族文化的价值,挤压民族文化的生存空间,消磨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反而会推动各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在全球化的境遇中保存“文化自我”,在国际交往中强化自己的文化身份。
人类新文明与民族文化相互补充,各司其职。民族文化的功能在于塑造国民的文化心理、民族性格、行为方式、生活习惯乃至精神家园,而人类新文明则是为了确立国际交往理性,规范国际交往行为。比如,在一国之内,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我们可以根据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奉行救济原则、帮扶理念、大局观念,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先富带动后富、东部支援西部、内地援助边疆、城市反哺农村等方式来实现共同发展、平衡发展,但如果试图将这套交往理性推广到世界则是非理性的,世界经济交往中“合作共赢”原则显然具有更大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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