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曾经刻在圆明园红墙上的名字

郑瑟

　　近代之前，中国并没有西方所谓“建筑师”的职业。清工部和内务府皆承办营造事务，“样式房”即类似设计职能部门，设计称为“起样”，工匠称“样子匠”，与现代建筑设计师有相似之处，他们也是工匠队伍中文化水平较高的一群，具备基本的书算和美术能力。不同的是，样子匠的设计涵盖范围广泛得多，从风水选址、景观设计、建筑组群、房屋构造、内檐装修到舟车家具等无所不包。雷氏家族累世从事此业，可以算是设计世家。这么说来，我们现在常称“建筑世家‘样式雷’”，倒有所局限了。

　　“样式雷”祖籍江西永修，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第一代雷发达由江宁(南京)来到北京，到第七代雷廷昌在光绪末年逝世，雷家有七代为皇家进行宫殿、园囿、陵寝以及衙署、庙宇等设计和修建工程。因为雷家几代都是清廷样式房的掌案头目人(用今天话说就是首席建筑设计师)，它被世人尊称为“样式雷”。

　　在民间流传着一些传说，试图告诉人们：为什么一个普通的工匠能够一步登天，成为皇家建筑的首席建筑师。相传故事发生在清朝皇宫的一次改造工程中，木匠出身的雷发达第一次引起了康熙皇帝的注意。

　　说是康熙中叶重修太和殿，在工程基本接近竣工的时候，要举行一个上梁的活动，这是很隆重的典礼，相当于我们现在奠基礼、剪彩那种感觉。

　　“上梁”仪式那天，康熙皇帝亲临太和殿，大家都非常紧张，到了上梁的关键时刻，可能是上梁的官员木工技术不好，脊檩安了半天，榫铆总是合对不上。当时主持的工部官员都急坏了，因为这要是不成功，可能就要有人掉脑袋。最后，雷发达自告奋勇上去装梁，但是他只是小小一个工匠，上去干这个活儿起码也要有七品官职。他的上司死马当作活马医，叫他换上七品官服。于是，雷发达袖子里装着小斧头，爬上去啪啪几斧头，技艺非凡，很轻松就装上了。康熙看了之后，非常欣赏，当场就封七品官，当了样式房的掌案。

　　历史记录中，太和殿曾经有过两次重建，但第一次发生于康熙八年(1669年)，此时雷家尚未来北京，第二次发生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此时雷发达去世已有两年。也就是说，雷发达不可能参与太和殿的重建工作。太和殿里的惊险一幕实在太具有传奇色彩，历史学家为了考证这个故事，发现原来它是雷氏家族内的“移花接木”，故事的主角是雷发达的儿子雷金玉。

　　“上梁”也并非发生在紫禁城而是在畅春园。雷金玉随父亲北上京城后，也在宫里当差做木匠，大约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雷金玉参与了畅春园正殿“九经三事殿”的工程。当时在上梁的时候，康熙见雷金玉很年轻，技艺也非凡，召见他谈话，发现他才思敏捷，正好两个人年龄也相当，康熙非常欣赏他，马上封他为七品官，食七品俸，而且让他掌管皇家的建筑设计，就是样式房。

　　至今，在雷金玉的碑文中还如实地记录着这个故事。康熙的御制诗《畅春园记》里，也专门提起过有一位技艺非凡的工匠，他一直非常挂念。从这以后，雷金玉参与了西郊诸园的许多工程项目。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修圆明园，赐给当时一位亲王，此间主持修建的就是雷金玉，而这位亲王，就是后来继承皇位的雍正帝。

　　雍正帝即位后，大规模扩建圆明园，此时年逾六旬的雷金玉，应召充任圆明园样式房掌案，负责带领样式房的工匠，设计和制作殿台楼阁和园庭的画样、烫样，指导施工，对圆明园的设计和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具体施工前，作为圆明园建筑设计师的“样式雷”首先要进行平面设计，画出建筑草图——地盘样，地盘样上有亭台楼阁、庭院山石等建筑图例，也有桥梁、水流的布局走向。草图经皇帝认可后，他们便要将图上的建筑景致用具体的模型表现出来。

