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江青污蔑邵华：她强迫岸青同自己结婚

Mary

　　这是一个闷热的七月的夜晚，北京大学的校园里。学校停了课，学生们都在写大字报，聊着最新消息，争论着政府派到学校监督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工宣队”的成绩。江青的到来使该校园里更热闹了。她匆匆地从一个活动中心走到另一个活动中心，一会儿微笑，一会儿皱眉，不停地打着招呼，向大家转达毛主席的亲切问候。

　　这时，文化大革命正进入高潮。毛泽东和江青在上海和杭州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回到北京，毛已回来十天，江青刚刚回来八天，首都笼罩着一种朦胧的期待：最高领导和他迷人的妻子似乎会带来一个崭新的世界。

　　校园东部有几个明代风格的亭子，江青登上一处高台，周围树上一排排明亮的电灯照出江青洋洋得意的脸。她和一起来的有她在文革小组的高级同伙陈伯达，还有已从江青的保护人变成了她的追随者的老狐狸康生。江青高声叫道：“毛主席向你们问好。”又喊了几句政治口号后，她的脸突然阴沉下来，并宣布说这次会实际上是一场辩论会。听了江青的话，学生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儿媳妇！”周围的树也都惊讶得摇晃起来。她到这所高等学府来，就是要与毛泽东的第二个儿媳妇、毛岸青的妻子邵华辩论的，她一直是江青在家中最恨的人物。“她妈是政治骗子！”江青用最冷酷的词说邵华，她把邵华和资本主义的“文艺黑线”和世界上的反华力量联系在一起。她又一次叫嚷：“我从来就不承认她是毛泽东的儿媳妇，毛主席本人也不承认！”她之所以在这里攻击邵华，是因为邵华曾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

　　江青似乎讲个没完，“邵华看岸青有些精神不正常，强迫他和自己结婚。”不一会儿，陈伯达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江青背后，要和她说什么，被江青一把推开。她又开始攻击毛岸英的妻子、邵华的姐姐刘松林。她把家庭政治和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越讲越激动。陈伯达碰碰她的肩膀，江青暂停了她的诅咒。前边的人能听到陈小声对江青说：“我想该结束了。”江青凶狠地瞪着陈伯达，一万多人坐在地上鸦雀无声，几乎能听到针掉在地上的声音。

　　“真的，我很恼火。”她昂起头，似乎要把对她忠心耿耿的陈伯达也划入她的敌人之列。“十年来，我一直受这个女人和她家人的气，所以我很恼火！”她突然又提高嗓门说：“应该谢谢她，我的心脏病又犯了……。”绝大多数学生静静地听着，少数人在小声地反对她。

　　毛泽东没有采取行动制止江青在公开场合宣扬家事，可能没有人敢告诉他那天晚上江青在北京大学的讲话内容。

　　刘思齐：毛岸英之死令江青感到“无限的狂喜”

　　江青孤独的童年，形成了她独特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对人漠不关心的怪癖性格。在家庭中她没有最亲近的人，在工作环境中她没有最好的朋友，在人际交往中没有知己。她和她的子女们关系都不融洽。

　　毛岸英是毛泽东和杨开慧所生，是毛泽东很喜爱的长子，童年很苦，和母亲一起坐过国民党的监牢。母亲壮烈牺牲后，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一起以卖报纸、捡破烂为生。在党的地下组织的关怀下，艰难地回到父亲的身边，后来到苏联留学。

　　1946年2月，毛岸英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回到延安。一天下午，毛岸英来到毛家坪，向爸爸汇报在国外学习的情况。毛泽东听了以后，高兴地说：“你在苏联大学毕业了，但学的都是书本上的知识，这是不完全的。你还需要上另外一所大学，这个大学就是‘劳动大学’。在这个大学里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送你去好吗？”“好，很好。”毛岸英非常爽快地答道。临走时，毛泽东把自己打过补丁的一套灰布衣服给他穿上，一再嘱咐他到了乡下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虚心向群众学习。毛岸英遵照父亲的嘱咐，背着小米、菜籽和被子去上“劳动大学”。到了乡下，积极参加了生产劳动，运肥，耕耘，除草，浇水，收割，样样农活都抢着干，不懂的虚心向农民请教。毛岸英“劳动大学”毕业，脊背晒得黝黑黝黑的。毛泽东看到后，又听了儿子劳动锻炼的情况汇报，高兴得很。

