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所有者黄灿然：也造梦，也千疮百孔

蒹葭

来源：凤凰文化 作者：魏冰心

一无所有者黄灿然：也造梦，也千疮百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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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灿然在汽笛低诉的车子里睡着，梦的尽头是香江。1978年，他跟随两位姐姐一路从泉州来到香港。制衣厂的钮门部里，山村里长大的少年成了流水线上的一名普通工人。这一年，他15岁。

还算童工吧？

“对，属于童工。给牛仔衣打枣，不难，一学就会。发生意外也有，我有一次大拇指装进去，整颗钉这样穿过，就去医院做手术了。”黄灿然伸出手来比划给记者看，手指刚刚按灭一支烟。多少多少年来的瘦，如今积攒在法令纹上，他说话有福建腔，看起来一副好脾气。

制衣厂下班后的生活是极其充实的，街角的小书店里琳琅满目，新文学的风简直要把少年迎面扑倒。当时香港有个司马长风，文学史写得感性，很合黄灿然心意，三册本的《中国新文学史》几乎被黄灿然照单全收。冯至、卞之琳、穆旦、戴望舒，无论是诗、翻译，还是作为诗人翻译家本身，都深深地吸引着黄灿然，这份吸引在少年心中生根发芽，直到日后他自己也成了一位诗人翻译家。除了包括陈映真、王祯、痖弦、郑愁予等在内的中文作家，卡夫卡、加缪等外国现代派小说，乃至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也悄悄与工厂少年发生着联系。

他还去位于尖沙咀的放映室看电影，当时有个小团体搞星期天十点半的艺术电影场，在戏院门口张贴小广告，全是欧洲的艺术片，黄灿然是这小团体的忠实观众。早场电影散场了走出门来，太阳常常照得人睁不开眼。

黄灿然说，“那时还看《天云山传奇》和大岛渚，看大岛渚该是成年了。”就自己笑了起来。

1982年起，黄灿然开始了白天做工，晚上上夜校的生活。每星期有三天晚上，他抱着一本《新英汉词典》往返于工厂车间与夜校教室之间，用两年的时间补齐了香港六年制的英语课程，为之后以在港考生身份考入广州暨南大学新闻系打下坚实基础。

“那时候独来独往，不太和工厂的同事一起，也没谈过恋爱什么的。一个人看书、看电影、听音乐。”事实上，黄灿然总给人一种独来独往的印象，从1990年起，他在香港《大公报》从事了近25年的国际新闻翻译，工作生活二十年如一日，新闻第二天要见报，所以大多上的是夜班。

在《大公报》的工作之外，他翻译和写诗。苏珊·桑塔格、里尔克、曼德尔施塔姆、米沃什、布罗茨基，黄灿然于无数个深夜将这些作者的卓绝处反复咂摸，将跳动的字母转换成方正的汉字。中国的读者记得了这些响当当的大家，鲜有人关心译者的姓名。

“我因耳垂下长了一个小脓包，午夜下班后便去附近医院看急诊。我知道可能要等上一两个钟头，该带本什么书呢？办公桌上那本薄薄轻轻的《神秘主义入门》映入眼帘，于是抓了就走。在候诊室，我打开诗集。那种陌生感依然吸引着我，接着我慢慢读出某种宁静、轻快、愉悦的东西。”

这次急诊的经历发生在2002年，手术后，黄灿然每天早晨要独自到住所附近的医院清洗伤口，连续一个多月，陪着黄灿然的只有这本诗集，被读了二三十遍的诗集。诗集的作者是亚当·扎加耶夫斯基，黄灿然后来翻译了那首著名的《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

在此之前，他还害过一场漫长些的病。“大概在二十七、八岁的时候，我得上了抑郁症。后来开始慢慢调整身体，留意食物，爬山、做锻炼。但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起码有四、五年的时间（病情）是特别严重的，在一种治病的阴影下生活。后来靠意志力恢复了，在三十五岁左右，各方面才比较顺利，更关键的，想好大概怎么往下走了。”

