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毛泽东点透“四人帮”：我死了江青要闹事

Mary

　　毛泽东和江青（资料图）

　　１９７９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在代表中央发表国庆３０周年讲话时，第一次权威地陈述了解决“四人帮”领导者的概念：“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执行全国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继而，中国共产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进行了充分的说明：“在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后来，红旗出版社出版的《国史通鉴》概括两方面的表述，如是说：“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而笔者认为，更为丰富和更具有内涵的看法，是邓小平在事后回答着名记者法拉奇提问时的一句话：“这是集体的力量！”

　　毛泽东点透“四人帮”为起事之本

　　“将来的事只有天知道！”１９７６年夏日的一个夜晚，病中的毛泽东向在他身边值班的几位中央政治局成员发出感叹。

　　这位忧国忧民的开国领袖，在风蚀残年的感叹中，道出了中国政治正面临着历史的砺炼……

　　“文革”后期，中共中央上层的确存在着两种势不两立的政治力量：一边是以老同志为代表的务实派，一边是以“四人帮”为主的造反派。

　　１９７４年７月，毛泽东不得不带病主持一次特殊的政治局会议。他对与会的政治局委员说：江青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接着，毛泽东指着江青说道：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上海帮”的概念。他同时严肃地告诉从上海来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

　　毛泽东一生对宗派主义深恶痛绝。对王明和张国焘等宗派主义他没放手，建国后对高岗、饶漱石的宗派主义又重拳出击。为什么没有马上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一则是有其理论上的问题，二则是有其依赖性。就其问题的严重性而言，也早该进入了要解决的范畴。

　　有一种说法，认为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主要是对亲者严、疏者宽，有一种家长“帮妻教子”式的批评。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实际上，毛泽东在晚年对江青的问题思考得很多，而且在其他场合也比这次要讲得重，讲得远：

　　１９６７年９月下旬，毛泽东与江青进行了一次诚恳地谈话：“我们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不能让别人骂为夫妻党。我看，你权力越来越大，捧你的人越来越多，这不是好现象。我要求你尽量少出风头、少讲话、少以你名义批东西。”

　　１９７４年１１月，毛泽东告诫江青：“人贵自知之明！”

　　四届全国人大前夕，毛泽东又说：“江青有野心。她是叫王洪文当委员长，她当党的主席。”

　　１９７５年初，毛泽东说：“她看得起的人没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我也不在她眼里。”“我死了她要闹事……”

　　这些话虽然是毛泽东的只言片语，但却是他一贯的忧虑。不仅对江青这样，对其他几个江青的同伙也是如此。

　　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２４日，毛泽东就严肃教育了王洪文。

　　那天，王洪文受“四人帮”之托到长沙告周恩来等人的“罪状”，毛泽东当面批评了这位年轻的中央副主席：“你们不要搞‘四人帮’，搞宗派是要摔跤的。”他讲了党的历史上的例子，苦口婆心地教育王洪文不要与其他３个人搞小宗派。

　　毛泽东这一次批评很严厉，并要王洪文为此写出检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清查人员在王洪文住处找到了这份检查原件：

　　……这两天来我认真地回忆了自己所犯的错误。

　　主席发现以后曾多次指示，“你们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们不要搞上海帮”。我没有坚决按主席批示行事。在工作中遇到问题时不是和政治局多数同志商量，研究解决问题，而只是找少数几个同志。虽然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觉悟，脱离不开小圈子。主席在离京前政治局会议上又指示，“你们不要搞上海帮”。以后又有同志找我来议事我自然顶不住，因此就犯了错误……

　　次年初夏，毛泽东经过１０个月的休养返回北京，就此问题再次批评了“四人帮”：“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还要搞？为什么不和２００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读者会发现，毛泽东指出这个问题一次比一次严肃，他搬出了解决林彪问题之前反复强调的“三要三不要”，可见问题的严重性。

　　由于历史的局限，毛泽东没能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即撒手人寰。在临终之际，他作为一代“导师”，面对自己的“学生”——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几个担任常务看护的政治局委员发出感叹：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８０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语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

　　“我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他在一阵喘息之后说，“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另一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在对自己盖棺论定后，他就开始忧心“接班人”和交班问题：

　　“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哦！”

