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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原本计议以发行金圆券为手段,企图挽救江河日下之币信以及财政金融危机,无奈金圆券发行的同时,国共内战愈演愈烈,庞大战费支出仍然无日或已。
一九四八年、四九年间曾任国民政府联勤总部预算财务署长的吴嵩庆,其子吴兴镛博士在所着之《黄金档案:国民政府黄金运台──一九四九年》一书中指出,国民政府当局为了应付庞大的内战军费,“把‘国币’金圆券准备金的大部分给抽走,用做为军费”。换言之,在一九四八年下半年,由于国民政府向美国数度求援无门,美国拒绝再予国民政府军事及经费援助之后,出于无奈,只好动用最后的一点“棺材本”──发行金圆券的黄金准备,十二月前后,国民政府把国库黄金二百六十万两从上海“转移”到了台北,这是被国民政府抢运到台湾的国库黄金中的第一批。
长期追随俞鸿钧的机要幕僚何善垣,也曾在《俞先生生平言行补述》一文中,生动地描绘他追随俞鸿钧参与抢运国库黄金的过程:
三十七年共×叛乱,举国骚然,先生鉴于情势迫切,密将库存黄金运台,其时予兼机要科主任,凡公文撰拟、缮写、用印、封发,均一人任之,即于总裁室后之一小室中办理,而外间接洽戒严、航运等事,则由发行局陈副局长延祚负责,一切行动,均保持极度机密,启运之夕,由军方施行特别戒严,断绝交通,以故当时外间无人知有此事,启运后第三日,申报中始刊登一简短消息,谓某夜中国银行曾运出物资若干箱云云,语焉不详,其所以言中国银行者,因中央银行黄金库存,与中国银行比邻,同一门巷出入,以故人不能辨其谁属也。
蒋经国很清楚,蒋介石已经没有放手一搏的赌本,他惟一的一点筹码,就是存放在上海几家国家银行,原本专供金圆券发行准备之用的黄金。这不仅仅是蒋介石投入国共内战最后的“棺材本”,更是全中国要维持国家财政正常运行,惟一的一点本钱了。但为了应付前线十万火急的庞大军费需求,等到蒋介石再下令把国库中剩余的黄金──“国币”金圆券的准备金的主要部分,悉数抽走之后,令人忧虑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在国库大失血无法扼止的情况下,蒋介石又将原本用于金圆券发行准备的巨额国库黄金悉数南运,搬离了上海中央银行总行仓库。失去了黄金准备,使得原本币值即已一泻千里的金圆券,于此刻更如同溃堤水坝,完全失控,币值与币信一夕崩盘破产,人民对国民政府的信赖也完全毁于一旦,金圆券成为废纸,人民财产付诸东流,国民政府成为人民普遍唾弃之全民公敌。
吴兴镛叙述:
这笔准备金,一移出上海作为军费,金圆券就像当时国军一样,“兵败如山倒”,如雪崩似地狂贬,从四八年八月到四九年六月,前后十个月,贬值约两万万倍。一个新币如此快速贬值,影响如此众多人民的生活,是世界所罕见的。一枚价值美金五角的银圆,金圆券发行初是两元一枚,到另一新币(银元券)上场前一日,就要五亿元一枚。老百姓生活怎么过得下去?多少人饥寒而亡?因此,运台的金银美钞上是沾有中国人民的斑斑血泪。一位大陆的医学教授在二○○四年的来信中,是这样写的:“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时,我已年近三十,利用金圆券收刮民间硬通货,强运台湾的情况,恍如昨日,多少小康人家倾家荡产,十分痛恨。”
蒋经国与俞鸿钧奉蒋介石之命,搬运上海中央银行库存黄金白银到台湾的行动,先后有好几波。
一九四九年元月十日,蒋介石下野前十二天,此时淮海战役彻底失败,局势对国民政府相当不利。蒋介石心知自己大位不保,就在这一天,密令蒋经国与俞鸿钧尽速将存放在中央银行的黄金、外币移存台湾,作为与共军继续作战的粮弹资金准备。蒋经国在这天的日记上写道:“今日父亲派我赴上海访俞鸿钧先生,希其将中央银行现金移存台湾,以策安全。”
隔了六天,胸怀孤臣孽子之心的蒋经国,在一月十六日的日记簿上,写下这么一段历史纪录:“父亲约见俞鸿钧、席德懋二先生,指示中央、中国两银行外汇处理要旨,盖欲为国家保留一线生机也。”
元月十九日,蒋介石在临下野之前两天,安排俞鸿钧为中央银行理事,并指定为常务理事。
从好几份蒋介石的往来函电可以确知,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内部为了是否同意抢运黄金的问题,衍生了相当大的矛盾,隐隐约约之间,有一股微妙的抗拒力量。而蒋介石似乎早就预感抢运黄金的工作会遭遇麻烦,因而派遣蒋经国前往上海督军,并由俞鸿钧担任阵前指挥,亲自抓运金工作。
例如,刘攻芸即认为蒋介石为下野之身,委实不宜继续下令搬移国库存金,但是,基于大形势的考虑,也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静观时变。
蒋介石《事略稿本》一月二十七日的言行记录了他“接见林祟镛局长,商谈中央银行现金运送厦门办法。公闻刘攻芸总裁对此事进行,面有难色,殊为骇异,喟然曰:‘世人能明理识义,始终如一者,诚难得也。’”
