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是民间生活与智慧的结晶

郑瑟

　　用历史学的眼光来看，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信仰和民间文学，都是社会的存在，也都是历史的一部分。按照中国历史学的传统来说，历史书里也常常记载不少的民俗材料。在所谓“史部”的著作里，也有专门记载民俗的书。现在我们把民俗学跟历史学分开，是因为二者研究的主要对象不同，研究的方法和任务也有很大的不同。把它们分开，有利于二者的发展。但这两者，也不能完全分离。研究历史，不能完全摆脱民俗的研究。研究民俗，也常常要采用历史的解释。

　　也许是终宋一朝，华夏民族始终被北方的契丹族和女真族所侵扰，宋代文人心中郁闷;也许是宋朝人始终以天朝大国自居，看不上这些荒野蛮族的风俗习惯。在宋代文人眼里，居住在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也好，居住在松辽之间的契丹人也好，都是一群化外之人，缺少教养和驯化，其举止行为异常可笑，而素来以传统文化自居的宋朝人，以有色眼镜看待北方少数民族的习俗，在今人看来，亦显得颟顸和过于迂腐。

　　那么在宋代文人眼里，北方少数民族都有哪些“离经叛道”、“荒诞不经”的习俗呢?或者换句话说，契丹和女真族都有哪些让人匪夷所思、饶有趣味的风俗呢?宋代文人笔下给我们呈现出了一种精彩纷呈的异域文化，而中华民族恰是在这种包容兼蓄，不断积淀和融化的氛围中才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以及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宋朝人认为女真部族，民风淳厚质朴，但是部族首领却不知道尊卑贵贱，更不知道怎样在日常社交礼仪中维护自己的权威和尊严，于是在宋人眼里，女真人为庆贺酿酒成功，杀鸡宰羊，载歌载舞，无分男女、贵贱、长幼席地而座，无论主人宾客还是部族首领均翩翩起舞，以示幸福祥和的生活，并矜夸自己所产美酒的狂欢行为是一种不可思议有失伦理的荒唐表现，且以正统文化和道德标榜者的身份予以指责，而女真人这种率性而为天性的自然流露，随着汉文化的不断融合，竟然也自认为此风不端，有失人臣之分，而渐行废止，可见汉文化的卫道士们内心里还是值得沾沾自喜的。

　　在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中，也流行“杖责”，上至宰辅和王公贵族，下至各级官吏，作奸犯科者亦不能免杖，宋人天真的认为此乃天朝大国之威望被蛮夷们借鉴效仿，接着笔锋一转，笑话这些蛮夷们的发扬光大，说虏中有忤逆上意者，则剥去其人衣物，先杖击其口，然后止足，全身上下打遍，此为“御断”。如果州县一官之长犯事，则派遣天使不远千里赶到其家实行杖击，此名又叫“监断”，也有因此在杖下毙命者，而所有被杖击之人，则坦然受之，不以为辱，孰不知有古训“刑不上大夫”之说?宋朝官员确实优越，而刑不上大夫确实也做到了，皇帝即使对官员再不满意，宋朝三百年间也没打过屁屁，宋人绝没有想到，后来到了明朝嘉靖皇帝时候，居然创下了一百二十四名大臣同日被梃杖，十六人当场死亡的世界纪录，读书人可谓颜面尽失，斯文扫地，文臣的贱命在皇帝眼里不值一文。

　　北方少数民族婚姻风俗也让宋人取笑，北人娶妇于家，如果其丈夫不幸身死，不会象中原汉人一样将女人遣送回家，而是让兄弟子侄辈得以续聘，甚至出现了儿子娶其继母的情况，宋人大发感慨，认为蛮夷们如猪狗之辈，全然不知道礼法，而汉族人则断不会做此禽兽之举。更让宋人忿忿不平且难以理喻的是北方这些民族每逢正月十六日这一天，是官方默许的偷盗之夜，是为“放偷”，平常人家若不留意，则衣裳、器具、鞍马、车驾等物被人名正言顺偷盗，等过些时日，主人知其所在，则以酒食、钱物赎回。更有甚者，平常人家女子随家人野外游玩，或者其家居住荒郊偏僻之处，年青女子就会被男子掳掠，过段时间，这些女子就会悄然回家，并将经过告知父母，男子则以财礼聘娶其女，这可能是契丹和女真版最早的“偷情”和“试婚”了，在宋人看来，此实为大逆不道和难以容忍的秽闻。

　　北方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喜欢无拘无束，服饰惯于披发左衽，即披头散发，衣襟左开，宋朝文人士大夫笑话北人土老帽，不知衣冠礼节，如此成何体统?当时女真、契丹上流社会，也有一些公卿贵族，开始研习汉人服饰礼节，遵从汉例“披秉”，即穿上官服，戴上装饰品。在宋人看来，此为沐猴而冠，而有些女真、契丹贵族因为身着锦缎，佩戴饰物，反而出现了头晕、身痒症状，认为不如恢复原来装束自由，且牢骚满腹的报怨，官员服饰礼仪汉人已成定制，今之效仿，实在是束缚拘束我辈，既受苦又受辱。宋人闻听，更加嗤笑胡人乃化外之人，不知礼法。

