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城丝网蹴红球，北里琼楼唱《石州》

郑瑟

　　相对于作为战争重要武器之一的弓箭，蹴鞠更接近于现代体育的本质，是一项和平年代的娱乐运动。可惜的是，这项运动如今已是明日黄花了，虽然它作为现代足球滥觞的地位日益稳固，甚至在某些地方似乎还很空间，比如2010年世界杯期间中央电视台就曾来徐拍摄过蹴鞠的场景。

　　作为中国一项古老的体育运动，《史记》和《战国策》均有记载，而且说的同一件事。苏秦游说齐时形容都城临淄：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其时距今，已经2300多年。按照产生学的说法，这项当时已经流行语民间的运动，其源起还要早上百十年。

　　经过秦，这个朝代辉煌而短暂，一时沉寂。蹴鞠在汉朝迎来全面兴盛，这首先归功于刘邦他老爹刘太公。刘太公可谓是世界上第一个青史留名的足球爱好者，在传为葛洪所著的《西京杂记》中留下这样的记载：“太上皇徙长安，居深宫，凄怅不乐。高祖窃因左右问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斗鸡、蹴鞠，以此为乐。今皆无此，以故不乐。高祖乃作新丰。”新丰这个流传千古的城镇，如今静卧在西安一隅，应该是中国第一个以斗鸡、踢球为乐的体育城。太上皇如此，这项运动就在贵族中流行开来。《汉书》记载，汉武帝经常在宫中举行以斗鸡、蹴鞠比赛为内容的“鸡鞠之会”，宠臣董贤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支职业足球队，给他们取了非常专业的名字，叫“鞠客”。

　　《礼记》云：“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西汉桓宽《盐铁论・国病》记载当时“里有俗，党有场，康庄驰逐，穷巷蹋鞠。”这说明蹴鞠之戏在汉代从宫廷到民间都广泛流行。蹴鞠运动的兴盛，从一个叫项处的小人物身上可见一斑。《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名医淳于意为项处看病，叮嘱他不要过度劳累，但是项处是个球迷，三天不踢球就脚痒痒，结果不遵医嘱继续蹴鞠，终致呕血身亡。这也使得项处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有史可查的狂热“球迷”。作为一项运动的尖峰时代，伴随着实践兴起的必然是理论的繁盛。这时候，中国第一部体育专业书籍《蹴鞠二十五篇》出现了，班固所著《汉书·艺文志》留有其篇目名称，可惜内容早失传了。到了东汉，由一个叫李尤的人，写了一篇《鞠城铭》，对蹴鞠的场地、裁判、规则和道德作风等诸多方面予以全面描述，是我国有关竞赛制度的最早记载。至此，蹴鞠运动的基本要素已经跟现代足球很接近了。

　　球的变化也带来了赛制的变化。实心球容易落地，初唐以前的对抗赛应与现代足球相仿，实行双球门制，球员蹴球或带球以射入对方球门为胜点;实心球也踢不高，球门相应不会立得太高。但一旦改成充气球，就能踢得既高又远，唐代王维诗说“蹴鞠屡过飞鸟上”，已折射出这种变化。据《酉阳杂俎》，有位女球员在福感寺前踢球，常“高及半塔”。于是，球门也相应升高。据《文献通考》，“蹴球，盖始于唐。植两修竹，髙数丈，络网于上为门，以度球”，交代的就是唐代这一变化。由于充气球踢得高远，赛场空间也要求相应扩大，倘若仍实行双球门制，一般很难提供若大的场子，改为单球门对抗势在必行。于是，球网改置于赛场中线，双方都将球射过居中的球网孔为得分，由于对抗两队被隔在球网两侧，不发生直接的肢体冲撞，比起原来的双球门制，对抗刺激性已大为减弱。

　　唐代是开放的时代，女性踢球司空见惯。在深禁后宫，蹴鞠也大受妃嫔与女伎的青睐。《文苑英华·内人蹋毬赋》描写后宫蹴鞠技艺，“球不离足，足不离球”，致“华庭纵赏，万人瞻仰，洛神遇而耻乗流，飞燕逢而惭在掌”。而据《剧谈录》，街坊女子球技高超或胜男子：

