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飞：永别了，阿尔及利亚

郑瑟

文｜郑飞

    《新产经》杂志

    一群穆斯林移民居住在首都，警察们对他们另眼相待，认为他们小偷小摸，有的时候还打砸抢，要对“40%的夜间袭击事件负责”。警察定期对他们的居民区进行搜查，在他们中间安插眼线，严控严管。一开始周围的居民跟这些穆斯林有偶尔接触但关系良好，但渐渐地却因为恐惧而疏远了他们。这些穆斯林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要寻找住所也常常遭到拒绝，只能抱团取暖。他们之所以来到首都，是因为家乡生活困难，想到大城市来碰碰运气。

    在这些人的传统家园里，在过去的一个世纪，迁入了大量国家的主体族群成员。作为国家的省份，国家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但是投资的主要受益者还是外来者，他们在财产、教育、就业、社会地位方面都占据优势。布置在那里的军队，主要执行的是民事监视任务。久而久之，自成一体。当地政府对穆斯林居民的宗教和文化持有某种歧视态度，认为最好的巩固统一的方法是尽快让当地居民向国家地主流文化看齐。虽然在这里已经立足百年以上，但是政府还是焦虑于当地人的离心倾向。政府三番五次的重申，为了维护国家的和平与完整，绝不纵容任何的分离思想，绝不妥协退让。

    但认真的说，国家还是为当地人提供了基本的法律秩序、医疗与教育服务，也多多少少提供了政治参与途径。外来移民虽然境遇较佳，但还算自食其力。本地人虽然有不满，但同周边地区相比，生活大体上还过得去。有大批的当地人进入军队和地方政府做事，他们一方面不满于社会歧视，一方面仍然愿意生活在这个国家里。

    请不要挑起眉毛做惊诧状，这里讲的是1954年之前的法治阿尔及利亚。1954年之后，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爆发（八年之后，阿尔及利亚自法国分离出来）。

    这场战争是二战后去殖民浪潮后最血腥，也最动荡的一幕。在其他的地方，前殖民者的撤出都是相对迅捷且无损失的，但阿尔及利亚却是一个特例。在这块900万人居住的土地上，法国派遣了50万军队，镇压3.5万名叛军游击队，40万到150万人在这场战争中死亡。从很多标准来看，这都是一场内战，理由：一，大量死亡事件发生在正规战场之外，各种恐怖袭击、拷打、虐杀使之闻名于世，私人武装之间彼此进行报复；二，作战对手界限模糊。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主要打击目标，除了外国人，就是那些穆斯林中的温和派，而法裔居民自己也组织了地下武装对部分法国政府官员和警察发动攻击（认为他们是叛徒）；三，政治震撼严重。不仅连续几届法国内阁都因为阿尔及利亚问题倒台，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体制也因此而瓦解。总体军事政变濒临爆发，在现代法兰西历史上，再次浮现了“佛朗哥化”军人专政的危险。力挽狂澜的戴高乐，三番五次遭到法国激进分子的刺杀。如果阿尔及利亚战争只是普通的殖民战争，很难想象法国的政局会变成这副模样。

    问题就在于，阿尔及利亚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融入了法兰西，正因为血肉相连，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才如此地鲜血淋漓。其人口一度有1/3是欧洲人后裔，于斯地已经扎根百年，有自己的营生和产业；从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的角度来看，他们在法国国民议会中有代表，地方政府的设置中也有穆斯林的席位（尽管很不够，却也给了人改良的希望）。有相当一批穆斯林在法国的统治之下是受益者，也有认同心（日据时期的台湾人认同日本，是同样的道理），也有相当多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移民到法国讨生活。我们还能观察到，在1945年之前，阿尔及利亚政治运动的主要呼吁是反同化、反歧视，谋求政治自治或者建立联邦国家，而不是独立。而国际上的观感，一般也把阿尔及利亚看做是法国的一部分，而不是普通的帝国领地（在这种领地中，由少数帝国官僚统治广大异族被统治者，比如法属摩洛哥）。当时的阿尔及利亚与法国的关系，好比爱尔兰之于英国、魁北克之于加拿大、巴斯克之于西班牙。

    阿尔及利亚为什么会独立，有一个复杂的答案。花开千朵，单表一枝，这里只谈一谈法国移民在其中的作用。

    在1830年代法国入侵阿尔及利亚之时，就有司令官指出：“没有殖民，征服是徒劳的。”因此法国派遣大批移民到阿尔及利亚来作为爪牙。之后法国历次政潮、革命，失意于政治的人也纷纷涌到阿尔及利亚来开辟新生活，这些移民获得了一个外号——“黑脚”。

    对这些黑脚来说，由于地处帝国边缘与多族群生活的环境中，他们就有更强的自尊心和更深的被威胁感。按理说，这些人由于身处现场应该最了解局势才对，但是相当一部分黑脚们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在骚乱刚开始的时候，把骚乱归结为少数坏分子的捣乱（大多数人是好的），当骚乱发展成大规模的暴动的时候，则认为大多数人的敌意是低素质、被煽动及非理性的结果，只能以镇压应对之。