　　宋人笔记中还记载着许多今人已经见不到的北方少数民族的奇特风俗，如“拜天”，每年的端午、中元(七月十五鬼节)、重阳这三个重要节日，北方民族就会选择宽敞之地，设置祭祀所用酒食、牛羊牲畜、水果等物，遥拜天地，名称“拜天”，祭祀结束后，无论男女老幼，尊卑贵贱，插柳为射，只要射中目标的，就会以金帛奖赏，射不中者，则脱去衣服众人羞辱，射柳结束，家家大摆宴席，极乐而散。

　　到了女真人建立金国后，上至朝廷，下至州府，流行一种叫做“过盏”的礼节，所谓过盏，即类似今之民间的“凑份子”，朝野上下此风大炽，譬如执政大臣和百官过生日，或者民间娶妻生子，抑或州府迎接钦差以及官员走马上任等，则必定会摆上酒食瓜果，以及赠送金银钱财和鞍马珍玩，主人就会手捧美酒，举杯相邀宾客，祈愿祝福，以此“过盏“礼节结恩释怨。而这项俗礼更有可能是女真人建国后，从北地汉人那里承袭而来，好端端一个民族也变得繁文缛节，世俗起来，汉文化的同化作用可谓大矣。契丹人见面，不作拱手打揖之礼，更不象汉人相互间点头哈腰的，甚至有话没话的乱搭讪，今天你吃了吗?或者今天天气真好之类的，契丹人两手相交于胸前，相互间不搭声，以交手礼而致问候，摆完这个造型后，各走各道，毫无费话可言，契丹人叫做“相揖”。

　　北地少数民族契丹和女真族与中原的丧葬文化也是大相迥异的，女真人死后，以木凿槽为棺，然后将尸体放入，葬于山林之中，不做任何封树以示标记。而契丹人则不同，契丹贵族家中如果有死亡者，则以利刃破其脏腑，将其肠胃掏空取掉，然后放入特制的香药和盐矾，用五彩线缝合。接着用锋利的竹尖刺于皮肤之下，将其体内血液放干流尽，然后戴上金银特制的面具，用铜丝缠绕手脚，秘葬之。据说辽太宗耶律德光就是用这种办法下葬的，契丹人叫做“帝羓”，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木乃伊皇帝”的意思，不知现代有没有人据此考证契丹人的丧葬文化与古埃及法老的下葬方式有何渊源?

　　宋人文惟简在《虏庭事实》中还有一说，女真贵族死亡之初，他的亲戚、部族和奴婢们就会摆放酒食、瓜果、牛羊牲畜超度主人，以示祭奠，称之为“烧饭”。然后众人会用一把锋利的小刀轻刺面颊，顿时满脸鲜血淋漓，看上去恐怖异常，此又称作“血泣”。刺完面颊后，大家互相慰籍，大概说一些人死不能复生，节哀顺便之类的话，安慰话说完后，则男女同座，饮酒唱歌，翩翩起舞，看上去欢乐无比，前后反差缘何如此巨大?也许契丹人以为，再没有比以刀刺面，血流如注更能充分表达对主人之死哀悼伤感的了，而祭祀完成后，确信主人在另一个世界享乐，他们也为主人高兴而一起载歌载舞以示庆贺了。

　　迂腐、狭隘的宋代文人，对于北地胡风民俗有着一种本能的轻视和鄙夷，他们认为这些野蛮而愚昧的契丹和女真人不知礼仪，难以教化，但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些看上去落后、粗鄙的野蛮人，搅扰的大宋江山三百多年来不得安宁，而后女真人灭了北宋，而南宋虽然苟延残喘，但还是被发源于北地的蒙古人在金戈铁马、黑云摧城之下变得灰飞烟灭，国破家亡。抱残守缺的宋朝文人可能到死都想不通，代表着高度文明的央央帝国何以会被他们所看不上眼的蛮族落后文化所击败?历史其实就是这样，在文明和野蛮的纠结撕缠中，汇聚成一股巨浪，而潮起潮落，循环反复。

　　眼看着民俗、民间文化这些年正在替代一些“西洋风景”成为大众的新宠，本以为那些承载着民族智慧和情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然而，“伪民俗”的暗流却如当头一棒，让欣喜变为隐忧。

　　民俗是民间生活与智慧的结晶，一旦脱离生活，变成了商品，就像山歌搬到舞台，就不再是民俗而成了舞台艺术一样。如果为了商业利益，将民俗改头换面，甚至是张冠李戴，则更是堕落成“伪民俗”，欺骗了消费者，也使民俗失去了原本的历史文化风貌，贻害匪浅。

　　民俗不是不可以开发，关键在于如何开发。“民俗旅游”也好，“历史故里”招商也好，都必须实事求是，遵循起码的文化品格，尽力保持民俗的真实性和本原性。否则，只会成为闹剧，败坏民俗的趣味和内在价值，使之成为虚假的风景。

　　此外，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中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需要批判地继承，科学地保护，防止其变味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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