　　胜业坊北街，时春雨初霁，有三鬟女子，可年十七八，衣装褴褛，穿木屐于道侧槐树下。值军中少年蹴踘，接而送之，直高数丈，于是观者渐众。

　　唐代蹴鞠相当普及。杜甫从中原漂泊到西南，有《清明》诗云：“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说明南北万里都有蹴鞠与秋千活动。韦庄在鄜州寒食时赋诗说“永日迢迢无一事，隔墙闻筑气球声”，也说明蹴鞠在民间的普及度。但无论杜甫与韦庄，还是唐玄宗、王维、韦应物与白居易、温庭筠等，都是在寒食或清明的节令诗里写到蹴鞠的。唐文宗时仲无颇的《气毬赋》也说：“时也广场春寒，寒食景妍，交争竞逐，驰突喧阗，或略地以丸走，乍凌空以月圆”，唐代蹴鞠似有较强的时令性。

　　两宋保存着寒食清明的蹴鞠民俗。这在北宋梅尧臣诗里有生动的摹写：“蹴鞠渐知寒食近，秋千将立小鬟双”;南宋陆游诗也有明确的交代：“寒食梁州十万家，秋千蹴鞠尚豪华”;“路入梁州似掌平，秋千蹴鞠趁清明”。不过，陆放翁还赋诗说，“乡村年少那知此，处处喧呼蹴鞠场”，“蹴鞠墙东一市哗，秋千楼外两旗斜”，足见宋代蹴鞠已不受节令影响，场地也更因地制宜。

　　蹴鞠在宋代成为时尚的体育活动，与帝王的青睐大有关系。开国皇帝宋太祖与其弟宋太宗都酷爱蹴鞠，苏汉臣有名画《宋太祖蹴鞠图》，现存宋元之际钱选的摹本，即画他们兄弟俩对鞠，大臣赵普与党进、石守信与楚昭辅等在旁边观看。《蹴鞠谱》拿这事儿大做广告，称“宋祖昔日皆曾习，占断风流第一家”。太平兴国五年(980)三月，宋太宗以帝王之尊亲自上场，与親王、宰相、从臣等“蹴鞠大明殿”。

　　宋徽宗之沉迷蹴鞠，《水浒传》里说高俅奉命去端王宫时就颇有着墨：

　　院公道：“殿下在庭心里和小黄门踢气毬，你自过去。”高俅道：“相烦引进。”院公引到庭前，高俅看时，见端王把绣龙袍前襟拽扎起，揣在绦儿边，足穿一双嵌金线飞凤靴，三五小黄门相伴着蹴气毬。

　　这虽是小说家言，但宋徽宗位登九五后，在《宫词》里并不隐讳这一爱好：

　　韶光婉媚属清明，敞宴斯辰到穆清。

　　近密被宣争蹴鞠，两朋庭际角输赢。

　　时人周彦质在《宫词》里也说及这一史实：

　　名园蹴踘称春游，近密宣呈技最优。

　　当殿不教身背向，侧巾飞出足跟球。

　　让近侍宣召高手来内殿，或两队争雄，或献呈球技，在宋徽宗是稀松平常的。南宋淳熙四年(1177)九月，宋孝宗“阅蹴踘于选德殿”，不过他没有上场，只是检阅。

　　据《宋史·乐志》，宋代每年春秋圣节三大宴，按例有献演蹴鞠的环节;招待辽、金使节的场合，同样有蹴鞠表演;而册封亲王时，迎引队伍里也须有蹴鞠艺人。这种宫廷应召对蹴鞠艺人自是莫大的荣耀，“风流富贵真难比，曾遇宣呼到御前”。在宋代勾栏里，也有蹴鞠献艺。《武林旧事》开列临安瓦子诸色伎艺人，其中黄如意、范老儿、小孙、张明、蔡润等五人便以蹴球驰名。但这种表演类似现今马戏中的球艺，应非对抗比赛型的。

　　上有好焉，下必甚焉。有个叫张明的，虽出身贱微，以擅蹴球而大获宋太宗欢心，让他做到右羽林军大将军。宋真宗时，文士潘阆与钱易、许洞狂放不羁，甚至“散拽禅师来蹴鞠”，硬拉禅宗和尚来凑数踢球。真宗朝宰相丁谓少时擅长蹴鞠，晚年赋诗追憶说，“蹑来行数歩，跷后立多时”，可以想见他当年球技的高超娴熟。进士柳三复也擅蹴鞠，却苦无机缘接近宰相丁谓，得知他常在相府后园踢球，便去园外转悠。终于等到飞出园墙的气毬，便挟球求见。丁谓也听闻他有同好，便召见了他。只见三复头顶着球入内，见到丁谓拜揖再三，拿出怀里携带的自作诗稿，呈上再拜。据《中山诗话》说，三复头顶的那球，“每拜，辄转至背臂间，既起，复在幞头上”，球技之妙，让丁谓叹奇，便留为门客，套上了近乎。

