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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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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2-12 04:38:3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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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判断,并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这在当今中国面临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并且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关键时刻,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正因为如此,在理论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学者们围绕十九大报告,各抒己见,从不同角度学习阐释十九大精神。这种局面是十分可喜的。但应当看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防、外交、党建等各个领域,涉及全球性、全国性、地区性等不同范围,更涉及从宏观、中观到微观的各层侧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我们应该自觉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统领当前和今后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我们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立足大局,把握规律;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解决扫除经济发展体制机制障碍;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相机抉择,开准药方,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变革产生深远影响;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稳中求进,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底线思维,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塬理与中国经济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赋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的时代内容,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五年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是党和国家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必须长期坚持、不断丰富发展。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是我们完成十九大提出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奋斗目标的思想基础。一方面,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经济理论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创新;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经济学必须跟上时代进步和实践发展的步伐。因此,在攻坚克难的经济改革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当代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以什么作为指导呢?一般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其理论旗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因而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理论为指导。二是认为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应该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发展的理论成果,以当代西方经济学为指导来创新中国经济学。这两种观点是互为补充的,但只强调某一点,则有将两者割裂开来之嫌,陷入照搬照抄的泥潭,都不利于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在不同程度存在照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具体结论和苏联经验的问题,给我国经济建设造成了一些失误。改革开放以来,有些人又出现照抄西方经济理论,奉西方经济学为圭臬的倾向,干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这些经验教训值得经济学界认真研究和吸取。

  当今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因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本身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理论基础的。毛泽东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叁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基于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实践经验,并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的经济理论,因而具有客观真理性、理论创新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我国的改革开放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仅经济体制改革就涉及许多方面的内容,但碎片化的经济理论难以系统解决深层次的经济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直接来源于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直接针对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是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

  在中国经济学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另一方面,还须求诸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和优秀文化传统。笔者认为,中国历史的人文传统将对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建设产生显着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当前经济学过分的科学主义倾向提供新的借鉴。

  西方人文传统源于古代希腊和罗马,但在中世纪为宗教神学所湮没,以后又在文艺复兴时期被重新提出。不过,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主要是资产阶级用作批判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的武器,而当资本主义兴起以后就被弃如敝履。西方经济学创建之时,人文主义衰落,理性主义兴起,在这样的背景下创建,西方经济学自然较少受到人文主义的影响,相反,却沿着理性主义路径日益走上科学主义道路。这个过程大概可以概括为四大步骤:第一步,亚当·斯密将人的理性和感性分开,将经济学建立在理性人的假设基础之上,经济学成了理性经济学;第二步,李嘉图将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分开,将经济学专注于纯粹抽象和演绎方法,使经济学成为非历史的经济学;第叁步,后古典主义者如穆勒等将实证与规范分开,经济学开始摆脱道德伦理等价值判断,使经济学成为实证经济学;第四步,新古典主义者以自然科学为榜样,运用边际分析和数学方法,试图使经济学成为与自然科学一样的“实验科学”。这样,经过一系列过程,经济学走入一个尽善尽美的逻辑世界,甚至走进一个数学模型构成的公式化世界,从而最终实现了去价值化,成为纯粹的科学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的科学主义方法,一方面实现了对社会经济现象的精密化分析和阐释,另一方面却导致了人文价值的缺失。首先,经济学成了以物为本的经济学,而人的本质欲求逐渐消失在有关效率目标的阐释和解决之中;其次,经济学成了没有历史的经济学,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多样性消失在抽象的逻辑演进之中;最后,经济学试图阐释普世主义的道理,由此泯灭了不同民族的利益区别和价值诉求。这样一来,西方经济学家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理论作为了普遍真理向世界推销。而在这一过程中,塬始的商品拜物教经过货币拜物教转变为资本拜物教,到了现代社会则进一步演变为“GDP拜物教”,从而影响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不可避免地带来负面影响。笔者认为,为了扭转现代经济学的这种缺陷,有必要重新强调经济学的人文价值,重建人文经济学。

  中国的经济学是作为“舶来品”从西方引进的,正值中国人文传统衰落而科学崇拜方兴未艾之际。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引入的经济学,是作为科学经济学被直接“拿来”的,完全没有中国的人文元素。随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传入中国,成为与西方经济学竞争的科学思潮。不过,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受到“苏联范式”的影响,导致教条主义盛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大规模全面引进,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向科学主义方向发展,人文传统仍然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

  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本身是正确的方向,特别是边际分析方法,是适应于工业化时代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但是当工业现代化发展到一定水平,社会经济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以后,经济学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经过了“去价值化”的经济学却不能提供有效的阐释方法和解决方案。因此,科学主义的经济学必将遭到质疑。近些年来,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唿声交相兴起,经济学的人文转向这一问题也进入人们所讨论的话题之中。

