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屡屡传出老板跑路 世界工厂陷转型阵痛

蒹葭

东莞屡屡传出老板跑路 世界工厂陷转型阵痛

　　东莞的这个冬天，一度显得无比寒冷。曾经名满天下的“世界工厂”，今年以来屡屡传出企业外迁和“老板跑路”的消息，昭示着东莞经济转型中遭遇的阵痛。东莞兴于人口红利带来的大量外来劳动力，但当经济结构转型成为必须要面对的选择时，这种转型的“阵痛”却让东莞人感受得实实在在。

　　但依然有人选择留下来，他们适应着这个“世界工厂”的转型。同时，外地也在适应着东莞，越来越多的外地企业前往东莞招工，接收那些拥有“东莞式”经验的管理者和在东莞练出“全挂子”本事的生产线工人。

　　东莞这个冬天虽然寒冷，却在肃杀中积聚回春的能量。

　　老板“跑路”的背后

　　9月底10月初，地处东莞长安镇沙头社区的台资上市知名企业“金宝电子”内部上演了一幕 “企业金蝉脱壳戏”，轰动珠三角。

　　临近中秋国庆，这家企业四个分厂之一的凤凰厂的职工忽遇意外喜事：今年的中秋国庆长假可以相互连接连放9天。已经习惯了节假日加班的企业打工者们，都为有这么难得的长假欢快不已。

　　他们满怀喜悦地放心而去，绝没想到这背后会有什么玄机。

　　10月5日，打工者结束意外的长假准备回厂上班时，却惊异地发现，厂内的部分生产线已经被拆除。企业没了设备，就意味着使用设备的职工有可能失业。

　　直到这时他们才意识到，之前有关生产线要搬迁至泰国原来并非孔穴来风。只是之前他们谁都没接到过企业要搬迁的任何相关通知。

　　随之而来的，是企业开始对这些失去工作岗位无事可做的打工者的降格使用：愿意留下企业也想留的，可以调到其他几个分厂，原来属于管理层的人员要降为普通操作员。这意味着，不仅收入可能要降，还要适应也许你并不喜欢的环境。

　　在东莞，从去年甚至前年开始，这类企业突然“不辞而别”、老板跑路的剧码其实在越来越频繁地上演，而凤凰厂的搬离，不过是所有上演的剧目中时间最近也最具戏剧色彩的一场。

　　10月底，北京青年报记者到这家企业所在地实地探访时，也看到这个曾经有几千号员工的大企业，如今厂区内外却显得冷清，空留下的高大办公楼和配套齐全的相关生产设施内，很少有人进出。

　　在东莞业界皆知的情况是，每个外迁的大企业通常都关联着100-200个上下游的配套小企业的生存和未来，客观上也关联着数以万计打工者的命运。也因此，每一次类似大企业的外迁，都引得外界一片震动。

　　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企业难做”是现如今很多东莞制造业老板们的共同感受。对于不断有企业外迁和“老板跑路”的情况，他们多报以理解开放的态度。

　　而“难做”的原因则包括：“人工太贵”、“产品销路难找”、“利润太薄”、“企业融资成本太高”、“国家税收太重”等等。

　　仅“人工太贵”问题，这些老板们共同给出的一个目前东莞人工成本的数字是，招一个普工的工资基本上是3000-3500元，加上国家劳动管理部门要求必上的“五险一金”的支出，企业为一个普工付出的人工成本就要达到约4000元。如果招收技术工人，所付成本就更高，最高的可达上万。而企业搬到越南、印度或者泰国，招收同样的普工，工资支出不过只需700-1000元。

　　“老东莞”感受的“阵痛”

　　已经在人才市场转悠多日的张进，越来越感到茫然无措。

　　张进求职的理想工作是工程开发、工厂管理等类的管理岗位。而他的愿望来自于他曾经的经历。

　　1996年就开始踏足东莞的他，也曾有过事业上的辉煌。虽然其间他的工作不算稳定，还曾一度到浙江温州、宁波和广东的珠海等地工作过，但凭借自身热能工程专业大学本科的学历背景和忘我的拼劲，让他有机会多次进入一些企业的管理层，收入也颇丰。

　　在温州、宁波，他当过企业经理，在珠海，做过一家超过百人的机械长厂长，用他的话说，就是“老板之下的二把手”。

　　又回到东莞后的2006年至2012年，他在一家企业做工程开发主管，“领导一群技术人员用电脑设计产品”。

　　“那时我管20多个人，都是工程师、大学生，每月工资条上的收入就有11500元。” 语气中透着自豪。

　　也因此，他在招聘会和网上的应聘书中，开列出的理想工作还是工程开发、工厂管理等类的管理岗位，他认为这是自己的优势所在。“这类工作的工资待遇行情，过去1万元左右，现在是7000-8000元。”他说。