　　通过《水浒传》，高俅凭着球技平步青云，已尽人皆知。实际上，与他同朝的李邦彦，也是“善讴谑，能蹴鞠”的浮浪子弟，宋徽宗让他做到宰相，官做得比高俅还大，他牛逼道：“赏尽天下花，踢尽天下球，做尽天下官”，都城百姓都唤他“浪子宰相”。

　　这些都是极端之例，苏州举子李璋才气过人，一次与人踢球，误将一良家妇女头上的冠梳击碎，告到官里。知州说：你自称举子，就以此为题，作赋一篇吧。李璋出口成章：

　　偶与朋游，闲筑气毬。起自鄙人之足，忽升娘子之头。方一丈八尺之时，不妨好看;吃八棒十三之后，着甚来由。

　　知州听了大笑，放他回去。即便旧党领袖司马光，在诗里议论踢球也颇通达：

　　东城丝网蹴红球，北里琼楼唱《石州》。

　　堪笑迂儒书斋里，眼昏逼纸看蝇头。

　　取笑那些迂儒，只知镇日价眼贴着纸看蝇头小字，还不如围起丝网在东城踢一场足球，调剂一下更合适些。

　　据《东京梦华录》，开春以后，开封城内“举目则秋千巧笑，触处则蹴鞠疏狂”，踢球俨然成为都城民众热捧的体育活动与赛事，参赛双方也都在乎胜负，“其胜也气若雄虹，其败也形如槁木”。话本《钱塘梦》也说，南宋临安“有三十六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城，更有一答闲田地，不是栽花蹴气毬”。据《梦梁录》，临安有一家名叫“黄尖嘴蹴球茶坊”，看来是专供球员或球迷们喝茶聊天的。

　　自实心球改用气毬以后，蹴鞠活动就分为两类(这种情况应始自盛唐以后，但唐代文献有限，本文遂以宋元为主)：一是不设球门的散踢气毬，称为“白打”;一是设有球门的对抗赛，称为“筑球”。但无论哪类，踢球者的双手都不能碰球，须用足、腿、膝、肩等部位接球、定球或击球。另据《齐东野语》引隐语说蹴鞠，“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乐”谐音“落”，结合《水浒传》说高俅那“气毬一似鳔胶黏在身上”云云，也说明宋代蹴鞠以球落地为失分。

　　白打不设球门，只要带上球，找一块平坦空地，就可开踢，在盛唐以后就广受欢迎，屡见唐诗吟咏。原先只将两人对踢(也称“二人场户”)叫作“白打”，三人角踢(也称“三人场户”)叫作“官场”，后来把一人独踢(也称“一人场户”)至十人轮踢(也称“十人场户”)，都唤做“白打”。

　　“一人场户”乃个人表演，对球技要求特别高。据《蹴鞠图谱》说，球员“直身正立，不许拗背。或打三截解数，或打成套解数，或打活解数。一身俱是蹴鞠，旋转纵横，无施不可。虽擅场校尉，千百中一人耳”。《水浒传》里说高俅，“只得把平生本事都使出来，奉承端王”，就是写他使尽浑身解数的一人场户的出彩表演。

　　所谓“解数”，指踢球过程中由不同花样动作组成的套路。而“三截解数”即指上截解数、中截解数与下截解数。凡以肩、胸、背、头、面部顶球或定球的套路称上截解数，《蹴鞠图谱》载有“大过桥”、“斜插花”等三十余个上截套数的专用术语。凡以膝、腰、腹部顶球定球的套路称中截解数，《蹴鞠图谱》载有“巧膝蹬”、“下珠帘”等术语七个。而用小腿、脚面、脚踝、脚尖、脚跟踢球定球的套路称为下截解数，《蹴鞠图谱》也有“凤衔珠”、“鹅插食”等十八个专业用语。《蹴鞠图谱》罗列了十一套成套解数，每套下注明套路动作数少者三个，多者达十二个。《蹴鞠图谱》另附“坐地解数”，列举的术语有“脚面住”等下截解数与“大过桥”等上截解数，唯独没有中截解数，推想应是坐地表演，人体中截部位无法运动之故。