　　毛岸英是一个非常听父亲的话又非常要强的好青年。以后他又到工厂做工，解放后在北京机器总厂任党支部副书记，雄心勃勃，血气方刚，很想干出一番事业来。朝鲜战争爆发，他的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立即递交了要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申请书。恰巧此时，彭德怀赴京向毛泽东汇报志愿军总部组建工作。毛泽东便把毛岸英交给了彭德怀，要他带岸英到朝鲜去经受战火的考验。就这样，毛岸英离开了生他养他的祖国和他最敬重的爸爸，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1950年11月25日，志愿军打响第二战役的第一天，美机轰炸志愿军总部，毛岸英不幸牺牲。

　　江青只比毛岸英大7岁，从江青进入毛氏家庭以后，就和岸英的关系不好。江青曾跟我们说过：“毛岸英是主席最宠爱的孩子，这我不反对，父亲爱孩子是理所当然的，无可非议。但是，毛岸英认为自己有文化，懂知识，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脾气很暴躁，动不动就和我吵架。我虽然大不了他几岁，但从辈分上讲我还是她的继母嘛。每次吵架，主席总是批评我，让着他，这样，他对我就更加放肆了，更不尊重了。有时，我们见了面他连话都懒得说一句，把脖子一歪走开了。哎，人都不在了还说他干什么，对过去特别不愉快的事情难以忘记，不想讲的事，又不由自主地讲出来了，还讲给你们这些孩子听，不必要。”

　　江青讨厌毛岸英是不足为奇的：一是因为岸英不是她亲生的；二是毛泽东喜欢岸英，江青嫉妒；三是根据中国的文化传统，长子在家庭中的身份和地位特殊，这对江青野心的发展，是一种障碍和威胁。

　　赴朝作战前夕，毛岸英与刘松林结了婚，刘不久在军队得到了一份称心的工作。他们的爱情深厚，日子过得很美满。而江青与刘松林的关系很不好，刘松林说过，江青从一开始就对她“蔑视、嘲讽、侮辱”。

　　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毛泽东失去了亲爱的儿子，难过地掉下了眼泪，江青口中却经常哼着小曲子。刘松林说，岸英之死使江青感到“无限的狂喜”。毛岸英的葬礼，江青没有参加。而且，江青慢慢地对刘松林施加各种压力，逼她搬出中南海。后来，江青又没收了刘松林进出中南海大院的通行证。

　　刘松林听到毛泽东和江青争论她的前途问题。江青坚持取消给刘松林的生活补贴，毛泽东愤怒地对江青说：“只要我有一口气，我就要照顾刘松林。”毛泽东和刘松林谈话，抱怨江青的唠唠叨叨，抱怨她对毛岸英没有感情。他气愤地来回踱步，走到书架前，取出一本古书，给松林读了一篇描写树木河流的浪漫的散文：“树老了，落叶飘零，慢慢地倒下死去；旁边长期陪伴着它的河流，为大树的死去黯然神伤，慢慢地停滞了，干涸了。”毛泽东告诉松林，江青对这个家的感情，还不如河流对大树的感情。毛岸英对江青冷酷的心，非常反感。岸英赴朝参战前夕对刘松林说：“我走了，你出院后，每个礼拜六要去看看爸爸，不要我不在你就不去了。”

　　岸英又对刘松林说：“江青只顾她自个儿，根本不照顾岸青，她不爱我爸爸。我曾骂过她，说既然你不爱我爸爸，滚开就是了，何必赖在这里。你也得小心，她这个人是很记仇的……”