　　只是现实已不容得他挑肥拣瘦。

　　事实是，他现在已经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

　　自从2012年离开那个曾带给他自豪、自信的工程开发主管的岗位后，他一度回到过广西玉林他的老家，开过两年多的狗肉火锅馆，结果还是以失败关门告终，并基本赔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

　　几经辗转努力无果后的两个多月前，他又重新回到东莞，想重走他曾经已经看不上眼认为“是条死胡同”的打工老路。

　　因为在玉林老家的妻子也没有工作，在家待业，两个孩子一个在读大学，一个还在上高中，一家所有开销都要指望他一人。所以他必须找到工作，他要拼命。

　　而时至今日，他几乎身无分文，每天住宿、伙食等日常开销就靠透支几张之前办理的银行卡。每天住宿的标准也只有15元。

　　在东莞这段时间，曾听说重庆工作好找，他就“杀”到了那里，半个月后还是遗憾地铩羽而归。“现在三十八九岁的人都找不到工作，我都48岁了，这个年龄很难找了。”语气中很有些壮士迟暮般的无奈与悲凉。

　　其实，窘困的状况，也已让他在心里把工作的标准降得很低：“实在不行，干个普工也可以。”

　　但就这，实现起来也并不容易。

　　前几天，有朋友介绍他去一家食品厂，做流水线上的普通操作工，月薪2000元，结果因为他“年龄大”，还被那家食品厂拒绝了，让他倍感受伤。

　　即便如此，他也不愿再回到广西玉林老家。

　　“已经回不去了。那里过去的同事、同学，有的确实混得不错，也有当大官的，可是时过境迁，那么多年未联系，怎么好意思再去麻烦人家。”

　　记者采访他时，一个深圳的企业给他打来电话，通知他几天后去那里面试，那家企业在网上看到了他的求职简历。

　　“是做生产电器工程师，他们给我开价7K，就是月薪7000元。不过还没准行不行。”他显得并不太兴奋：“这种面试都一样，五家面试能有一家成功就不错了。”

　　“要是老板亲自面试，就很有可能成。要是下面的人来面试，就不好说了。下面的人大多是年轻的。岁数比我大还有可能，要是岁数比我小，就肯定不行。你想，谁会愿意要岁数比自己大的人做自己的手下呢?他会认为不好管理。”

　　22年 东莞不再是那个东莞了

　　在东莞找工作变得很难，这并不只是高端人才的遭遇，东莞经济结构的转型，如同在静水中开始转动的涡轮，逐渐搅动起了整片水流。

　　艾科琼在东莞呆了22年，1993年从四川达州板桥村来到东莞，和她同村的姐妹们一起开始打工生活，那年她才16岁。

　　在最初几年，她的工作并不稳定，玩具厂、皮具厂、毛衣厂、鞋厂……都是东莞最初发展时所依赖的那些行业。但基本是每变动一次，她的工资收入都会涨上一点，从最初的100多元，涨到三四百元。

　　1996年10月，她进了东莞一家在全国都闻名的生产电器的企业，在生产线上做操作工，一干就是19年，直到如今。

　　比起拉(生产线)上其他的操作工，她的技术最全面，所以从拉头到拉尾，谁有事离开了，她都能及时顶上，被戏称“打杂”。

　　现在她的每月收入不算加班，能拿到不到3000元，算上加班，能拿到近4000元。这其实也基本就是如今东莞普通员工的收入标准。

　　比起新来的年轻员工，她的收入中就多了个“本企业工作三年以上员工”的补贴，也就是每月多出五六十元。

　　东莞这个世界工厂看似一池静水，其实却一直默默积攒着驱动变化的力量，点滴的变化很难让艾科琼这样的个体有明显感受，但当她们感受到的时候，东莞早已不是她们概念里的那个东莞了。

　　“2013年以后，企业开始不景气，也总传说要搬迁，结果是很少再有加班的情况了。以前每天最少加班3个小时，多的时候是3个半小时或更多。现在偶尔加次班也不超过1小时。加班少，收入就少。虽然辛苦，但多加班就能多增加收入。” 艾科琼说：“现在不能多加班了，工作量却比以前成倍增加，老板是尽可能让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这样就能减少成本。”

　　但是东莞的变化反映在她身上，已经不仅仅是干几个人活的问题了，艾科琼发现自己没有多少机会“跳槽”了。在如今已经开始注重学历的东莞，她不具有任何优势，就是在生产线所学的技术和积累的经验，也变得越来越没有用处。