抑郁症给生活带来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彻底改变一个人。”



2

直译与意译之争，自翻译实践开始就与之俱来。黄灿然自认是“直译派”，但并非译得了无生气。有读者拿“诘屈聱牙”四个字来抱怨黄灿然在《小于一》中略显晦涩的翻译风格，但更多时候，黄灿然拥有着与整个诗歌及翻译圈的冷清氛围不相称的热情拥趸。去年年末的上海诗歌节上，众多诗人齐聚一堂，大家总爱开黄灿然的玩笑，他们叫他“黄老斯”，羡慕他招读者喜欢。

“我们回忆这些事情，不是因为我觉得它们对潜意识很重要，当然更不是出于对童年的怀旧。我回忆它们是因为我从未这样回忆过，是因为我想让这些事情多少能留存下来——至少在纸上。还因为回顾比其相反更有益。明天就是不如昨天有吸引力。基于某种理由，过去不像未来那样辐射如此巨大的单调。未来因为其大量，所以是宣传。杂草亦然。”

“他们——或者说‘我们’——全都住在集体公寓里，四个或不止四个人一个房间，常常是三代同堂，轮流睡觉，像鲨鱼那样喝酒，互相争吵或在公共厨房内或早上在公共厕所前排队时与邻居争吵，以垂死的决心打他们的女人，在斯大林暴死时或在看电影时当众痛苦流涕，而且满口粗话，其频率之高使得比如‘飞机’这种常用词会使一个过路人觉得是一种隐含深意的淫秽语——而代表埃及或别的什么国家而举行的公开集会上，则会变成灰色而冷漠的人头之海，或举手的森林。”

——摘自《小于一》，约瑟夫·布罗茨基著，黄灿然译，浙江文艺出版社

不少读者曾因为小说里超长的人名而放弃俄罗斯文学，这些读者也极可能因为超长的句子而放弃布罗茨基吧。关于翻译，黄灿然提出过一个“理解力”的概念，“理解力就像一个碰头点。大家从不同方向来到碰头点，取得理解，然后互说再见，各走各路。它是一种微妙而复杂的综合能力，本身就包含翻译艺术中的各种取舍。”

带着这种“理解力”，黄灿然翻译了布罗茨基这本呈现了独特的文体和“书体”、堪称完美之书的《小于一》。长句绵绵，加上诸如引文第一段里“回顾比其相反更有益”的指代，读完像没读过一样茫然；但也正是这种直译的处理，激发了如引文第二段里直击要害而气贯长虹的力量。作为译者，黄灿然明白，翻译不是汹涌无节制的创作，它应当忠实于写作者彼时彼刻的写作状态。

在译后记他这样写道：“这本书的翻译头头尾尾耗时两年，其间译者经历了离婚、父亲逝世、卖房子、搬家，从工作了近二十五年的岗位上辞职，再从香港迁居深圳等人生重大变故，仿佛译者也必须以实际行动对原作者表示一定敬意似的。不过，我认为应该反过来说才对，是翻译和漫长的校对工作帮助我度过了这些原应是艰难的时刻。”

漫长的翻译和校对工作占据了黄灿然生活的大半，但他感激这种占据与陪伴。翻译的稿费本就少，即便是黄灿然这种已经比较出名的译者，稿费也基本维持在千字60至80元，加上已从《大公报》辞职搬至深圳洞背村，他正过着“想办法不赚钱”的生活。

“‘想办法不赚钱’怎么讲？就是我尽可能地不偏离这种翻译的目标，你知道，翻译商业的东西会赚比较多点，我想办法不赚那种钱。但坚持目标又真的不够吃饭的，于是我写点专栏，开点讲座，补贴一下（家用）。”

作家西门媚曾这样描述她在洞背村看到的黄灿然，“房间里电脑是朋友送的。旁边的音箱来自邻居的朋友。客厅里的椅子来自邻居，是开茶庄剩下的。有两个书架也是邻居送的，它们曾是摆放酒的展示柜。甚至他的智能手机也是送的，宽带公司送的，不足之处是容量太小，他不得不每天删掉前一天的记录。”