　　使江青最感到讨厌的还是毛岸青。岸青曾被人打伤过头部，大脑受过损伤，心理状况一直不好。毛岸英在朝鲜牺牲，对岸青的精神造成了进一步打击，1951年秋季发过一次比较厉害的精神分裂症。当时，他在中央马列研究所工作，在办公室里与人吵架，发脾气。父亲把岸青叫到中南海，开导他，想缓和一下他的情绪，恢复精神健康。江青却对毛岸青横眉竖眼地进行训斥，并把他关进一间屋里。岸青的病情进一步恶化。

　　后来，岸青被送到大连的某医院进行治疗。在那里，他爱上了一位姓徐的护士。江青大为恼火，坚决反对他搞对象。于是，江青提议把他送到苏联去养病。岸青在莫斯科又爱上了一位苏联护士。这一次，江青一反常态，出人意料地表态，岸青应该与那位苏联护士结婚。她是想叫岸青在苏联定居，这样永远不会再惹出什么麻烦，去掉一块心病。本来很吝啬、一毛不拔的江青，却把项链和衣料送到莫斯科，作为礼物送给未来的新娘。遗憾的是这桩婚事没有成功。

　　江青听到岸青与刘松林的妹妹邵华相爱的消息，如晴天霹雳，坚决抵制。江青开始控制岸青寄往中南海的信件，扣下很多，并烧毁一部分。毛泽东发觉后，给岸青写信：“你写给我的信，不要经过他人，最好叫松林、邵华或李敏转交给我。”毛泽东说的他人显然指的是江青。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岸青与邵华结了婚。为此，江青好几年没有和岸青说话。

　　江青阻止、反对岸青与邵华的婚事是显而易见的，她是怕他们结婚后会在毛家增强“杨开慧的势力”。江青这种怀疑使家中本来紧张的关系又进一步恶化。

　　延伸阅读 》》》陈伯达：主席让我和江青等人“团结起来”

　　人们常常会忘却很多事情和人物，但对“文化革命”中的风云人物陈伯达却很难忘掉。当198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审陈伯达时，人们关注的目光再次投向了已经沉寂了十年的陈伯达。陈伯达还活着，但是已经老了。实际上，在1970年庐山会议陈伯达倒台时，他已经66岁了。按中国传统的算法，他那时已经进入晚年了。晚年的陈伯达，又经历了一段特殊的生活，经过了深刻的自省。

　　从人生高峰跌落下来

　　1970年，陈伯达精神抖擞地上了庐山，不久，他又愁眉苦脸地下了庐山，其原因，当然是在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为了帮助林彪抢班夺权而鼓吹天才论，主张设国家主席，挨了毛泽东的批。

　　就是在那次会上，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矛头直指陈伯达，把陈伯达比作“号称懂得马克思，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的人，说他“欺骗了不少同志”，形容陈伯达在庐山的活动是“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此后，中央在全党展开了“批陈整风”运动。这次庐山会议，使陈伯达从人生高峰跌落下来，这位原来的中共第四号领导人不再露面了。

　　但是，一开始，毛泽东对陈伯达只是认定他是“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毛泽东搞“批陈整风”的目的，也是为了使全党弄清什么是惟物主义反映论，什么是惟心主义先验论。当时，毛泽东对这位从延安时起，就一直当自己第一号政治秘书的“老夫子”(毛泽东经常这样称呼陈伯达)，还是想保一保的。正是基于这一想法，毛泽东在庐山上，就应陈伯达的要求，见了陈伯达，和他谈了一次话。

　　谈话气氛很轻松。毛泽东一见陈伯达的面，就先开口批评陈伯达说，你这两年总是躲着我，也不来看一看我，你陈伯达的官做大了，有架子了，不再自己动笔写文章了，总是动一动嘴，让手下的人写，这样下去，能不出修正主义吗？毛泽东说这些话的出发点和真正打算，还是想批陈又保陈，毛泽东是善意对待陈伯达的。谈话中，陈伯达向毛泽东作了检查，说自己宣传天才论，是错误的，主张设国家主席，也错了，自己没有听主席的话，犯了大错误，自己一定认真检查。