　　二人场户即两人对踢，可以是高手训练辅导子弟时的对踢，也可以是两位高水平球员的竞技表演，还可以是一般消闲的双人对踢。有各种踢法，其一是双方对踢，但每人接球后都要先定住球，再回踢给对方，由于踢两次，才叫作“打二”;其二是没有规定限制的双方对踢，原先这才叫“白打”;其三是一方单用脚挑球，对方则可用任何部位回球，叫作“挑踢”;其四是双方都可用任何部位踢出各种花样的动作，这叫“杂踢”。还有一种二人场户的踢法，锻炼双方控球与传接球的技能，即两人相距三开间对立，各以一球相互接发球，两球在场如同日月往来穿梭，雅称“日月过宫”。

　　三人场户是三人角踢，也称“官场”。除一般情况下三人娱乐，也常用于高手陪练子弟的场合。上场三人立于正三角尖的位置上，由一人当头，称为“出尖”，出球时既可踢一脚，也可连踢两次，控球方可随意传球给任何一方，号称“三不顾”。

　　以上三种白打，已经踢法变化多端，球技美不胜收。《蹴鞠图谱》说：“其他如四人场户名火下，五人场户名小出尖，六人场户名大出尖，七人场户名落花流水，八人场户名凉伞儿，九人场户名踢花心，十人场户名全场，俱是巧立名色，错乱喧哄”，故不一一赘述。

　　白打也可以进行对抗赛，但有场地空间的大小之别，如约定打三间，便以丝网围成三立方尺的空间，以此类推，直至打八间则为八立方尺(尽管名义上也有打九间至十三间的，但空间却在八间上不再递加，也许只在踢法上有难度之别)。然后将围定的空地以十字划界，对抗两队各有若干人参赛(人数或据二人场户至十人场户选定)，南北各为对抗队，每队再分左右班。据《事林广记·白打社规》，其胜负规则是在唱筹发球后，“右班踢在左班围内，在班踢脱，输一筹;杂踢得活，亦输一筹;但只许拐、搭踢住。若出围下住，复入围内，打对班，赢两筹。若对班踢住，赢两筹。若是对班踢脱，输三筹。”细味这段规则，每队各分右班与左班，而对班则指对手队，便能顺利解读全部规则。

　　白打比赛以失分制定出胜负高下。据《蹴鞠图谱·输赢筹数》，输一小筹或一大筹各有十二种情况，而十小筹相抵一大筹。裁判由都部署坐正中，桌上放一银盆，教正坐在都部署的次位，然后“手执筹钱，小钱作小筹，大钱作大筹，输赢将一钱放于盆内，亦要社司众友同看明白，为证筹数”。

　　设球门的筑球对抗赛更具观赏性，宫廷庆典上大多是筑球赛。据《事林广记》所载球门图，两门柱高三丈二尺，中间阔九尺五寸，两门柱上端张挂一横幅状的网罩，正中开一直径二尺八寸的圆孔，名叫“风流眼”，气毬射入风流眼，才算有效。但据《蹴鞠谱》上的毬门图，风流眼直径却仅有尺二，比前者小了一半多;这一直径与《东京梦华录》说集英殿祝寿筑球时，“殿前旋立球门，约高三丈许，杂彩结络，留门一尺许”，是完全一致的，射中的难度自然更高。

　　据《武林旧事》，为皇家服务的教坊乐部专设筑毬队，共三十二人，左右军各16人，但仅有毬头(应即队长)、跷毬、正挟、副挟、左竿网、右竿网、散立等七种名目，其他九人或是后备队员。比较汪云程的《蹴鞠图谱·毬门人数》与佚名的《蹴鞠谱·校尉职事》两张单子上的人员名目，可以确定的上场球员共有正挟、副挟、解蹬、骁球、挟色、守网、骁色等七种称呼，尽管与《武林旧事》七种叫法上略有异同，但在人数上却基本一致。由此看来，筑球对抗赛每队队员至少7人，包括替补队员在内可多至十六人。两队球员分穿绯、绿两色球衣。