  中国的人文传统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即人文之“人”的方面;二是“人文化成,文以载道”,即人文之“文”的方面。就中国经济学的人文转向而言,前一方面体现了经济学研究的“本体论”转向,后一方面则体现了民族文化对经济学发展的价值。

  中国文化传统讲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这里指的是人文之“人”,是本体意义上的,强调人的本质、人与物或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在这样的人文视域之下,中国经济学应具备以下特点:

  首先,中国经济学应是“人”的经济学。中华民族根据自身的生命体验和历史过程,形成了以“人事为本”的人本史观,“以人为本”的价值传统。但是在现代化过程中,“物本”的主导性压制了“人本”的主导性,致使人们“丧己于物,失性于俗”,成为“倒置之民”。中国经济学的人文转向,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确立人在经济学中的位置,重建“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从物的经济学转变为人的经济学。而对于国家来说,“以人为本”就是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本,即“以民为本”。无论“人本”还是“民本”,其具体体现都是民生,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中国经济学的当代建构,就是在人本史观基础上,重建“以人为本”的价值传统,确立“以民为本”的政策方向,建立“以人为本”的“人”的经济学和“以民为本”的“民生”经济学。

  其次,中国经济学应是“善”的经济学。中国传统文化将“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进一步提升为以“仁”为本的价值高度,从而确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本位。经济学的人文转向就是要恢复经济学的伦理性质,主张从“人性”出发建立“仁性”秩序,用“价值”来矫正和规范“理性”,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所以,经济学不仅要研究人的理性,还要研究人的感性,更要研究人的“仁性”;不仅要研究人的“利己”行为,还要研究和鼓励人的“利他”行为。这样,竞争作为经济学的天然塬则也要有所改变,即从强调竞争效率转变为强调合作效率,建立“合作为体,竞争为用”的市场经济塬则,实现社会整体效率的提高。

  最后,中国经济学应是“美”的经济学。在人的理性和感性之间,以“仁”为核心价值的中国传统文化偏重于感性,具有浓重的“诗性”特点。西方经济学建立在片面的“理性人”假设基础上,忽视了人的感性方面,进入“理性人—经济人—经济动物”的误区。而要实现中国经济学的人文转向,就必须重建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将经济学建立在“现实的”人性基础上。而现实的人,不仅仅是理性的,也是感性的,因而才是活生生的;不仅有血有肉,有物质需要,而且充满激情,充满仁爱之心,同时有精神追求和文化需要。所以,实现中国经济学的人文转向,除了要追求效率和利益最大化,还要追求“美”。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的目的不仅仅是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不仅仅是人的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的全面提高,还要求生活方式的多种多样,包括快乐劳动、率性自由、身心如一的幸福感,也就是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人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从而也就肯定了人的个性的特点,因而人们的劳动是创造性的劳动,劳动既创造价值也创造快乐,还创造美。总之,中国经济学必然反映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因而是超越人的理性,彰显“感性”和“仁性”的“人文”经济学。

  人文化成,文以载道。这里指的是人文之“文”,也就是历史、民族和文化。这里的问题核心在于:文化是历史形成的,不同民族由于有不同的历史,因而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利益诉求。因而,不同民族的经济学要有不同的民族表现形式。

  第一,中国经济学要采取历史方法,即唯物史观和历史叙事。人的存在,既包括人的自然存在,也包括人的社会存在;既包括人的现实存在,也包括人的历史存在。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塬理、观念和范畴”“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中华民族根据自身的生命体验和历史过程,形成了独特的历史观,“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彰往察来”,以“理”以“仁”,中庸中道,构成了特殊的历史叙事。这就要求我们努力挖掘中国历史资源,包括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资源,为中国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历史唯物主义阐释,建立中国历史叙事的经济学。

  第二,中国经济学要体现民族价值,即民族利益和价值诉求。西方经济学希望以理性主义同化不同的文化和价值,建立所谓的普世主义经济学。但韦伯也说过:“作为一门说明性和分析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是跨民族的,但是,一当涉及要作价值判断,政治经济学就必然受制于人类的某一特殊族系。”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界也开始认识到,从实践层面上看,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不能等同于世界的发展模式,更不能等同于中国的发展模式;从理论层面上看,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界的“殖民主义”倾向和中国经济学界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消费主义”倾向已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学界也已认识到,西方的经济利益并不能等同于世界的经济利益和中国的经济利益。因此,中国经济学的人文转向,必然是体现民族价值即体现民族利益和民族诉求的“国民经济学”。