　　我国古代的建筑工程最迟在汉代就有了图样，到隋朝时发展出以线条和结构相结合，在三维空间内研究建筑设计的模型，“样式雷”的贡献就是将这一设计程序标准化、规范化，并命名为“烫样”。所谓烫样，就是指按照实物比例缩小、用草纸板、秫秸、油蜡和木料等材料加工制作的模型，因制作工艺中有一道熨烫工序，故称烫样。

　　作为清代皇家建筑设计御用班底的样式雷家族，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宫廷各项建筑工程烫样的制作者。在他们的妙手之中，平面的设计图样通过纸、秸杆和木头等材料的组合变成了立体的微缩景观。

　　遗留至今的样式雷烫样，从内容上看，主要有圆明园、万春园、颐和园、北海、中南海、紫禁城、景山、天坛、清东陵等处，其中以同治年间重修圆明园时所做的烫样为数最多，其中有我们熟悉的圆明园中的“勤政殿”、“万方安和”、“廓然大公”等。这些烫样都按比例制作，尺寸基本上是两种。一种是分样，一种是寸样。如五分样、寸样、二寸样、四寸样至五寸样等，即与建筑尺寸比例分别属1/200、1/100、1/50、1/25至1/20等。比例根据需要选择，细致到房

　　瓦、廊柱、门窗甚至室内陈设的桌椅屏风等，以便皇帝审样时一看就明白，也方便建筑时按比例原样放大。烫样的神奇也在于它的层叠性和灵活性，结构之间互不影响，各个建筑细部有所联系又不失独立。

　　圆明园施工过程中，欣逢雷金玉七旬正寿，雍正帝给予特殊的褒奖：命皇子弘历(即后来的乾隆皇帝)亲笔书写“古稀”二字匾额，赐予雷金玉。雷金玉将此匾运回故乡南京，悬挂于祖居大堂。

　　雍正七年(1729年)末，70岁的雷金玉去世，雍正除恩赏金银外，还下旨令皇家驿站沿途照料运送灵柩返回南京安葬，皇帝所赐匾额供奉在雷氏故宅大堂。这在当时对建筑师而言，是一种极高的荣誉。作为雷家世代执掌样式房、主持皇家建筑设计事务的创始人，在后来的雷氏宗谱世录中，雷金玉被尊奉为雷氏家族迁居北京的支祖。

　　此后雷氏家族共有七代人接续持掌样式房，其中以雷金玉的孙辈雷家玺最为出色，万寿山、玉泉山、香山、避暑山庄等工程均出自他手。

　　清代样式房隶属相应的工程处。因海淀园林工程浩繁，故圆明园常设工程处，归内务府所辖，处理的事务称“内工”。对应的外工，就是由工部主导的都城、宫殿、陵寝等大工程，成立工程处后，有时也会从内务府圆明园工程处样式房挪借人手，组织相应的样式房。“样式雷”曾长期供职圆明园工程处样式房，并多次出任掌案也即样式房的一把手。直到英法联军将万园之园付之一炬，圆明园样式房才告解散，雷氏的事业也短暂地进入一低沉期，但随着咸丰定陵以及圆明园、三海工程的上马，他们又迎来了新的发展。

　　作为匠人传奇的绝响，“样式雷”留下的建筑作品众多，但他们留下的大量建筑图档更为可贵。因为清以前的官方样式档案绝少留存，雷家积藏的各类样式档案让后世得以一窥中国传统营造工作的全貌，以及匠人的技法、才智与匠心。

　　圆明园万方安和烫样，现藏故宫博物院。万方安和为圆明园四十景之一，建于雍正初年，是雍正皇帝最爱的寝宫之一。建筑平面呈“卍”字形，意匠精巧。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万方安和遭英法联军焚毁，唯基址尚在。