　　据《蹴鞠图谱·毬门社规》，参赛双方先应约定比赛局数，两场、三场与五场都可以，然后抓阄或拈卷，决定何方先开球。一方毬头开球，用脚踢给骁色，骁色挟住运球到毬头右侧，顿放在毬头膝上，毬头用膝筑起，一筑射球过眼，即为胜点。如射球不中，撞在网上顺下来，只要守网人踢住，传与骁色。骁色再次挟住，仍运球前去安顿在毬头膝上，让他再试射过网。如果射球过门，落在对方场地，对方球员接住毬，也依法运球给己方毬头射门。如此往复，直至一方射门出界或未接住球落地为负点。最后以射门过风流眼多者获胜。有球门的对抗赛，规则简单，输赢了然，而据《蹴鞠图谱·毬门人数》里，除队员外，还有都部署校正、社司、知宾、主会等人员，或是执行裁判的工作人员。若是民间比赛，获胜方则“众以花红、利物、酒果、鼓乐赏贺”。至于皇家表演，据《东京梦华录》说，“胜者赐以银盌锦彩，拜舞谢恩，以赐锦共披而拜也;不胜者，毬頭吃鞭，仍加抹抢”。“抹抢”亦作“抹跄”、“摸枪”，即在脸上涂抹灰白粉以为羞辱。据《梦梁录》南宋内廷比赛犹然遵循这一惯例：

　　乐送流星度彩门，东西胜负各分番;

　　胜赐银碗并彩段，负击麻鞭又抹枪。

　　蹴鞠之流行：女子踢球蔚成风气

　　在骑马民族入主的元朝，踢球仍是民间的最爱。南戏《张协状元》有一段丑净对话，反映的应是宋元之际南方的场景：

　　丑说：那一年踢气毬，尊官记得?

　　净说：相公踢得流量随步转，明月逐人来。记得耆卿踢个右簾，相公踢个左拐。

　　丑说：当职踢个右拐。

　　而活动于大都的关汉卿，在散曲《不伏老》里傲然宣称：“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足见这位大剧作家也是个踢球爱好者。元曲中多有蹴鞠为题材的小令，张可久曾借此寄寓人生的感兴：

　　元气初包混沌，皮囊自喜囫囵。闲田地，著此身，绝世虑，萦方寸。圆满也不必烦人，一脚腾空上紫云，强似向红尘乱滚。

　　与唐代相比，宋代女性蹴鞠的记载不多，但流传至今的瓷枕与陶枕上仍有女子踢球的图案。河北邢台出土的宋代瓷枕，上绘一身着花布掩襟衫的女子，下着裙，系腰带，独自蹴鞠，从衣饰神态看，当是普通妇女。台北故宫藏有宋画《闲庭蹴鞠图》，画一女子在柳下以脚掂球，旁有四男子围观。

　　元代蹴鞠已不及宋代盛行，但女子踢球反而蔚成风气，在杂剧、散曲、诗词与话本里都有所见。仔细推究，又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女艺人献演。关汉卿有散曲《女校尉》，说女艺人“茶余饭饱邀故友，谢馆秦楼，散闷消愁，唯蹴鞠最风流。演习得踢打温柔，施逞得解数滑熟。”杨维桢赠刘叔芳《蹋踘歌》也是同样情况：

　　揭门缚彩观如堵，恰呼三三唤五五。

　　低过不坠蹴忽高，蛱蜨窥飞燕回舞。

　　步矫且捷如凌波，轻尘不上红锦靴，扬眉吐笑颊微涡。

　　描写她球艺之高，犹如蝶飞燕舞，低不坠地，蹴之陡高。元散曲《一枝花·妓女蹴鞠》描写这些烟花女子一边踢球，一边祈愿：“六片儿香皮做姻眷，荼蘼架边，蔷薇洞前，管教你到底团圆不离了半步儿远”。杨维桢的《踏踘》诗也专写女子踢球：

　　月牙束靿紅幧首，月門脫落葵花斗。

　　君看脚底软金莲，细蹴花心寿郎酒。

　　作为文坛领袖，杨维桢的诗引来了郭翼、吕诚的唱和，都活脱脱勾画出女子踢球的香艳之态：

　　倡园小奴花个个，蹋踘朝朝花里过，钗坠蜻蜓髻倭堕。

　　髻倭堕，玉珑璁，娇倚树，双脸红。(郭翼)