　　当时，毛泽东内心已经十分清楚陈伯达和林彪搞在了一起。他是想让陈伯达从此“刹车”，不再和林彪一起搞小集团活动。因此，毛泽东对陈伯达说，你要找康生、江青他们谈谈，接受他们的批评，和他们“团结起来”。毛泽东还让秘书给康生打电话，谈了他的意见，并且让康生通报给江青。毛泽东是为陈伯达着想，真心想拉他一把。对此，陈伯达也感觉到了。

　　陈伯达从心里不愿意和康生、江青他们谈。但为了过他们这一“关”，只好在第二天硬着头皮去江青的住处。江青一见陈伯达，就对他冷嘲热讽。然后把陈伯达领到了康生那里。张春桥、姚文元已经在康生那里等着批陈伯达了。他们表情冷漠，康生更是“一脸原则”的样子。陈伯达刚坐下，他们就接连发言，对陈伯达轮番轰炸。陈伯达向他们作了检查，并且表示要写一个书面检查，交给全体中央委员，请大家批评。康生帮助陈伯达写了检查稿。这份检查稿上的“纲”很高，把问题说得十分重。康生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不满意，认为没有必要上那么高的“纲”。

　　陈伯达写了检查，但江青和康生他们还是不放过陈伯达。他们在背后又搞了一个关于陈伯达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材料。他们的用心，就是要把陈伯达搞垮搞臭，置于死地。这些材料的历史部分，认定陈伯达是国民党特务、叛徒、托派。这些材料上报给了毛泽东。

　　不久，陈伯达的问题被升级了。1971年上半年，陈伯达的问题被“扩大传达”至全国基层党组织，陈伯达也被定性为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的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陈伯达的问题被进一步升级。他被定性为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原来陈伯达只被禁闭在家里，“九一三”事件之后，陈伯达被押送到秦城监狱。陈伯达一见关押自己的牢房中的情况，知道自己凶多吉少，便向看押人员高声喊叫道：“我不是国民党特务，我在阜平做过一件好事，请你们转告毛主席。”

　　当时在场的人谁也不知道陈伯达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便逐级上报给毛泽东。原来，1948年，毛泽东曾住在河北省阜平县的一个小村庄里。毛泽东的行踪被国民党特务侦知，国民党派飞机来轰炸毛泽东的住所，被陈伯达等发觉，他急忙跑到毛泽东住处去叫毛泽东转移，使毛泽东幸免于难。1971年陈伯达的这一声高叫，就是叫给毛泽东听的，就是向毛泽东提起历史上这件事。他认为，毛泽东听到汇报后，就会回忆起往事，心中就会明白：如果陈伯达是国民党特务，在那个时候，是肯定不会去救自己的。

　　陈伯达想对了。他情急之下这一声高叫，不仅救了自己一命，也改变了他后半生的命运。后来，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从“批陈整风”转向了“批林整风”。批判陈伯达的文章在全国性的报刊上逐渐少了。陈伯达虽然仍被关在秦城监狱，但他的生活待遇却是很好的。监狱方面让陈伯达一个人住在一座楼的整个三层，在三层内，他可以自由走动。给他安排的伙食很好，有书报看，还允许工作人员替陈伯达从家里拿一些书籍到秦城监狱里来看。在外面，批判陈伯达的风潮逐渐平静下来了，陈伯达的心情也平静了下来。实际上他已经处于一种隐居状态。

　　保外就医后的晚年生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重新审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案件(简称“两案”)。在重新审理中，对于如何处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的问题，党中央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当时，在党内有三种意见，一种是，对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中罪大恶极者，应当处以死刑；一种是，把他们当做政治犯，不予审判；一种是，他们既然触犯了国家法律，就应该公审，但对他们应该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采纳了最后一种意见。