    说实话，看起来，二战之后法国的中央政府要比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政府和黑脚们更有危机意识。所以他们一方面进行了一定规模的政治改革，给予穆斯林以更多的政治参与权，另一方面也进行了经济与社会改革，比方说，兴建更多的医院和学校，提供更多的农业资助，以改善当地人的生活。在这些改革中，黑脚们对政治改革最为反对，提也不要提。“在恐怖主义的威胁和压力下，去讨论任何一项改革计划都是不合时宜的。”有黑脚如此说道。法国议会中有大量的议员同情黑脚，认为提出政治改革就是鼓励分离势力，就是软弱无能。这使得政府束手束脚，在强硬与软弱之间徘徊，无所适从。

    这里有一个例子：在1955年1月，法国总理任命雅克·苏斯戴尔为驻阿尔及利亚总督，以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他主张扩大阿尔及利亚在财政和行政方面的自主权（向推行自治的方向靠拢），废除现行的“二元选举团”制度（当时阿尔及利亚议会3/5的席位由欧洲裔人口选出，剩下的归穆斯林），使穆斯林与移民有平等的选举权利。他想以此来争取温和派穆斯林的支持，从而瓦解反抗力量。此举遭到了黑脚们的坚决反对，认为这是向恐怖分子低头。他们利用在法国议会中支持自己的议员向苏斯戴尔施压，迫使他暂缓了该计划的实施。

    1955年8月，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放弃了不袭击白人平民的策略。在一个名叫菲利普维尔（Philippeville）的小镇旁，阿解的武装人员进行了一场屠杀，71人死亡，包括怀孕的妇女和儿童。黑脚中的极端分子随即组织了自己的武装进行了报复，拿穆斯林开刀。在军队和这些武装团队的共同打击下，法国的官方数字是1273名“游击队员”被杀，阿解的数字则是12000人死亡。这个事件被证明是阿尔及利亚局势的一个分水岭。假如只是军队出手，还可以说成是官民冲突。但是当黑脚们组织起来报复并被政府授予警备任务的时候，族群仇杀的印象就不可避免了。这一极端情形发展到最后（1961年），这些极端分子和部分军队人员甚至组织了一个名为“秘密军”（OAS)的组织，以穆斯林民众为主要目标发动恐怖袭击，试图主动激起穆斯林对法国人实施报复，以便使暴力冲突变成死结（使镇压成为唯一选项）。于是在这场由少数人所挑起来的极度残酷的斗争中，折衷的余地丧失殆尽，所有的阿尔及利亚人都被迫要站队。例如，费尔哈特·阿巴斯是穆斯林，曾任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娶了一位法国太太，是一位有影响力的温和主义者。他曾经谴责阿解组织的暴力行为，但是在最后，也不得不宣布自己支持阿解。

    黑脚们的另外一项举措是同军方结盟，法国军方刚刚经历二战之辱、奠边府之痛，也亟须胜利以巩固士气，一拍即合。黑脚为军方提供政治支持，而军方则以军事镇压穆斯林回报之。1956年10月，军方干了件大事——在未得政府许可的情况下，私自截停了摩洛哥的飞机，抓捕了阿解的领导人之一本·贝拉（日后是阿尔及利亚第一任总统）。这大大地激怒了摩洛哥和突尼斯，两国本来是想在阿尔及利亚冲突中做调解人，这次事件之后便全力支持阿解了。军方自恃有阿尔及利亚法裔居民的支持，在相当程度上不服中央政府的号令，历届法国政府也确实因此受其挟持，只能把局势的主导权让给军队。法国著名的政治家克莱蒙梭曾有名言：“ 战争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交给将军们去干。”因为若一击不中，就再没有了手段。但是在这里，军方则开始完全动用战争逻辑来应付局势，整个阿尔及利亚被集中营化。

    当黑脚和军方越来越暴力化的同时，他们对巴黎的共和国政府也越来越不耐烦，他们觉得阿尔及利亚已被政客抛弃，1958年5月13日，他们干脆联合起来在阿尔及利亚发动了兵变，迫使开明派政府倒台。戴高乐出来收拾残余，面对这一联合也不得不虚与委蛇。
戴高乐在1959年末向阿尔及利亚穆斯林提出呼吁，给出三种选择方案：独立、与法国合并（给予所有穆斯林法国公民权）、联盟（阿尔及利亚自治）。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多少穆斯林还愿意站在法国这一边了，所有的温和派都已经消失了（不是被阿解所消灭，就是被军方和黑脚所消灭）。这样，要么是全面的军事征服，要么是可耻的撤退，再也没有第三种选择（注：1962年7月1日，阿尔及利亚穆斯林选民在独立投票中几乎一面倒地赞成独立，而100万黑脚们则踏上辛酸的逃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