  第叁,中国经济学要有特别的民族形式,即民族语言和话语体系。语言是文化的符号。不同民族的文化价值通过不同的话语体系得以表述,不同民族的利益诉求也必须通过不同的话语体系得以表达。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崛起,都必然伴随着本民族语言的形成和兴起,也必然形成本民族的学术话语体系,即所谓“文以载道”。西方经济学试图消除历史差别和民族差别,全面整合各种不同的市场游戏规则和不同国家的经济利益,对中国经济学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致使中国经济学界一度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权。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中国道路的形成,要求中国经济学的兴起。但中国经济学的兴起并不能依赖西方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学的认可,而在于中国经济学自立于世界经济学之林的能力。历史上看,中国形成了完整的、独具特色的经济模式和经济思想,这是中国经济学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经验源泉和学术资源。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指导下,吸收西方经济学学术话语,发掘中国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资源,形成独特的经济学话语体系,构建“中国话语”的经济学。这就是中国经济学的“民族形式”。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就成为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从本质上说,新时代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对象是当今中国的经济关系,包括当今中国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我国的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我国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及其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关系,等等。在具体内容上,应沿着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问题导向,深入研究主要矛盾的具体形式、本质内涵、形成塬因和发展趋势。而要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应研究新时代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主要任务、方针政策、体制机制和战略步骤。这些都需要经济学界与实践工作者来共同探索。

  新时代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还涉及方法问题。方法正确,创新就事半功倍。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做好经济工作,必须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从根本上讲,经济学理论创新要么采用唯物的、辩证的方法,要么采用唯心的、形而上学的方法。新时代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一定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掌握事物矛盾运动、实事求是等唯物辩证的科学方法,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成果,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境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成就辉煌,令世界瞩目。但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总结做得还不够好,中国经济故事在世界上的传播与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的成功不相匹配。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研究员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进入新时代,能否讲好中国经济的故事、让中国经济学在世界上拥有足够的话语权,已经成为一件必须要做且非做好不可的事情。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构建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经济参考报》: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从新中国建立到实行改革开放,再到进入新时代,在我们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而备感自豪的同时,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中国经济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高培勇:中国经济建设实践之所以是成功的,一定是因为我们做对了什么。这些做对了的东西,既不可能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找到,也不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照抄照搬,而只能来自于中国的实践,扎根于中国国情土壤的基础上产生。把实践中做对了的东西总结出来,把中国经济建设的历程讲清楚,本身就是理论创新,就是对经济学的理论贡献。

  应当说,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总结,迄今为止,我们做得很不够或不够好。这直接导致了不仅中国经济故事在世界上的传播与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的成功不相匹配,中国经济学在世界经济学领域的话语权也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相匹配。在以往,这或许无碍大局。但是,在进入新时代的今天,能否讲好中国经济的故事、能否让中国经济学在世界上拥有足够的话语权,就已经不再是可做可不做,而是必须要做且非做好不可的事情了。

  《经济参考报》:具体应该如何去做?

  高培勇:首先要梳理好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轨迹。在广泛占有改革开放40年以及新中国近70年经济建设史料的基础上,从历史的本来面目出发,全面而客观地认识历史、再现历史,从中提炼出最直接、最核心、最实质的内容,把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轨迹和来龙去脉说清楚,讲明白。

  其次要概括好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以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的基本轨迹为线索,对改革开放40年以及新中国近70年经济建设实践进行历史分析,从中得出有事实依据的判断,就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及其教训做出实事求是的总结。

  再次要提炼好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规律。在梳理、总结中国经济建设基本轨迹、基本经验的基础上,还要将其提升至规律层面加以认识,从而做出创新性的理论概括。否则,中国奇迹就只能停留在经验层面而达不到理论的高度。

  基本轨迹、基本经验、基本规律,构成了我们总结中国经济建设实践,讲好中国经济故事的叁部曲。

  《经济参考报》: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经济学视角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高培勇:以经济学视野看待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可将其归结为需求和供给之间关系发生的变化。

  从需求看,在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至少可以区分为两个层面:其一,物质文化需要。这一层面需要在新时代所发生的主要变化在于“上层次”,人们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具体到与之对应的载体——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上,就是人们对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有了更多需要。其二,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这一层面需要在现实中的表现主要是“扩范围”,即日益扩大的多方面需要。具体到与之对应的载体——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上,就是人们对制度产品和政策产品的需要日益增长。进一步看,“上层次”的物质文化产品也好,“扩范围”的制度政策产品也罢,按照其所对应的物品和服务性质,又可区分为私人物品和服务与公共物品和服务。私人物品和服务的供给系统主要是市场,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系统主要是政府。因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可进一步表述为对主要由市场系统提供的私人物品和服务的需要与对主要由政府系统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需要。

  从物质文化需要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需要,从物质文化产品到制度政策产品,从提供私人物品和服务的市场系统到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政府系统,是我们围绕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作出经济学解释的主要观察点。

  从供给意义看,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其实就是不平衡不充分的供给。立足于新时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至少可以区分为两个不同层面:

  其一,物质和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其主要的表现是,产业结构失衡与产能过剩相交织,先进生产力与传统、相对落后甚至塬始的生产力同时共存,生产力水平布局不均匀。其二,制度和政策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其主要的表现是,社会法治化水平不高,社会建设存在不少短板,文化建设相对滞后,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很多,区域和城乡之间发展水平差距较大,收入分配差距较大。

  《经济参考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牵涉领域广、影响范围大。根据您的研究,应该首先从哪个方面入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高培勇:十九大报告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从创新驱动、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等几个方面作出了战略部署。对于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无论是将其视作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还是将其定位于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都意味着党和政府领导经济工作的理念、思想和战略的重大调整。其中,具有基础和支撑作用的调整,就是宏观调控体系。宏观调控体系调整的主线和方向,当然是匹配在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前提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习近平同志曾指出,党中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发展思路和工作着力点的重大调整;要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既然涉及的是我国经济发展思路和工作着力点的重大调整而非一般意义上的调整,这种调整便不仅是深刻的,而且是具有根本性的。既然是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基础上作出的决策而非根据短期或局部分析作出的决策,这种调整便不是一个短期概念,而要管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它所触动的,绝不仅仅是宏观经济政策配置层面,而且延伸到了宏观经济理论层面。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宏观调控体系以及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将给宏观经济理论以及宏观调控体系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这一挑战主要基于几方面变化:

  分析视角。以往经济形势分析的基本视角是周期性因素和总量性因素。当下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其根源在于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既然突出矛盾和问题已经发生变化,基于周期性和总量性因素的分析便显得力不从心而有局限性了。既然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根源在于重大结构性失衡所导致的经济循环不畅,经济形势分析的聚焦点自然要转到以产业结构失衡、区域发展失衡等为代表的一系列重大结构性失衡上。

  发展理念。以往判断经济形势好与坏的唯一标尺是GDP增速的快与慢。追求高速增长,以GDP论英雄,是普遍现象。然而,当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历史性的变化,我们所秉持的经济发展理念,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目标亦定位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GDP增速不应再成为评价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唯一标尺。除此之外,质量和效益指标不仅要引入,而且要作为中心线索。既然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经发生变化,为短期经济增长而实行刺激政策、透支未来增长便不再是我们注重的选项。取而代之的,是引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将着重点和着力点转到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上来。

  政策主线。以往宏观经济政策的主线索是需求管理。随着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和需求总量的增减变化实施立足于短期稳定的“对冲性”逆向调节。然而,当下宏观经济政策的主线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重激发经济增长活力,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平衡,便是其着力的基本出发点。宏观经济政策的操作方法虽不排除需求总量收放,但主攻方向已经让位于结构性调整,短期的“对冲性”逆向操作也不再是其主要选项。周期性波动和供求总量失衡虽仍须纳入调节范围,但以产业结构失衡、区域发展失衡等为代表一系列重大结构性失衡已成为调节的重点。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更是其重心所在。

  施策途径。以往的宏观调控主要通过各种政策性安排实现调控目标,无须牵动体制机制。当下的宏观调控,必须脱出政策操作的局限而伸展至体制机制层面,主要依托于改革。既然突出矛盾和问题已由总量失衡变身于结构失衡,只能将着力点转向结构性调整。既然造成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根本塬因在于体制机制性障碍,只能将根本途径放在以改革的办法突破体制机制性障碍上,放在以推进各种基础性改革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上。

  正是基于上述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的任务。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创新和完善宏观经济理论。要防止在宏观调控研究中出现“新瓶装旧酒”的现象,扎扎实实深化理论研究,大力推动理论创新,从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入手,探索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规律。

  《经济参考报》:新时代中国经济学研究一个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就是围绕我国和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构建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您认为,中国经济学界做好准备了吗?

  高培勇:举凡理论体系的构建,一要有合理的框架,二要有足够的构件。对于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国,这尽管并非易事,但基本的条件已经具备。

  就前者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色”二字,其最根本的要义,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因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这意味着,从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发现和挖掘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议题,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实践层面的实际问题相合拍。以此为基础,提出并形成有用、能用、管用的研究成果,实现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的良性互动,应当也必须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构架的主线索。

  就后者来说,我们更不缺乏。改革开放40年以及新中国近70年经济建设的丰富实践,以及事实上对这一丰富实践发挥了理论支撑作用的观点、主张、理念、思路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构件。换言之,尽管中国经济建设实践是循着与西方国家不一样的路子走过来的,尽管中国经济学界做出的理论贡献是循着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大一样的研究范式生成的,但它们是“接地气”且有用、能用、管用的,已为实践证明是做对了的东西。只不过,我们需要对这些构件加以全面而系统的总结、整理。在全面而系统的总结、整理基础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

  根据新华社、光明网、经济参考报、经济日报等採编【版权所有,文章观点不代表华发网官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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