但也正如西门媚后来写到的，“这简单的生活，带来给黄灿然的东西，旁人很难了解。他到这儿之后，已经写了一百五十首诗了。”黄灿然说他每天尽可能地工作六七个小时，还要买菜、煮饭、晒阳光、徒步、遛狗，他拿“一无所有”向记者形容自己，这种“一无所有”看起来包罗万象呢。

3

黄灿然有个微信公众账号叫“黄灿然小站”，发布自己的创作、翻译及评论，推荐他欣赏的经典作品和好诗文。小站基本日更，单篇浏览量维持在一万以下，不料有一天粉丝数猛涨了2千。

有读者发信透露，因为青年作家蒋方舟在知乎上作了推荐。黄灿然赶紧跑去知乎上一探究竟。只见知乎上的问题是“你遇见过的最文艺的微博和公号是什么？”而蒋方舟的回答是“微信公众号：黄灿然小站。真的好，不是小资文艺青年，没有心灵鸡汤，也没那些鼓弄玄虚的调调。每篇文章和每首诗都很好。黄灿然老师隐居的生活也非常文艺，让人羡慕~”

很快，小站收到一位读者来信——“好意思说最文艺小站，文艺你妹阿！”显然，这位读者认为自己受到了莫大的欺骗。黄灿然一不做二不休，立马把这条宝贵信息加到小站的欢迎词里了。于是乎，如今小站的欢迎词有三条，一条来自克尔凯郭尔，一条来自米沃什，一条来自读者来信。

起意要通过小站把好内容推荐给更多人，于是在自己的原创作品之外，他推荐王力，扬之水，吉川幸次郎，T·S·艾略特，还有贝多芬、马勒……每个打开下拉菜单的人都会惊讶于其丰富，噢，原来我曾经错过了这么多。

多年笔耕不辍与读书不止，黄灿然对自己有自信的判断：“虽说有志愿者帮忙编辑和校对，但所有的文章都还是我选的，这才最重要。这代表我所有的认识，文章质量以我的名字来保障。”

当然，小站里最多的还是诗。黄灿然曾说过，在诗人和翻译家这两个身份之间，诗人是一家之主、精神领袖，可以闲着，一年到头只生产那么一点点；但翻译却是家庭支柱，勤勤勉勉、任劳任怨。他将自己的诗分为冥想集、灵魂集、发现集、奇迹集和洞背集四个篇章，跟读者分享自己造的梦，也分享俗世里的千疮百孔。

他曾写过一首《来生》，轻声提醒诗人黄灿然的这个身份。轻声，不会石破天惊却异常坚定。

我常常想，如果有来生，

我下一辈子就不做诗人了。

我不是后悔今生做诗人。不，我做定了。

我是带着使命的，必须把它完成。

但如果有来生，如果有得选择，

我下辈子要做一个不用思考的人，

我会心诚意悦地服务人群，不用文字，

而用实际行动：一个街头补鞋匠，一个餐厅侍应，

一个替人开门提行李的酒店服务员。

我会更孝敬父母，更爱妻女，更关心朋友。

我会走更多的路，爬更多的山，养更多的狗，

把一条条街上一家家餐馆都吃遍。

我将不抽烟，不喝咖啡，早睡早起。

我可以更清贫，永远穿同一件外衣；　　


也可以更富裕，把钱都散给穷苦人，

自己变回清贫,永远穿同一件外衣。

    一个拥有我现在的心灵和智慧

又不用阅读思考写作的人

该有多幸福呀。我将不用赞美阳光

而好好享受阳光。我将不用歌颂人

而做我所歌颂的人。

黄灿然，诗人、翻译家，1963年生于福建泉州，1978年移居香港，任香港《大公报》国际新闻翻译25年。著有诗集《十年诗选》《世界的隐喻》《游泳池畔的冥想》《奇迹集》；评论集《必要的角度》；译文集《见证与愉悦——当代外国作家文选》。2011年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奖。现居深圳洞背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