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是如何产生的？

梅藏以格

      所谓“普通话”，即今天通行的标准汉语，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二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三是以现代白话文为语法标准。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共通语的存在。周秦时期，列国间即通行一种“雅言”，此后历代皆有“正音”，明清时有“官话”。清末开始，称为“国语”;1956年起，大陆则改称“普通话”。这是就概念而言。


　　至于推广标准音的行为，则始于清末读书人发起的切音字运动。今天我们使用的“普通话”有怎样的发展过程，“普通”一语有何内涵?澎湃新闻记者就此问题对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东杰老师进行专访。


　　澎湃新闻：中国历史上一直有标准音，但官方从未在全国范围内发起统一标准音的运动。直至清末，朝野各方才将“统一国语”推上日程。这是后来“国语”、“普通话”出现的发端。然而这场运动的初衷不仅是要在全国推行标准音，而且要为下层民众提供识字工具。在清末读书人的思想中，普及教育和统一语音之间有怎样的联系?


　　王东杰：一般认为，中国近代国语运动发端于1890年代开始的“切音字运动”，最初目的是为下层社会提供一套拼音符号，既可作为文字使用，又可用来辅助识认汉字，以迅速普及教育。


　　要向普通大众传播知识，最便捷的方式是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因此，切音字运动者最初的想法是先在不同地区推行以当地地方音为标准的切音字，使民众迅速掌握一套读写工具;以后再慢慢推行全国统一的切音字，就可以统一语言。但也有人认为，这不但不能统一语言，而且会使得文字也发生分裂。与其先分裂后统一，不如一步到位，直接推广全国标准音的切音字。20世纪初，随着民族主义思想的大量传播，人们认为国语统一是融会民族感情、培养国家观念的必由之路，第一种方案受到广泛批评。


　　因此，普及教育和国语统一是国语运动并行的两大目标。前者意在提升人民文化水准，主要从文字方面着眼，侧重在“民”;后者欲打破各地人们的社交障碍和心理隔阂，主要从语言方面着眼，侧重在“国”。两者都服务于民族国家建设。此外，普及教育势必打破社会上下层的文化隔阂，至少是缩短其差距，和国语统一的要求也是一致的。但它们同时也存在一定的紧张。


　　澎湃新闻：统一字音是切音字运动必须面对的问题。然而作为切音字运动实现“统一国语”的步骤，方音切音字与国语切音字在推行过程中都受到了质疑和批评。最终，还是确立以文字统一语言的官方政策，即回归传统中国所谓的“书同文”。您如何看待这个变化的过程?





    卢戆章在39岁时写成了厦门话的切音字专著《一目了然初阶》，书中拟定了他称为“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的拼音方案，这是我国自创的第一个拼音方案。


　　王东杰：卢戆章在39岁时写成了厦门话的切音字专著《一目了然初阶》，书中拟定了他称为“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的拼音方案，这是我国自创的第一个拼音方案。

　　王东杰：以文字统一语言，有好几层意思。主要的意思是，先统一字音，以之为标准，去统一各地语音。这和中国过去的“读书音”观念有关。过去的读书人读书时有特殊的音，和说话的音不同。他们的读书音实际上也参差不齐，不过总有一个大致共同的方向，就是“雅言”、“官音”。顾炎武就曾说，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应讲雅言而不是方言(大意)。这是以文字统一语言的一个历史基础。

　　以文字统一语言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以比较文雅的书面表达方式来统一并提升各地民众的口头语言。胡适在新文化运动时候提出的“文学的国语”，就是这层意思：国语要富有文学性，要精确，不是直接把口头语搬到纸面了事。


　　大体看，自清末始，文字统一语言的观点就获得了官方赞同，成为国语运动的主导取向。这其实是对文化传统，尤其是“大传统”的尊重。近代国语运动是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变革，不是抛开传统另搞一套。从历史上看，中国地广民众，而能大致维持统一，正得力于我们有一个各地共享的文化传统，塑造了我们的宇宙观、生活方式、社会理想，乃至对世界的感知方式。我这样说不是轻视地方传统、民间传统(也就是所谓“小传统”)。但我们要知道，“小传统”和“大传统”并非对立的，而是有同有异，且相互滋养的。抽离“大传统”，“小传统”也会垮掉，至少也会衰落。当然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澎湃新闻：从传统中国以文字为中心到近代以语音为中心的文字观，具有西学背景的读书人与传统思想的读书人有怎样的观点冲突?