　　江南稚女颜色新，百花楼前蹋绣轮，红蕖小袜不动尘。

　　不动尘，放娇态，微风来，舞裙带。(吕诚)

　　第二类是居家女性的蹴鞠运动。这种女性娱乐性活动，也往往与男子混踢。据杂剧《度翠柳》，旦角对母亲说：“将过气球来，我和师傅踢一抛儿咱。”说的正是家庭内男女混踢的习俗。南戏《琵琶记》说，老佬佬与养娘惜春邀请老院公工“踢气球耍”，说的也是这种混踢。传世的元代“蹴鞠纹铜镜”，两个官宦人家的青年男女正在同场踢球，一对僮婢在旁边观战，说明男女混合踢球也很普遍，

　　细观画像石，作为百戏表演，东汉蹴鞠就有音乐伴奏。据韦应物《寒食后北楼作》，唐代蹴鞠比赛依然鼓乐助兴：

　　园林过新节，风花乱髙阁。遥闻击鼔声，蹴鞠军中乐。

　　进入宋代，蹴鞠表演有乐队伴奏的记载并不少见。据《宋史·礼志》，朝廷款待辽金使臣，蹴鞠艺人入宫献演时，还征调旗鼓乐人四十名。《东京梦华录》也说，每年集英殿为天子祝寿，当左右军筑球时，都有“乐部哨笛杖鼓断送”。张公庠有《宫词》说：

　　再坐千官花满头，御香烟上紫云楼。

　　万人同向青霄望，鼓笛声中度彩球。

　　似乎射门时尤其注重鼓笛伴奏。《蹴鞠谱》也印证了这点，气毬“不着网，不过者，鼓不响”，说明射门中的必有鼓乐齐鸣，表示祝贺。南宋孝宗时特设教坊乐部，“筑球”下除职业型球员两队各十六人外，随队还有小乐器四人，分别主管嵇琴、箫管、蓁(竹头)与拍，也应是伴奏用的。

　　据陆游《西湖春游》说，“冬冬鼓声鞠场边，秋千一蹴如登仙”，说明民间踢球也有鼓笛伴奏。元代延续宋代习俗，元刊《事林广记》附有《蹴鞠图》，画面左侧有三人组成的小乐队，一女子击板鼓，一女子敲檀板，一男子戴蒙式毡帽在吹横笛，蹴球的三男子与陪侍的三仆人都穿元代服饰。这与元剧《百花亭》说的“蹴鞠秋千，管弦鼓乐”，恰能图文互证。

　　蹴鞠运动在元代民间依然盛行，但在官场却渐遭排斥。元武宗仍爱看近臣表演蹴鞠，曾赏钞十五万贯，大臣阿沙不花进谏道：“以蹴鞠而获赏，奇技淫巧之人进，而贤者日退，国将如何!”地方官也通过劝善文，指责蹴鞠与击球、射弹、粘雀等都是“不遵先业，游荡好闲”。进入明代，在诗词、民歌、笔记与小说里，仍多蹴鞠的描写，说明踢球依旧有着群众基础，但风头之健不仅难以比肩宋朝，即便与元代比也大见逊色。入清以后，蹴鞠运动逐渐式微。一蹶不振，以至于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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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史前荒蛮时代，中华民族的先民在聚居群处的生活中，由于求食自卫的需要，奔跑、跳跃、攀登、投掷等成为最常使用的肢体活动，人类最初的体育运动雏形由此而生。随着部族争端出现，古人有意识地进行军事训练，因而产生了一系列的军事体育活动。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发现的数以万计古代岩画，真实再现了远古人类在3000—10000年前放牧、狩猎等场景。而展览现场一尊来自秦始皇兵马俑的陶俑，默默向今人传授当时的射箭姿势：左足向左前方斜出半步，双足成丁字形，左臂半举，右臂曲举于胸前，头和身体微向左侧转，昂首凝视左前方。这与现代射箭运动的发射预备动作颇有几分神似。

　　在古代，马匹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生活和军事作战工具，人们对其持有较高崇拜度，很多运动也围绕“马”展开。古时的骑射、打马球等运动，都以骑马作为基础，对马的驯服也被视为一种特殊能力。