而在上海积极从事抢运黄金工作的俞鸿钧,于一月二十八日自上海发给蒋介石一份密电,暗示蒋介石他要“请经国兄催办”。催谁办?俞鸿钧自然指的是新任的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他说:“(一)、沪国行存金尚有八十二万余两、银元二千六百万元,以前因存兑金银,故不得不酌予留存,现在政策变更,无此需要,亟宜早日运出,免滋延误。除密洽刘总裁迅办外,拟请由经国兄电话催办。(二)、前奉交“革命偿债委员会”汇票二纸,已托由德懋兄汇往纽约中国银行专户存储,候命指拨。因国行原账户已结清取消,另开专户诸多不便也。”
为何要密洽“刘总裁”?因为蒋介石已经下野,当家作主的是“代总统”李宗仁。而一月二十八日,距离蒋介石命令俞鸿钧、蒋经国抢运黄金,已经过了十八天时间,蒋介石下野也有一个礼拜了,新的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竟然不动如山,不听命行事,蒋介石内心早就火冒三丈了,只是一时隐忍未发罢了。
蒋经国和俞鸿钧一干人等于是“一再叮嘱财政金融主管当局,应将其运至安全地区”,二月三日,俞鸿钧发电报给蒋经国说:“沪存金银已洽刘总裁迅运,此间事务,大体就绪。”可知俞鸿钧已经说服刘攻芸,要与蒋介石派来的人配合,将大部分的黄金往台湾撤运。
化解了来自刘攻芸的阻力,蒋经国等人“经过种种之接洽、说明与布置”,国民政府财经官员即展开大规模的运金行动,将上海国库的黄金、外钞几乎搬走一空。
俞鸿钧明知自己已不在央行总裁任上,但由于受蒋介石密令,仍冒险只身赴沪,亲自动员央行员工,抢运黄金到台湾。一九六○年七月间台湾《联合报》的一篇纪念文章写着:
关于俞氏在卅八年上海沦匪前夕把中央银行库存黄金筹划启运来台,保全了国家的巨额财产,稳定了政府迁台后的财政金融,此一段事迹,今日已为国人普遍知晓,可是,一般人都还忽略了此中的一个重要关节:也许会有人以为俞氏当时既为中央银行总裁,筹划启运央行库存黄金至安全地点,本为其职责以内的事。其实,俞氏当时并不在中央银行总裁任内。
但是,虽然不在其位,而过去同仁之间的老关系依旧存在,对同仁的威权也还有新的职务──“中央银行常务理事”来当靠山(其实此一职衔,位高却无权),惟其如此,蒋介石密令俞氏再赴上海撤运黄金,他才可以圆满达成撤运黄金的目的。
这篇纪念文章继续写道:
当时的总裁为财政部长刘攻芸兼任,俞氏不仅已经离职央行,而且他本人并不在上海,后因沪上情况紧急,李宗仁态度暧昧,鉴于中央银行库存黄金对国家命运的重大影响,俞氏乃奉命冒险从香港飞往上海,运用他个人与中央银行在职人员的渊源关系及影响力,擘划部署,将库存黄金运来台湾。俞氏当时并未担任财经方面的任何公职,完全是本诸个人对国家的忠诚、热爱,而将个人危险置之度外,为国家保全了巨款财物,这是难能之处。
但依照宋子文在二月九日发给蒋介石的密电推算起来,抢运国库黄金的计划,至少因为刘攻芸的阻挡,迁延了近一个月之久,其言:“俞鸿钧昨(七日)来港拟谓:攻芸因环境关系,国库金银,该员犹豫延迟甚久。鸿钧临走日,彼始决定以翌日起,黄金逐渐空运。至白银如何,似未肯定,现在情形究竟如何,请注意。”
蒋介石二月十日之《事略稿本》记载:
二月十日……下午周宏涛秘书自上海归来,谒公报告“中央银行所存现金,已大部如期运往厦门、台湾,现存上海者,惟留黄金二十万两”云。公得报为之一慰,盖以此项存金为国民汗血之结晶,与国家命脉之所系,故不能不负责设法保存,因一再叮嘱财政金融主管当局,应将其运至安全地区,俾得妥善保管与运用,免遭无谓之浪费,至今始得完成此一重要工作耳。
在这段日子里,由于刘攻芸故意拖延运金,蒋介石父子一方面对黄金抢运工作感到忧心忡忡,另一方面对刘攻芸不能贯彻命令时感愠怒。蒋经国曾在一九四九年二月某一天的日记中写道:
中央银行金银之转运于安全地带,是一个重要的工作。但以少数金融财政主管当局,最初对此不甚了解,故经过种种之接洽、说明与布置,直至今日,始能将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和厦门,上海只留二十万两黄金,此种同胞血汗之结晶,如不能负责保存,妥善使用,而供诸无谓浪费,乃至资共,那是一种很大的罪恶。
也就是说,在蒋氏父子的心目中,黄金若是留在上海的金库里,留给李宗仁,只不过是“无谓浪费”;假若留给共产党,那更是“一种很大的罪恶”,自不能留下这批财宝“资敌”。
章君谷先生在《俞鸿钧传》中叙述:
二月十四日,李宗仁连下了两道命令:令行政院自广州迁回南京办公,行政院长孙科托病,置之不理。再严令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不得将中央银行存金运到他处。刘攻芸也没有答复,因为他知道中央银行绝大部分库存黄金早就给俞鸿钧运到台湾去了。而且俞鸿钧是他的老上司,即使再要把剩下的黄金一并运台,刘攻芸也无法拒绝。
但是,由于延滞黄金抢运时程,蒋氏父子对刘攻芸始终余怒未消,刘攻芸不仅受到了蒋介石的责备,更因而失宠。上海解放前夕,刘攻芸固然去了台湾,但是,在国民政府内部已无其容身之地,后来他悄悄去了新加坡,终老于斯。
【来源:本文摘自《蒋介石父子1949危机档案》】(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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