　　“两案”中，陈伯达是个特殊人物。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陷害了一些人，又参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活动，是这个集团中的主犯。但是，他是个文人，又在1970年就被隔离审查，没有参与林彪集团后来搞的政变和谋杀等活动。林彪自我爆炸后，他已经被关进秦城监狱，没有参与“四人帮”的反革命活动。因此，他的问题有特殊性。但是，他毕竟是林彪集团的主犯，在“文化大革命”中也犯有罪行。而且，林彪、叶群已死，陈伯达就成了林彪集团中的头一号主犯，当然要对他进行公审。

　　1980年，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审，判处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这样，从陈伯达1970年10月被关押算起，他实际上还有8年刑期。

　　当时在中央主政的邓小平、胡耀邦，了解到毛泽东对陈伯达的态度，认为毛泽东这样处理是对的，后继者应该照样处理。于是，他们对陈伯达继续采取了毛泽东实行的优待政策，不仅保持了对陈伯达同以前一样好的生活待遇，而且，判决之后的第二年，即1981年8月，陈伯达就获准保外就医。

　　陈伯达在获准保外就医后，政府把他安置在一座新楼顶层的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里，把他原在河北省工作的一个儿子一家三口调进北京，与陈伯达生活在一起，照顾陈伯达。陈伯达的卧室大约有十几平米，整洁而简朴，地上铺着地毯，两个大书柜里放满了书。他订有《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北京晚报》等报纸，每天读报很仔细，可见很注意国内外形势。陈伯达的一个当年只有7岁的小孙子，常到陈伯达的房间去，给陈伯达的晚年生活带来了欢慰。陈伯达晚年的视力和耳朵都还可以，他每天晚上必看电视新闻节目，也看电视里播的京剧或古装故事片。陈伯达几乎足不出户，而是关起门来专心读书。他煅炼身体的惟一方法就是练书法。陈伯达晚年生活俭朴，总是穿着铁灰色的中山装，戴一顶藏青色的干部帽。冬季屋子里有暖气，他也要穿厚厚的衣服。工作人员经常来看他，问他有什么需要，但陈伯达从不提任何要求。

　　保外就医后，党和政府除了对陈伯达的生活给予优待外，还曾经请他做一些研究工作。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胡耀邦曾经提出：陈伯达已经保外就医，他学问好，研究能力强，应当发挥他的这个专长，安排他为中央做一点研究工作。我们现在的改革和建设，遇到很多问题，需要研究，让陈伯达搞一点研究，研究出来的成果，我们可以参考。当时，中央领导人都赞成这个意见。于是，胡耀邦就对邓力群说：你过去和陈伯达一起工作过，和他较熟，可由你代表中央去和陈伯达谈一谈这个意见，征求一下陈伯达的意见。几天后，邓力群和几个人一起约陈伯达来，谈了中央的这个意见。陈伯达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从那以后，陈伯达更关注国内外的一些重大问题了，他读的书也多为新近出版的中外政治理论书籍，他思考的重点，也转向了现实问题。陈伯达爱读书，爱研究。此后，他每天起床，吃过饭后，便读书，研究资料，写作。他像一架机器一样，又转了起来。陈伯达过去就有思考问题严密、下笔慎重、文笔老到的特点。现在他写作时仍然保持了这个特点。当时，陈伯达的身体状况还可以，头脑也清晰，研究问题也比较深入。他勤于动笔，把研究的心得写成文字，由工作人员交给中央。中央把这些研究成果印出十几份，有的用8开大纸印，有的用16开纸印，有的标明作者陈伯达的名字，有的没有标作者名字，发给中央领导人参考。