　　曾经的花季少女，今日人到中年，她的命运似乎已经注定。

　　在东莞打拼了22年的艾科琼感觉，东莞变得越来越美，却也离她越来越远。

　　事实上，从很早以前她就和丈夫开始纠结，是否该回到自己的家乡达州了?相比繁华的东莞，家乡很落后，在那里夫妻俩无法挣到比这里高的收入，毕竟还有两个上学的孩子要养。

　　但艾科琼还是觉得，重回到家乡的日子不远了。她现在唯一希望的是，自己和丈夫在东莞多年所学，能够在家乡为自己安排一个平和幸福的晚年生活。

　　东莞不要的人我们要

　　劳动力在往外走，企业也在往外走，留下的企业都在转型，今日的东莞，贴着的不再是劳动密集型的标签。但有技术的高级蓝领和有经验的管理者却并不是没有出路，即便东莞不需要他们，别的地方却需要。

　　10月24日，星期六上午，地处东莞市中心地带的广东智通人才派遣服务有限公司现场，定期举办了人才招聘会，不过这里已不再有如潮般的用人单位和求职者。

　　这家已有超过21年历史的人才市场，据说曾经是广东省最大的人才市场，也曾几乎是所有前来东莞打工的打工者必到之处。

　　有着A、B、C、D四个区域的人才市场内，只有一个B厅在开放，但不同的是，这里出现了不少“外地企业”，他们想要东莞的人。

　　在招聘榜附近，联想移动互联(武汉)生产基地设了个招聘台，他们在往武汉招人。负责招聘的工作人员说，今年五六月份的时候，他们单位已经在这里招走了一批共近三百人，现在是招第二批。“东莞用不了那么多人，正好我们可以用。”

　　咨询者中，一个叫李卫军的求职者告诉北青报记者，他和同在东莞打工的妻子都想回武汉工作。“因为在那里买了房子，也离父母近，现在在那里也能找到像样的、收入也不错的工作。”

　　来自湖北黄冈市农村的他，大学毕业后，于10年前来到东莞，先后换过多个用人单位，都是从事与大学专业相符的会计工作，到东莞的第五年后，就一直做财务总管，每跳一次槽，工资收入也随之水涨船高。

　　走还是留 这是个问题

　　员工的状况，直接反映了东莞企业的状况，能够找到劳动力价格更低地方的企业都用脚投票了，走还是留，这是个问题。

　　坐落东莞横沥镇上的华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加工手机配件、五金端子等专业精密冲压设备的企业。记者见到这家企业的老板张建波时，他们正在给富士康公司攻关一个苹果手机的配件产品，已经连续三天三夜没怎么合眼，一脸的疲惫。

　　他说，自今年春节以后，企业就完全没什么订单，直到10月份以后，情况才略有好转。“去年一天能有三五拨的人来谈生意，今年是几天来不了一拨，也是大经济环境使然，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个生意，哪能不抓住、不尽心。我们的企业还好，越大的企业今年面临的挑战越多越复杂。看来东莞加工业只有走转型升级之路了!”

　　他透露，他们也在摸索、尝试转型。过去是生产零配件，现在正尝试做成品。现在申请苹果公司的授权，通过贸易公司直接出口产品。

　　在东莞企业纷纷外迁、老板跑路的一片风声鹤唳中，东莞市寮步镇的源开鑫精密五金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志强却不打算走。

　　“只要有资金，我们还可以增添设备、扩大产量，完全不用考虑产品销路问题。” 李志强语气格外自信。他的自信既来自于他企业做转口贸易的香港背景，不愁产品销路，更来自于他企业的现代化程度以及由此产生的高效率和收益。

　　这家企业几千平方米的厂房内，排列着30台大型精密加工车床，而整个厂内所有员工包括技师、管理人员、老板本人才不过十人左右，分成日、夜两班连轴生产，平均一班不过5人。其中，每班两个技师的月收入可达8000-12000元，普通员工的收入3500-5000元。

　　三年前，李志强所在企业外迁了，但是他留了下来，选择独立建厂，在东莞政策、资金支持下办起了目前这家以生产加工光通讯配件产品的企业。由于企业技术起点高、产品适销对路，如今企业发展势头良好。

　　对国外经济大势颇喜研究的李志强认为，东莞未来的转型发展就应该走高精尖之路。

　　“东莞一直是外向型经济，所以经济难免受国际大形势影响，当大多数欧美国家还未走出经济低迷，国内的制造业也必受到波及。东莞制造业地震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没有了人工成本优势，低端产业被淘汰则是大势所趋。”

　　他说，其实多年前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就提出要“腾笼换鸟”，压缩落后产业。现在是有些产业外迁，但也有很多替代、升级产业入住，发展迅猛，包括手机产业、光通讯产业、医药器械、汽车零配件等等，所以今年以来东莞总体工业产值并没下降。

　　留下来的企业老板们，都在适应着东莞这个世界工厂的产业转型，他们都知道，这不再是20年前那座借着人口红利腾飞的城市，他们必须适应现在的东莞，必须适应这个转型时代。

　　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