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也斯：香港城市文化的观察者和研究者

郑瑟

　　若要问也斯是谁，十个答案里可能有八个会告诉你，“也斯是香港最有名的诗人”。但细数也斯的作品与成就，却会发现，这位地地道道的香港文人更是香港城市文化的观察者和研究者。也斯的离去，不仅是香港文坛的一大损失，更是香港文化传承的一大损失。据香港媒体报道，也斯临别遗言，还是关注文学，认为香港文学界有很多优秀作家被忽略，能力被低估，希望文学界成就有日得到应有的肯定。

　　也斯出生在广东新会，翌年便被父母带到香港。四岁时，也斯父亲去世，幼年的他在香港仔黄竹坑生活，外祖父在一个农场种菜、养鸡，母亲起初也在农场做工，后来接一些穿胶花、粘火柴盒的手工活。外祖父喜欢旧诗词，擅长书法和对联，常跟儿孙讲广东才子伦文叙的故事。母亲在做手工时也会教也斯读一些从内地带过来的书，比如《长恨歌》、《琵琶行》、《赤壁赋》、《李陵答苏武书》等，也斯念得朗朗上口。家庭的影响使也斯对中国古典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读小学五年级时，也斯随母亲搬到北角，读遍家中由内地带到香港的“五四”作品。他说，“朱自清编的《新文学大系》诗歌卷是我的新诗启蒙。当时的香港旧书店老板还用速印机翻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新诗集，我买过卞之琳、穆旦、李广田、王辛笛的诗集。”

　　中学后期，他在中环、尖沙咀的旧书摊上发现不少外国书，他开始试着翻译。考大学时，他选了浸会大学英文系，从此研究现代诗。也斯认为自己成长的年代正与香港本土文化的发展同步。“香港的社会在变，1967年暴动之后采取方法舒缓社会内部矛盾，解决贫富悬殊、贪污的问题，所以20世纪70年代开始有廉政公署、九年免费教育、建公屋，年青一代开始有机会写文章或者办杂志，《中国学生周报》、《大拇指》出现了。那个时候开始写小说的人，就想着怎么去写香港的故事。”

　　由于在年轻时候得到了老一辈作家前辈，如刘以鬯等人的爱护和提携，也斯年轻时便开始进行创作。上世纪70年代末期，也斯结合中国神话及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书写香港现实的短篇集《养龙人师门》及中篇《剪纸》出版，得到了众多好评，直至现在仍是也斯的代表作。

　　年轻时便能创作出经久不衰的作品，这在文坛上是极少见的。上世纪80年代，香港三联出版社策划出版了香港文学丛书，里面就有也斯的选本。

　　也斯的英文很好，曾跟随导师翻译过不少欧洲的小说，对拉美文学也很感兴趣，这比80年代末期内地风起的拉美魔幻文学热潮要早得多。以此为基础，年轻时的也斯文学视野便很开阔，这也为也斯的“国际化”发展打下基础。

　　尽管眼界开阔，但也斯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香港人，他所关注的仍然是香港文化本身，甚至对此有了近乎偏执的执着态度。也斯对香港文学有着成熟的看法，更是城市文化的观察者和研究者。有人说，也斯是非常用功的文学活动家，他非常在意捍卫香港特殊的身份认同，在任何场合都坚持这一点，甚至不惜跟人发生争执，是以香港文坛也有不少人对也斯颇有微词。

　　也斯对香港的年轻人很好，愿意尽心栽培，正如他当年受到刘以鬯等老前辈的爱护一般，也许他想用这种方式将自己所坚持的香港特有的文化传承下去。而今提携也斯成长的刘以鬯老先生仍健在，承上启下的也斯却离我们而去，实在是令人遗憾。

　　也斯是治学严谨的人，这从他的作品的版本演变中可见一斑。

　　1993年，也斯和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的第一本书《记忆的城市·虚构的城市》出版，此后又出版了《游离的诗》等等十多本新旧书。之所以说是“新旧书”，是因为这些著作中，既有也斯的新作，也有旧作的修订本。

　　如《后殖民食物与爱情》一书，此前也斯曾出版过。2009年牛津版中，又做了很多修订，有些篇章甚至是重写。因为按照也斯的习惯，同一个主题的研究是持续在进行，所以会有不断的更新和补充，也就有了一部作品的诸多版本了。

　　按照也斯和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合约，也斯还有5部作品将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公司普及出版部总编辑林道群在新浪微博上承诺：“去年年中印了他的三本书《普罗旺斯的汉诗》、《剪纸》、《后殖民食物与爱情》，目前存在我电脑中未编好的书稿还有《浮世巴哈》、《香港文化十论》等，我会做好出版。”

　　也斯的作品主要分为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散文集和诗集。也斯的每部短篇小说集均为同一主题内容的集合。他的散文集大多是在报纸上的专栏文章合集。也斯的散文集结构性不强，但是诗集相当严谨，这也是也斯的标志性风格。