　　晚年的陈伯达先后提交给中央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试论一下日本的“生产率运动”》、《试说社会主义农业的若干问题》、《美日两国垄断资本的角逐和两国的“精神危机”》、《关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点滴》、《评美国人的两本书——“大趋势”和“第三次浪潮”》、《农业合作化的若干材料》、《“电子学革命”的公开战秘密战》、《黑格尔反对绝对……》等等。

　　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关于“电子学革命”问题，是陈伯达早在1958年就精心研究的课题。毛泽东当时也对陈伯达的这个研究成果给予肯定。当20世纪80年代初，陈伯达又捡起这一课题继续研究时，西方的高科技革命已经发展起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突飞猛进，而中国在这方面还处于落后状态。陈伯达在新的研究成果中提出：中国要加强研究力量和投入，吸引西方先进技术，用较短的时间在高新技术方面赶上西方发达国家，这样中国就不愁在生产力和经济力上赶不上西方发达国家了。他的这些见解，在21世纪的今天看来，也是有价值的。陈伯达的这些研究成果，大多都送给中央领导参考了。

　　1988年10月，早已保外就医的陈伯达刑满，一位公安部副部长专门给陈伯达举行了获释仪式。当时陈伯达因患前列腺肥大症住院，仪式就在医院里举行，公安部副部长向他宣布：今天是你服刑18年的期满之日……那一年，陈伯达88岁。

　　“我对自己的过去是自责的”

　　晚年的陈伯达十分敬仰毛泽东，他常说，毛主席确实英明、伟大，他是个民族英雄，他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是前无古人的。陈伯达一直认为，批判他的鼓吹天才论、并且在全国掀起“批陈整风”运动的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天才人物。他还说，我是永远感念毛主席的，就个人关系而言，是毛泽东发现了他，把他调到身边当第一号政治秘书长达三十多年；毛泽东曾经对他十分信任，交给他很重的工作担子，给他以主管全国意识形态的权力；是毛泽东提拔了他，使他从一个文人，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在三十多年中，毛泽东给了他很大教育；是毛泽东引导他研究中国现实政治问题，他才能写出《评“中国之命运”》、《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等着作；是毛泽东的教导，才使他稍微懂得中国革命的某些道理；在毛泽东的帮助下，他才有了一些研究的条件和成果。他把自己当做毛泽东的一个“小学生”。他说，我这个“小学生”后来犯了大罪，不成器，是怪我自己没有走好路，不能怪先生。他对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林彪自我爆炸后能保护他，使他得以保全生命，免遭“四人帮”的毒手，更是十分感激。他说，没有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保护，我可能早就没命了。

　　陈伯达晚年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总结了自己的教训。他经常真诚地说：我是犯了大罪的人，我对自己的过去是自责的。他对党和政府在他晚年能给他较好的生活条件由衷感谢。陈伯达晚年曾写过一幅字：“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这幅字，充分体现了陈伯达在80年代的心境。

　　陈伯达于1982年5月写了《求知难》一文，投到《读书》杂志上。陈伯达发表此文用的笔名是“纪训”，意思是记取教训的意思。当年的《读书》杂志全文发表了《求知难》。陈伯达的这篇文章，是他总结自己一生教训之作。他在这篇文章中，把人比喻为一个求知者，而求知是很难的。他均以《西游记》的故事为例来谈他的认识。从他对求知者必经的诸多苦难的认识来看，他对自己的罪行还是认真反省的，而且，他虽然已是暮年，却努力改过自新，把自己当做一个求知者。

　　1989年9月，陈伯达在北京病故。香港和台湾的报纸首先报道了陈伯达病故的消息。陈伯达的遗体被送到八宝山火化。据在现场的陈伯达过去的一些部下讲，火化时，没有讣告，也没有悼词，但耐人寻味的是，他的遗体被安放在了按惯例只安放病故的高级首长遗体的第一告别室，他的遗像也挂在那里。有40多位他的亲属、老朋友、老部下、学生，前来为他送葬。

　　【华发网根据《文史博览》、人民网、《同舟共进》、《邓小平改变中国》等整合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