　　王东杰：中国传统特别重视文字，对口头表达不大注重(当然不同时代也不一样)。整个“大文化”都是围绕文字展开的，即使研究音韵也是在此前提下展开的，主要关注“字音”，而非“口音”;关注古音，而不是当代的语音。直到清末的章太炎写《新方言》，学习西汉扬雄，广泛征集各地方言语词，这个观念才开始有所转变，但他的目的依然是证明，各地方言都是古代雅言的遗传和讹变。所以他还是要从古代典籍中寻找这些俗语的来源。


章太炎著《新方言》


　　国语运动则提出“言文一致”。这有两方面，一是我们熟知的，方式文言，写白话文;二是把汉字改为拼音文字，要求文字反映语音，要用“耳治”，不能用“目治”。在这个大方向主导下，有各种“奇怪”的建议，比如曹聚仁提议写“别字”——“别字”一般都是同音字，曹聚仁认为这是迈向汉语拼音文字的一步。最激烈的建议是废汉字，钱玄同曾设想直接废汉字，改用世界语。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文化人推行“中国字拉丁化”运动，最终目的也是废汉字。这个想法在“进步”人士中很普遍。直到上个世纪末，因为计算机解决了汉字输入法，才逐渐式微。


　　要废汉字，当然是珍视文化传统的读书人不能接受的。章太炎、钱基博等都说过，中国识字率不高不是文字本身的问题，是教育方法和教育制度的问题;拼音文字不一定好学，也有很多使用拼音字的地区，识字率还不如中国。而且要完全实现“言文一致”也是不可能的。语言和文字、文章之间永远有距离，不可能一模一样，西洋也并没有言文一致。任何文化中，口语都难免啰嗦，不精确;文章就要精炼准确得多。


　　这个辩论又涉及另外一个问题：普及教育，采取什么方式?是向上提升，还是向下看齐?用20世纪上半期的话说，就是提高还是普及?这是一个大问题，直接影响了我们今天社会的整体文化素养。从语言运用就可以看出，越粗鄙话的越容易流行，说的人洋洋自得，仿佛粗俗是一种美德。这当然不能完全归咎于“言文一致”的口号，但跟这个思潮中的某些极端取向有关。今天看起来，反对“言文一致”的人不是没有道理(我这样说并不否定近代语文改革运动的成就)。


　　澎湃新闻：切音字运动以后，国语运动的讨论即集中于推行“标准语”的话题。雍正时期曾设立有“正音书院”，这与后来推行“国语”、“普通话”是否存在联系，有什么不同?


　　王东杰：雍正时候的“正音书院”，被很多学者视为现代“国语运动”的“史前史”。它们之间当然有延续性，但实际上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首先，雍正设立这个机构，主要是因为他听不懂广东、福建官员的话，因此，它实际上针对的主要是入京的官员士子，而非普通民众。其次，除了广东、福建之外，其他地区也没有类似建制。实际上，它很快不了了之。到了清末，据说光绪帝还是听不懂梁启超在说什么。“国语”在理论上则是每一个国民都应掌握的，并不针对特定人群。


　　实际上，我们也不能把“官话”简单地和“国语”等同起来。它们至少有几个区别：一、官话是自然形成的共通语，并没有一套公认标准，其内部可以分为好几种不同的亚种(北方官话、南方官话、西南官话等);“国语”的语音、语法标准都是唯一的，可以区分“正确”与否。二、官话的习得基本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耳濡目染，比如温州的大绅士孙铿鸣1887年写信给他在北京的儿子，建议他们“添用北边一仆，时常在旁差走”，这样“官音自然说熟”。国语则一开始就成为了学校教育的一部分。用陈独秀的话说，“本国话”也是需要“学”的。后来虽有广播等设施，但学校仍是传播国语的主要渠道之一。三、就是前边谈到的，普及范围的差异。


　　它们的根本差别和这两个概念所产生的历史条件有关。“官话”主要通行于官员、士子、商人中;它是各地人们通过长期交往“自然”形成的语言，无须国家权力机关的认可。国语却根植于民族主义的冲动，具有服务于“民族国家”建设的明确自觉，具有对外区分、对内统一的功能;它设定的主体是全体国民;在程序上，它经过了相关政府部门正式颁布，带有很强的规划色彩。


　　澎湃新闻：“国语”、“普通话”概念是如何进入近代中国的语境中?


