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官就钓岛与美激烈交锋 美方坦承战争非美选项

半江红

来源：中国新闻网

戴旭与美军“中国通”的战略对话。

     刘亚洲上将点评：戴旭与美军“中国通”的战略对话

　　两个人、两个大国军人，理性，刚性，真实，自然。开门见山，单刀直入。中美外交场景复杂纷繁，而类此者无。戴旭是我老部下，现在国防大学任教，颇了解。视野宏阔，思想奔放，家国情怀，校内外、军内外广受好评。马伟宁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决策项目部主任、“红队”指挥官、海军战争学院教授，阅历丰富，知识渊博。双方虽军衔不高，却“门当户对”，所以，对话意义便超出二人范畴。其对话内容亦然，除两国、两军外俱是世界级政治、军事话题，高屋建瓴。

　　这种双方中级军官、高级学者点对点的交谈乃至交锋，是中美两国、两军交流的组成部分。相对于国家对国家、军队对军队、代表团对代表团的面对面对话，他们这种单枪匹马式的“过招”，显得非常尖锐和深刻，其间有握手言欢也不乏鼓角争鸣。这种真实，看起来是“交手”，其实是一种“交”“心”的境界。上兵伐谋，攻心为上。而这正是军事的精髓和外交、政治的最高目标。两个人对弈比两群人下棋更耐看，无他，宁静以致远，奇思出妙着。高山之巅伫立的永远都是孤独的背影，思想天空上翱翔着的也永远是寂寥的心声。故，我并不因二人对话之场面小声音弱而忽视。且其中很多见解令人耳目一新，比如双方对于钓鱼岛中美冲突话题和最终解决方案，戴旭以欧亚大陆做棋盘推演论证，马伟宁坦承战争非美选项。我支持并鼓励这种“锥子互刺”式的探究，开诚布公式的交流。国防大学担负着外训任务，与外军交流十分广泛，中美高级军事学者这种高质量的对话，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在中美两军交流史上，这种样式是“空前”的，希望不要“绝后”。

中国改革开放面向世界；美国筹谋世界重点也是在琢磨中国。中美互相把对方弄明白，世界上的事就好办；而中美若复杂，世界就无法简单。当下，中美经济关系强，政治关系弱，军事关系若即若离。而军事恰恰是国际关系最真实的方面。一些地方学者总觉得双方战略互疑，这感觉主要就来自军事方面。所以，中美军事关系如何发展、如何演变，是一篇大文章。如何破题？双方国家和军队都在思考。而戴旭和马伟宁以对话形式，千里走单骑，隐隐有春秋侠士、秦汉武士之风。美国年轻，军气刚劲；我军未老，英风犹存！二人观点如何姑且不论，于勇武一节，首先就值得点赞！有血性、敢担当，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内涵。我常说，思想之树常青。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给思想者特别是年轻的思想者以充足的阳光和水分。

　　军队是青年的集体，要么身体年轻，要么思想年轻。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就是按照一帮年轻校官的设计打的。英国的富勒和法国的戴高乐都提出装甲兵进攻理论，最后被德国的古德里安采纳，被隆美尔发扬光大。四个人都是校官。日本素来没有哲学，但石原莞尔在20世纪30年代就看到世界将面临东西方文明大决战，他也是个校官。校级军官承上启下，是军队的中坚。校官的品质决定着军队的品质。

　　德国军队是近代军制的创新、创建者。原来普军老气横秋，有六十多岁的营长，八十多岁的将官。年老体衰，思想僵化，国王沉迷于华丽的军装和表演性演习。但万幸的是，他们也是一支敢于正视自己，敢于大刀阔斧进行自我改革的军队。近代世界最宏伟的军改大剧，在柏林军事学校校长沙恩霍斯特的导演下开幕了。他是个爱思考的人，当过军事杂志编辑，写过军事论文。在军队服役时，他痛感军事体制陈旧，面对采用新型体制的拿破仑，他提出普鲁士很难打防御战，应主动出击法军。但国王胆小怕事，幻想和平，终致大败亏输。沙恩霍斯特搞了一个“军事协会”，利用军校条件，招揽军中头脑开放的军官，设计普军的军事改革。被世界广为仿效的总参谋部制于此发端。这些人中，就有二十多岁的克劳塞维茨。在论资排辈根深蒂固的军中，沙恩霍斯特敢于大胆启用年轻的思想者，气魄直追汉武帝。

　　众所周知，德军后来威赫一时。“二战”虽败，但对现代战争艺术的贡献无法否认。古德里安在回忆录中赞扬沙恩霍斯特这位“农民的儿子”是一个“勇敢、聪明、谨慎、严肃、绝不自私、绝不腐化”的伟大军人。而沙恩霍斯特的门生克劳塞维茨，影响更是超出军界和国界。曾任德军参谋长的施利芬说：“通过它（《战争论》）造就了整整一代杰出的军人。”

　　这位“德军改革之父”和战争思想者，是中国军队特别是军校和高层机关应该重点研究的“现象”。曾经有一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中国大学培养不出世界级创新大师？这个“问号”叩击的恐怕不仅仅是中国的大学。一个“独尊儒术”带来万马齐喑。高山之巅无美树，大树之下无美草。漫长史书，政治家招贤纳士如汉高祖如唐太宗者凤毛麟角。

　　近代以来，中国相对于世界最大的差距是战略思想的荒芜。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中国最有眼光的人也不过是写了《海国图志》，教国人知道国外有国，可是这个工作几百年前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就已经做到了。而此时，美国的战略家席华德已经在帮林肯设计太平洋商业帝国了。之后，清朝大臣争论塞防还是海防，而美国的另一个战略家马汉已经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准备了“制海权”理论。眼界差了多少？如果把国家比公司，美国从一个小地区代理公司起家，百来年做到垄断全世界的规模，靠的是什么？不就是思想家“引路”、军事家“开路”、政治家“驾驶”嘛。

　　当年晚清中日之战、中欧之战都是人才之争的结果。曾国藩上书咸丰帝陈述，官场“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人才循循规矩准绳之中”“守者多而有为者少”“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光绪帝在《变法上谕》中说：“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人士少……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结果，清朝这个数百年的“大企业”，最后由于“乏才”而“破产”、而“家破人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