　　改革开放后，也斯是最早跟内地文坛接触的香港作家。据悉，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也斯已经和内地作家有了很多的很多的来往和交流，比如王安忆。据说也斯在上海访问时经常到王安忆家里做客，两人交情很好。

　　由于一直在大学里做研究，也斯和海外的很多作家都很熟悉，交游很广，不仅闻名于香港文坛，在整个华语文学圈中很受重视，也经常参加国内外的各种研讨会。

　　也斯不仅仅是作家，更是对香港文化的全面的研究者，他对香港文化的研究，比很多人更具内涵，更完整。由于香港文化本身的特点就是通俗，所以也斯从这方面入手进行研究，不仅涉足各类文学作品，还包括电影、音乐、饮食等等。而也斯带来的影响也不仅仅局限于作品，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年，也斯教导了很多学生，他还很愿意做公开的活动，如香港书展，是个全面的“活动家”。

　　生活中的也斯很爱吃，也很懂吃，比较讲究。他不喜欢过于时髦的饭店，更喜欢有香港特色的小食店，如茶餐厅。在也斯的笔下，香港的多元文化通过“吃”而展现出来。

　　也斯爱玩，爱交朋友。但凡听到有内地或是台湾、海外的朋友来港，也斯一定会去见面，希望认识新朋友。有意思的是，也斯是香港最早一批向外扩展视野的作家，认识的人太多，后来者几乎没有他不认识的，“结识新朋友”常变成和老朋友会面。

　　陈子善先生回忆起自己与也斯的友谊可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时陈子善在香港报刊上发表文学评论，由此也斯赴上海开会时主动与他取得了联系。陈子善发现，也斯的视角极为细腻独特，对上海的无轨电车与都市生活情有独钟。同时他又对张爱玲的作品饶有兴致，大抵是因为也斯感觉到了一丝共性，他们都在写作自己的城市，一个是香港，一个是上海。而且这两座城池都浸润在东西方文化相遇之中。

　　后来，陈子善受邀参加香港第二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讨会，空闲时间正是也斯带领着游览了香港。他们前往太平山顶，乘坐历史悠久的缆车，俯瞰城市全貌。太平山这一意象早已被写进也斯的诗歌当中。

　　陈子善又回忆起当时也斯引见自己与刘以鬯老先生会面的场景。刘以鬯乃是著名的出版社主持人(如戴望舒的诗集)，1949年自上海前往香港，1980年代创办了《香港文学》，此杂志至今仍代表了香港文学的水平。刘老先生爱惜后辈，带领两位去当地极好的咖啡厅，漫无边际的聊天——或询问上海的近况，或诉说个人往事，让陈子善记忆犹新。由于他和刘以鬯皆生于上海，谈得兴高采烈便不禁使用了上海方言。也斯倒有些不善言谈，不论能否听得明白，总是静静地坐着，性情平和至此。让人很难想象波澜不惊的表面背后，竟然会从诗歌中流露那么强烈的意蕴。“我就是有的时候会感到不可思议，这样一个看上去很老实的人，写的这些作品，完全是很不老实。我甚至难以想象，他怎么会周游世界。”陈子善感慨道。

　　关于也斯的创作，陈子善提醒读者注意两个重要的特点。其一，作为美国的比较文学博士，也斯是较早接受过大学训练的专门作家。在他的文学创造和研究之间常常形成了一种两性互动。他对于文学史的脉络，尤其是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如数家珍。双重身份体现在名字中，用作文学研究时常属本名：梁秉钧。如上世纪末在香港举办的张爱玲国际研讨会，他和刘绍铭、许子东是组织者，遂在论文集出版时便使用了本名。而在大量的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创造时，则冠以也斯之名。能同时具备这两种身份的作家很少见，格非也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

　　其二，也斯是土生土长的香港本土作家。1949年大陆有大批作家前往香港，但由于粤语不通，往往形成了一个以大陆人为主的小圈子。文学作品多是追忆和想象大陆的从前生活。代表者如著名作家徐訏，客居香港三十年却几乎没有作品直接反映香港，难以进入香港的生活。而也斯不同，他是香港一方水土亲自哺育的一代作家，对香港的生活极为熟稔。香港三联书店曾出过一套选本，命名为《老舍的北京》、《鲁迅的绍兴》、《王安忆的上海》，当然，也斯是属于香港的。若想了解香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活，也斯的作品是一把很好的钥匙。