　　传世的“样式雷”图档包括图样和烫样两部分。从建筑视图角度来说，图样可略分为地盘样和立样，其中又可细分为总平面地盘样、平面地盘样、立面立样、大木立样、轴测立样和透视立样等若干种。若按照制图进程划分，一所建筑要经历糙样、糙底、底样、细底、进呈样等绘制序列，其中，进呈样翔实清晰，制作最为精美。为了向帝后更明确地展示设计效果，有时候还会奉旨或奉谕制作烫样，也就是建筑模型。烫样系用杉木板、粘土、秫秸、纸张等材料经过锯截、培塑、裱糊、沥粉至彩画而成，从建筑布局到内檐装修，在烫样中皆可一览无遗，流传至今的不过几十件，无不制作精良，弥足珍贵。

　　同治光绪间，紫禁城长春宫为慈禧太后居所，经历过多次较大规模的修缮。这件烫样反映的是长春宫内搭建看戏殿及避暑天棚的做法，可层层揭开，则各段做法一目了然。糊棚与扎彩一起，构成了清代搭材作的主体，此类临时建筑广泛应用于节庆和婚丧，旧京城内的棚匠直到民国年间才逐步衰落。在烫样中可见，虽是临时建筑，但制作却一丝不苟。天棚上建大型人字形屋架，前后两山均开天窗，两层卷帘，下为箔席、上为油布，防晒防雨可以兼顾。看戏殿为一平台殿，勾栏彩画，美轮美奂。

　　烫样与画样互为表里，两者可以互相说明。图样和烫样在工种上，都有画匠的参与，烫样还需要专门的烫样人先来完成。当然，一个人可以既是画匠又是烫样匠。控制建筑施工的，除建筑图纸外，还有详细图纸说明，即做法，工人主要根据做法进行施工，做法有的就直接贴在图样或烫样上。烫样和图样一样，控制的设计深度都是到样式层面，法式层面则靠做法来承载，由工匠代代相传。

　　有些建筑方案只有图样也被采纳了，就没有必要制作烫样，但烫样作为设计方案推敲的必要工具，方便了甲方乙方的沟通。在这个意义上，有图样无法取代的作用。烫样是一种快捷、全面的建筑模型，它将所有的设计部分整合起来，给人最直观的感受。本来是单独呈现的地盘样、大木立样、外檐装修内檐装修样最终会造就一种怎样的空间形态，只有烫样能够给出。成组群的烫样如一种前现代的沙盘，亭台楼阁，山石树木，质感各异，表现力极强。

　　菩陀峪定东陵现状及仿孝东陵明楼宝顶侧立样。定东陵乃慈禧慈安两位太后的陵寝。慈禧太后掌握帝国时期，迎来了清帝国的“中兴”，因此两宫皇太后的陵寝工程也就变得格外重要。在方案阶段，样式雷受命图写前代后陵制度，供慈禧参酌。该明楼地宫侧立样即系根据孝东陵规制设计的定东陵明楼地宫样式。可以看到，清代陵寝地宫设计在地平面以上，避免了水潦之患，整个陵寝可以说是一座地面建筑，借此也可知一些盗墓小说之无稽了。

　　因承接陵寝工程，雷氏还学起了风水术，察龙定穴不逊于职业风水师，这也使得他们能够在一众样子匠中格外出众。他们并不像《盗墓笔记》等文学作品中所演绎的那般神秘，更不会在陵寝中制造什么离奇的机关。事实上，明清陵寝制度已经相当成熟，遵循皇朝典礼、务求完固即可。但因为他们长期为宫廷办差，出入禁苑，在常人眼中便有些神秘。

　　在重大的国家庆典工程中，如帝后万寿、皇帝大婚、元宵灯会、两宫回銮等大事件中，“样式雷”设计了大量点景棚彩，一些祝寿、祈福的元素被拼贴使用，营造出富丽堂皇、喜庆欢腾的场面。这种拼贴式的设计手法，与高度模件化的建筑工程差可比拟。