　　毛泽东至死没有解决好“接班人”问题，也没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但他预见到了未来将会出现的两个方面。他选定了华国锋为第一副主席，并多次对“四人帮”进行批评，深刻地提出要解决这几个人的问题，对其表现、性质和解决时间都有明确的指示。他虽然不能看到历史的结局，但他的思考和安排，无疑有助于人们对阴谋家的认识，同时也为粉碎“四人帮”埋下了伏笔。

　　由此观之，毛泽东可谓发起和提出解决“四人帮”的第一人。

　　邓小平与“四人帮”针锋相对可谓先锋

　　邓小平从第二次复出时开始，就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然，由于他对“四人帮”的触及同时也触及到毛泽东晚年“继续革命”的理论，斗争只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在１９７５年４月２７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又同“四人帮”发生了交锋。由于江青等人无理取闹，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上海帮”进行了严厉地批评。会议结果可想而知。

　　５月３日，毛泽东自去年７月１７日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之后，针对宗派主义尚未得到遏制的问题十分恼火，指示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对“四人帮”进行批评。

　　在随后召开的５月２７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理直气壮地对江青一伙搞的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批走后门”和“反经验主义”，把矛头对准周恩来等人这三件事进行质问：“倒是要问一问，为什么钻出这三件事？”并说：“不搞掉派性不行。”

　　他义正辞严地说：“你们批周总理、批叶帅，无限上纲，提到对马列的背叛，当面点了那么多人名，来势凶猛。别的事不那么雷厉风行，这件事就那么雷厉风行？！”

　　邓小平进一步阐述了会议主题，指出：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讲话精神召开的，要“三要三不要”，首先政治局同志要做到。主席多次批评宗派主义，搞“四人帮”。他问我们讨论得怎么样，有没有结果，要我们好好讨论讨论。

　　针对“四人帮”辩解在此之前“４月２７日会上讲话过了头”，是他们进行“突然袭击、围攻”等色厉内荏的谬论，邓小平当场回击道：

　　“我看连百分之四十也没讲到，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说不上突然袭击、过头了！”

　　６月３日，中央政治局继续上一次议题召开会议……

　　邓小平主持召开两次政治局会议，把批评“四人帮”作为中心议题，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当面质问和批评，这不仅是“四人帮”进入政治局以来没有过的事情，也是“文革”９年来前所未有的事情。会议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健康力量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反击。无疑，邓小平担任了反击先锋。

　　经过这次面对面针锋相对的斗争，江青不得不妥协，并代表“四人帮”于６月２８日写了一份检讨：

　　主席、在京政治局各位同志：

　　我在４月２７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思想触动很大……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获悉政治局两次会议情况，并听说了江青的检讨后，毛泽东很高兴：“好呀！这个会开得很好！就是要斗一斗她，她是从来不接受批评的！”

　　邓小平在与“四人帮”作斗争的同时，还要致力于解救国家于危难的全面整顿。而就在邓小平等人大刀阔斧、坚决推动全面整顿之时，“四人帮”加紧了利用毛泽东晚年的失察抢班夺权的步伐。他们收集材料，罗列罪名，打击健康力量。

　　此时，病重的毛泽东，根本上是希望双方能妥协，进行合作。很快，作为中央联络员的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加入了“四人帮”的行列。他禀承“四人帮”的意图，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生产斗争“三项指示为纲”变成了一条，即“以生产斗争为纲”……

　　这些话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这位视“文化大革命”为杰作的伟人，感到选错了“接班人”。在１９７６年清明节群众自发地借怀念周总理、向“四人帮”宣战的“四五”运动中，“四人帮”借此诬陷邓小平为翻案的“总后台”。而所谓的“邓小平翻案”，使毛泽东大怒，从而造成了邓小平的第三次被打倒。

　　意味深长的是，毛泽东虽然拿下了邓小平，但仍保留了他的党籍。而且，他并没让“四人帮”得势。他在一个特定场合谈起“接班人”问题时，对“四人帮”中的任何一个也未提起，同时对老同志也未纳入考虑。最后，他选择了平和、朴实和厚道的华国锋……

　　邓小平“靠边站”了。尽管粉碎“四人帮”时他不在其位，尽管他身处逆境，但他信念坚定，为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来源：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