　　王东杰：“国语”的概念和清末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日本的影响有关。值得重视的有两个事件，一是1902年，桐城派大佬吴汝纶被朝廷主持学务的张百熙聘请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后，到日本考察教育，同日本教育界人士进行了很多深入讨论。其中一位专门负责在台湾推行日本国语的伊泽修二就向吴汝纶力陈统一语言的紧迫性，提出这是养成国民爱国心最重要的措施。吴汝纶开始还有顾虑，认为新学堂中的功课已经够多了，再添国语一科，会影响到学习效果。伊泽却说：“宁弃他科而增国语。”吴最后被他说服了，在给张百熙的信中鼓吹语言统一的重要。而根据吴的观察，当时大部分中国人还认为国语是“不急之务”。


伊泽修二


　　第二个事情是1910年，江苏教育家江谦在资政院提出，学部号称要推行“官话”，实际用词不当：“话属之官，则农工商兵，非所宜习，非所以示普及之意，正统一之名。”其实“官话”的“官”并不是“官员”的意思，而是“公”的意思，也有人说类似于“客官”、“官人”的“官”。但把“官话”看做“官员的话”，是清末很流行的一个看法。而当时正是“国民”思想涌动之时，学部从谏如流，很快就把“官话”改称“国语”，从而在官方层面确立了“国语”这个概念。


　　至于“普通话”一词，从清末就已经使用了。它最初不是一个严格的概念，大体可以视为国语或官话的同义词。但到了1930年代，随着中国政治思潮的变化，“普通话”被“左翼”文化人赋予了一种新的政治色彩，不但使其与“国语”区别开来，甚至成为打倒“国语”的武器。1931年，瞿秋白率先提出“普通话”和“国语”的差别，此后，为不少“左翼”文化人接纳。


　　简单地说，“左翼”人士认为，“普通话”是各地人民在交往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共通语，它已经有了一些基础和雏形，但仍没有完全形成。“国语”则是由官方确定的，故而是“官僚”的;它指定北平音为标准音，对其他地区的人民是不公平的;指定汉语作“国语”，对少数民族也是不尊重的。显然，“左翼”文化人在这个概念中贯注了非常鲜明的政治诉求。这些评论的依据是其时苏联语言学权威马尔的理论，即语言是有阶级性的。50年代初，“国语”的概念还使用过一段时间，直到1955年，官方才正式采用“普通话”概念。尽管这个“普通话”的内涵非常接近此前的“国语”，换言之，它和自己的“敌人”几乎一模一样;而且马尔的语言学理论也已成为被批判的对象(1951年，斯大林发表文章，提出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因此，官方采用“普通话”的概念，只能视为对“左翼”文化的象征性继承，其实质早已改变。


　　澎湃新闻：清末“国语”成为一个流行的概念取代“官话”，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国语”又被“普通话”所取代，您怎么看近代中国标准语经历的两次“正名”?


　　王东杰：这两次“正名”都和政治思想的波动、政治权力的更迭有关。用“国语”取代“官话”，主要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启动有关。它意味着一套统一的、标准的语言正式成为国家建设的目标。


　　我们可以借鉴英国学者安东尼 史密斯(Anthony D. Smith)对“国族”(nation)和“族群”(ethnic  group)所做的区分来理解“官话”和“国语”的关系。史密斯认为，族群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群体。它“通常没有政治目标，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没有公共文化”——只拥有“某些共同的文化因素”。但“共同的公共文化”却是国族的一个“关键特征”。某些族群“为了立志成为国族并被承认为国族”，必须要发展一套“公共文化”。显然，“官话”乃是族群的“共同的文化因素”之一，但既谈不上“标准化”，也不针对“所有成员”;“国语”则是一群人“立志成为”并“被承认”为“国族”而自觉建设的“公共文化”的一部分，为全体成员所共享。


　　“普通话”取代“国语”，也有其政治目的。这一概念的鼓吹者同样想建立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但他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与“国语”的拥护者产生了分歧：这个统一的现代中国应是怎样的?不同阶级、地区、民族在其中处于何种地位?最重要的，要达成这一理想，应依赖哪种力量，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普通话”原本是“国语”的同义词，让它单独出来扮演“国语”批评者的角色，就是要承载“左翼”人士对这些问题的不同思考。而“左翼”人士的答案，既受到不同层次的政治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斯大林的民族政策和语言理论)的影响，也和不同时代变动着的政治需要密切相关(如前所述，“普通话”的涵义实可以新政权的建立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颇有不同)。


　　20世纪80年代，曾有一批学者(主要是香港的语文工作者)建议取消“普通话”的说法，恢复“国语”概念，引起过一场讨论。但官方并没有采纳。前面说过，从内涵上看，这两个术语所指涉的对象其实并无差别。那么为什么不恢复“国语”称谓呢?其中，民族平等是一个最重要的考虑。“普通话”只是汉语标准语，它当然还是各民族的交际语，但不是“国语”。与之类似，在民国时期曾经极为流行的概念，如“国术”、“国医”、“国剧”等，在20世纪50年代也一并被废除，也都出于同样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