　　隆裕皇太后宣布清帝逊位之后，清帝国画上了句号。“样式雷”与这衰朽疲惫的帝国一样，走向了败落。替代清帝国的是中华民国，替代“样式雷”的是新式建筑师，他们最初进入中国的时候，还不用“建筑”这样的词汇，而用的是“打样”，他们的“样”当然更能迎合一个新生中国的视觉需要。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新样背后所蕴含的营造技艺革命，也在革中国传统营造体系的命。

　　“样式雷”在帝国最后的日子里，依然勤勉，末代传人雷献彩主持了光绪崇陵的擘画设计。两宫回銮后，慈禧奉行新政，连带宫廷里也开始新建一批洋式的新建筑，仍由“样式雷”设计。这些新建筑在中国木骨架外穿上一身洋式的外衣。显然，“样式雷”没有在“打样人”入华之际成功转型，最终进入历史的故纸堆。事实上，在清末一些国家工程如京师大学堂的设计与修建中，系统接受过西法教育的日本建筑师和他们的中国助手们已经开始崭露头角，“样式雷”的时代即将一去不返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雷家已无执建筑业者，后人开始集中变卖祖先积藏的内廷工程图档。这批图档的流通在当时学术界造成震动，乃雷氏图档的第一次发现。在营造学社朱启钤和另外一位社员汪申伯的斡旋下，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和现已撤并不存的中法大学成为购藏雷氏营造档案的主体。除朱启钤外，北图的金勋，学社的阚铎、刘敦桢等均致力于此。朱启钤的《“样式雷”考》与刘敦桢的《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易县清西陵》等扛鼎之作均诞生于这一时期。新中国成立后，“样式雷”图档经历兼并重组，北京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得其大宗。

　　2007年，中国清代“样式雷”建筑图档入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样式雷”这一神秘的清代建筑世家开始从学术界逐渐进入公众的视野。“样式雷”图档是今人研究清史的重要文献，也是建筑学家研究传统营造体系的重要参照。对于遗产保护而言，这批档案对于清代苑囿、陵寝、王府和衙署等建筑遗存来说意义非凡。近年来，清华大学郭黛姮教授领衔的“数字圆明园”团队，就是依托“样式雷”图档及考古发掘成果等材料，对圆明园进行虚拟复原的。

　　“样式雷”在第八代传人雷献彩之后就开始没落了。因为辛亥革命后，作为皇家建筑设计的样式房差务也就随之消失。雷献彩也没能留下子嗣。他在经历着失业的痛苦时，还要忍受无人后继香火的悲哀，双重打击使得这位末代“样式雷”郁郁而终。

　　除了历史原因，“样式雷”的没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吸毒。样式雷图档的记载显示，至少从雷思起、雷廷昌起就开始抽鸦片。雷思起、雷廷昌都有伤，一个是腿，一个是腰，吸毒可能是为了止疼，然后就吸上瘾了。清朝败亡，各地战乱频繁，雷氏家道随之迅速败落，几乎没有人再从事建筑行业。家族后人为生计所迫，开始瓜分和变卖家中的图档收藏。由于“样式雷”声名显赫，这些图档在市面上十分抢手，并开始流往海外。所幸，一些有识之士注意到这个问题，尤其是以朱启钤先生为首的营造学社发动文人及相关机构将大量图纸和烫样收购回来。

　　1930年，“样式雷”后人将大部分图档卖给了当时的北平图书馆，卖了4500块银圆。据说当时的图纸和烫样足足装满了10卡车。这使得大部分图档又获得了保藏。然而，当时仍有部分图档分散在雷氏后人手里。

　　1964年底，两位雷氏后人来到北京市文物局。他们带来了一平板三轮的“样式雷”画样。市领导请他们吃了一顿炖肉烙饼，开了一张收据。“文革”开始后，雷氏后人将剩下的图纸和烫样都偷偷烧掉了。“样式雷”逐渐淡出了历史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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