　　来自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唐舞马衔杯纹银壶，出土于1970年。这尊银质的精美盛酒器物，表面留有两匹尾部坐地，嘴衔酒杯，向人匐拜的舞马形象。天津博物馆的讲解志愿者洪德全介绍，这表明当时人们的驯马之术已达到相当水平，而且对驯马乐此不疲。

　　其实，古人们在物质条件逐渐提高后，休闲、娱乐在日常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很多体育运动也围绕这一主题展开。早在新石器时代，一些遗址留下的儿童墓葬中就有许多石制和陶制的陀螺，可见当时就玩这种游戏。秋千是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创造的一种运动，春秋时期传入中原地区，汉代以后逐渐成为清明、端午等节日进行的民间习俗活动并流传至今。在来自南京博物院的《古代仕女行乐图卷》中，秋千、投壶、斗百草等运动在古代女子中间非常流行。

　　中国古代的球类运动项目繁多，其中被称为古代足球的蹴鞠最受人青睐。蹴鞠起源于战国，在汉代获得大发展，唐宋时期最为繁荣，明清时期开始衰弱。2004年7月15日，国际足联宣布，中国古代蹴鞠就是足球的起源。

　　展厅中多幅“古代足球”图片，反映了其演变轨迹。西汉末年的鞠为四片兽皮拼接而成，到南宋已经发展成十二片，“足球”更圆了。汉代的鞠是塞满动物毛发的实心球，到唐宋则改为放入动物膀胱的充气球，更有技术含量了。

　　天津博物馆宣教部副主任张堃介绍，南宋时期，宫廷宴会时一般都会举行蹴鞠大赛，人们在球场中央竖立两根高三丈的球杆，上部的球门直径约一尺，叫“风流眼”。两队人站在“风流眼”两边，由队员颠球，传球数次后传给副队长，副队长颠数下待球端正稳当，再传给队长，由队长将球踢向“风流眼”，结束时按踢过“风流眼”的球的多少决定胜负。“与现代足球相比，这种蹴鞠对抗性不强，但是对踢准的要求更高。”张堃说。

　　从唐代起，由马球演变而来的捶丸运动开始在平民中普及。来自故宫博物院的《明宣宗宫中行乐图》中，可以看到，捶丸运动不论是球杆的形状，还是洞口的白色三角旗，仿佛与现代高尔夫球运动如出一辙。捶丸的打法与高尔夫球也十分一致，包括侧旋球、内外旋球等，而击球姿势则有站式，也有跪式。

　　展厅一角，一块半米高、方方正正的石块(武功石)引发不少人围观。古时，源于军事的项目——搬武功石，有点像现代举重。洪德全介绍，搬武功石是古代武科举的必考科目，应试者需抬起重达250斤至300斤重的石头，且武功石底部要抬高过腰部，难度一点也不比举重小。

　　四川博物院特展部主任、副研究员谢丹介绍，中国古代体育主张动静结合，注重修身养性，这与西方体育有一定区别，但又是互补的。“西方体育注重竞技，更多提倡个人英雄主义，而东方运动则更为柔和，注重身心合一，天人合一。”谢丹说。

　　展览中，众多棋类激起了参观者们的兴趣，它包括围棋、象棋、六博棋、双陆棋等形式。几千年来，下棋既开启着人们的智慧，又满足人类的竞争心，娱乐着世世代代的民众。对各种棋类，古人的说法颇有几分闲情逸致，如“仙人揽六箸，对博泰山隅——六博”“纹枰坐对，谁究此味——围棋”“君看橘中戏，妙不出局外——象棋”……

　　古代的很多运动和游戏项目，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比如围棋，就蕴涵了中国古代哲学中一元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天圆地方、十九农节气、三百六十周天之数等含义，其变化丰富，意韵深远，魅力无穷。

　　当然，古代体育也有阶层之分。古时的御术即驾驭马车的技术，是君子的六门必修课，平民也玩不起。而像马球这样的运动简化成了捶丸，百姓才得以参与其中。

　　古时，钓鱼、下棋等休闲活动，也有修身养性的涵义。天津博物馆藏有的《明·尤求·围棋报捷图轴》，就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东晋著名政治家谢安在秀雅的园墅中与人对弈，刚从前线匆匆赶来的戎装士兵想向他禀报淝水大捷，但他仍然聚精会神地下棋，神情自若。这种潇洒的气度、沉着的修养，是古代才子学士们所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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