　　胡桑与陈子善先生的亲历者视角不同，他把也斯放在一种跨文化的异质经验中加以考察。他回忆起自己留德其间导师顾彬(Wolfgang Kubin)对也斯的大力推崇，认为他代表着纯正的现代汉语的态度，也即一种真正的世界眼光。在梁秉钧去世后，顾彬撰写了一篇文章，叫《回忆也斯》，提出梁秉钧美学即类似宋朝的美学，从微小的事物入手去看这个世界。顾彬回忆，也斯来访德国时，并不特别重视晚近一两百年才建立的科隆大教堂，相反在这个光辉形象旁的某个角落里——一个不起眼的小教堂——却承载了五六百年的历史记忆，那里葬着中世纪著名哲学家大阿尔伯特。带给顾彬的震撼正是，一个非德国人教德国人怎么去欣赏自己的历史，解读自己的历史，从不起眼的一些小的角落的地方，偏僻的地方，去重新审视自己身边的世界。这正构成了也斯看待香港的基本视角，一个是关于地理的书写(《普罗旺斯的汉诗》)，一个是关于食物的书写(《蔬菜的政治》)，并统摄在香港这个大的文化认同之下。

　　“他的世界性眼光首先是扎根于现代性当中的。在形式上语言具备实验性质，而内容上关注与异质性文化的冲突和相遇。《剪纸》一开始讲述铜锣湾，其后将故事的中心移向港岛线再东边的两站——鲗鱼涌。那里曾是汇聚了诸多出版社和报纸杂志社的文化重地，也斯曾生活于此多时，但如今再乘坐公交车经过时早已面目全非。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小说将那里的海底隧道描写得更破败更逼仄，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正在消失。这种事物容易消逝、不可把握的感觉常在也斯的诗歌中挥之不去。”

　　所以，也斯提出要写新游诗。“不是一般游记作者眼中作为风景的城市，而是与生活无法分离，在现代性的挤压下不断变形的城市。”胡桑认为，他要通过这种新游诗来更新我们自己的语言态度，诗中经常会从一个地方穿越到另外一个地方，却从来没有固定点。也斯写香港会不断越界到美国、法国乃至新加坡。同样普罗旺斯也不会束缚在一地，使之不再是薰衣草遍地的普罗旺斯，而是超出想象的沉思性的普罗旺斯，里面有大量形而上的东西。比如新游诗第三首写《孔子在杜塞尔多夫》。

　　“不禁自问这样惶惶牺牺为的是甚么?……我只不过熟悉人世的曲折，在其中周旋/唤起人们去想象温柔敦厚的诗教。”

　　也斯其实写的是一个地方另外的东西，别样的历史记忆。这是香港——一个殖民地所带来的夹在中西之间的感觉。“所以你在普罗旺斯身上发现各个城市的记忆在这里叠加，就像各种各样的东西投影在一起，是光影斑驳的东西。他试图穿越一个由现代的游记或者现代的风景画所形成的固定风景，使之变成一种游动的东西。”

　　胡桑指出，这一问题扎根在香港的文化特质中。很难在那里找到一个确定的民族国家身份，有大量的非中国的东西无法用一个抽象概念框住。风景画容易成型，就像香港与太平山、维多利亚港“偏见式”的联想。但在《剪纸》里面的两个女人，从来不是在港片中看到的形象，里面有完全不同的弄堂生活，这部并不好懂的小说就是在这两个女人间不断切换，作家赋予其一种流动的、游移的视线。

　　也斯另一个独特的意象是食物。胡桑特别地比较了台湾作家焦桐对写作食物的青睐，但他所写的无非是就食物写食物，倒像“诗歌版的菜谱”。也斯不同，我们不仅仅在吃食物，也在品尝整个现代生活。任何一种食物在现代社会都会脱离原产地，从故乡来到别处。在香港尽可以品尝世界各地的菜肴，但也斯想告诉我们——我们最现实的感受，早已被各种各样的文化重重叠加。

　　胡桑为这几首诗歌作了解读：“各种各样的食物来到桌上，诉说着自己不同的故事。也斯会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的食物里面有我们这种每个人作为异乡者在这个城市里生活的感受......他的食物是一种历史的多元，也是一种经验的多元，更多的还可能是一种记忆的多元。” 此般独特的诗歌可被称为“发现的诗学”。也斯曾有一篇文章叫《形象香港》，若译作英文“figurate”将更加漂亮。因为这个形容词由动词figure而来，要用图像来为香港塑形。也斯将大量传统的诗人，包括现代诗人、浪漫派的诗人归结为一种象征诗学——一个强大的主体沉浸在自我，用内心为万物找到一种象征。到头来由于主体的世界太强大了，就变成一种独白诗。但“发现的诗学”不同，“我”如同“物”般存在，不能藉由自身的想象强加在别人身上。

　　大概只有像也斯这样的诗人才能用如此柔情又如此悲悯的笔调，为小小的一道平凡菜肴附着上身神圣光辉。“我要尽量清空自己，让别人的话语、别人的创造、别人的记忆来发现自己。这个时候，他其实是更谦卑的自我。”所以也斯能够将自我下降到热爱的菜肴中，与之进行对话，让小菜告诉他自己叠加了哪些记忆，背后通向多么深远的东西。吃菜从不是为了新鲜的口味，而是能够和别的人、别的的事物——沟通、交流、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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