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门飞雨一学人/与故宫博物院共同起步的单士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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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单士元在神武门西马道之西的老办公室里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参加故宫博物院工作时，故宫乃至文博界健在的前辈学者专家，单士元（一九○七至一九九八年）先生是年龄、资历都比较老资格的，不论是在故宫还是在社会上，大家都称他「单老」。一九二四年底逊帝溥仪出宫没几天，故宫博物院尚未成立，他就进了故宫；中国古代建筑科学研究的开山祖师朱启钤（一八七二至一九六四年，字桂辛），一九二九年筹建「中国营造学社」，他是最早的社员。仅凭这两条，就奠定了他「老行专」江湖地位。在我参与的学术活动里，古建筑界是比较讲究辈分的。每次开会，单老都是排第一，主持人民大会堂建筑设计的总建筑师张鎛虽名气很大，但他是营造学社社员梁思成的弟子，比单老几乎晚一辈，故一直屈居次席。

　　现在北京城所在位置，是西周初年蓟城所在地，後世称北京古城为「蓟丘」、「蓟门」，「燕京八景」有「蓟门飞雨」，都有凭吊的意味。单老是地道的老北京人，在故宫博物院一直工作到逝世前一个月而未曾退休。他曾笑称出生於光绪三十三年，经历了辛亥革命、溥仪出宫、故宫博物院成立、新中国建立、改革开放，风雨兼程七十多年，从「书记员」而成为明清史学者、档案学开拓者和古建筑学专家、副院长、院顾问，正是「蓟门飞雨一学人」。

　　十七「进宫」，奉献终生

　　单士元，字君实，青少年时期在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办的中学读书，後来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听课。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冯玉祥主持北京政局，「摄政内阁」会议决议溥仪移出宫禁，成立了以李煜瀛（石曾）为委员长的「清室古物保管委员会」，後改称「清室善後委员会」，请北大教授和教职员等负责清点清宫物品。单士元随文学院教授沈兼士等先生，来到清宫参与点查文物。一九二五年十月十日故宫博物院成立，院内设古物、图书两馆，他在图书馆。清宫藏书有「天禄琳琅」、「宛委别藏」宋元善本书和明版精品，几乎囊括了传世宋元版书的大部分。後来藏在大高玄殿的清代军机处档案从图书馆分出，成立文献馆，他就在文献馆整理研究清代档案，参与编辑出版《史料旬刊》、《文献丛编》、《掌故丛编》，至今已成为经典史料。

　　有一次谈到他本人以及不少故宫老人都不会喝酒，说：「清室善後委员会点查清宫物品之初，紧跟着溥仪出宫不久。当时溥仪住的养心殿、婉容住的储秀宫、文绣住的长春宫等处，留下不少吃的、喝的东西。因为这些都不是古物，大家见到开了盒的饼乾就吃两片，见到开了瓶的酒也喝两口。有一天一个年轻人不胜酒力，喝了两口就醉倒了，躺在地上起不来了。从此就规定，故宫人不准喝酒，以防损伤文物。」那时能进故宫工作不容易。在老北京，到买卖家当夥计一般需要一家「舖保」；进故宫做工，除严格审查之外，还需要两家舖保。因为发生事故，一家舖保是赔不起的。能进故宫工作大多是本分可靠人家的孩子，有了这样的规定，这些孩子自然乖乖听话，管教得一辈子都不喝酒。至於那「御膳」是什麽味道，单老直言，没什麽特别，都是外面能见到的牌子，就是从外头商店里买的洋饼乾、洋酒。

　　溥仪出宫时，将《快雪时晴帖》夹在自己的行李卷中，准备蒙混过关，被把守神武门的国民军军警查出并扣留。单老说，这是溥仪出宫当天，他还没进故宫。此时「清室善後委员会」还未成立。李煜瀛为首的一班执事者，特意到市面上买了个大保险柜，将此帖放在里面。後来人员更替，保险柜的钥匙却不知了去向。於是只好从市面上请来开锁匠，把保险柜身後凿了个大洞，才将法帖取出。这时他已进宫，看到凿开的保险柜放在御花园顺贞门外。

　　单士元保存了一张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参与点查清宫物品时，在乾清门前的留影。笔者推测摄影者为中国摄影界先驱，後来成为故宫古陶瓷专家的陈万里。此时陈万里以北大校医，作清室善後委员会专业摄影师；後来他留在故宫，发起窰址考古发掘，进而确定传世瓷器的窰口，是古陶瓷科学研究的先驱。

　　大师引领，走上治史

　　单士元学习认真，积极上进，一九二九年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师从明清史专家孟森，学习中国历史、金石学，主攻目录学和明清史。後来老师还有陈垣（陈援庵）先生等。孟森（一八六九至一九三八年），字蓴孙，号心史，世称孟心史先生，弟子们则直称「心史先生」以表尊敬。他是清史研究杰出奠基人，其着作代表近代清史学科第一代的最高水平。单士元当时作的课题是晚清外交「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导师是孟森教授和国际法专家朱希祖教授。单老曾对笔者说，朱希祖先生讲授二战前国际法「大使」、「公使」的区别：大使既代表国家，也代表国家元首个人，故名「特命全权大使」，可以直接约见驻在国元首；公使则只代表国家，而不代表国家元首个人，进行公务联系，而不与驻在国元首有直接联系。晚清对外交涉剧增，清朝原有「理藩院」已无力应付，但最高统治者认为中外关系只是商务来往，故称「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反映了当时认识的局限性。

　　一九三一年，单士元完成了《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大臣年表》，这是当时修《清史稿》里不具备的。两位导师都写了序，胡适题写书名。孟师作序认为：「详明核实，可以补旧史之阙，可以拾《清史稿》之遗，可以助研讨外交史者知人论世之力。」一九三六年在山东成立「中国图书馆、博物馆协会」，单士元在会议上宣读论文《档案释名发凡》，引起很大反响。这是最早提倡建立「档案目录学」的文章，他也因此成为学科开拓者。

　　单老珍藏着他与张鸿翔、商鸿逵、吴丰培「孟门」四弟子，於一九三七年夏「卢沟桥事变」前夕，在天安门西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为心史先生七十大寿祝寿的合影。此地在明清北京城属於「澄清坊」，故题为「澄清晋爵」。人老了更加怀念逝去的师长，他每每对笔者说：「那一代学者是真正的大师。听他们讲课，就是一种享受。」心史先生器重信任这位弟子，将自己史学研究日记传给他，一本一本摞起来有两市尺厚。可惜「文革」期间被抄走，下落不明。而胡适题名的《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大臣年表》，因为落款「适之」，红卫兵不知道这就是胡适，後来又退给他。

　　半农「段子」，同学佚事

　　因为与单老朝夕相处，老人家也经常提起上学及同学们的往事。

　　北大教授刘半农一九二○年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期间，写过一首白话爱情诗《教我如何不想她》，音乐家赵元任（编者注：赵元任一方面是中国着名语言学家，另一方面对作曲亦造诣深厚，故称音乐家）谱曲，传唱一时。大约是一九三○年除夕，校长蒋梦麟邀请本校教授、研究生，在北大二院（旧址即今景山沙滩後街教育出版社）宴会厅举办茶话会，校长夫人亲自为大家斟咖啡。蒋校长提议大家出节目助兴，自己先讲了一个笑话，好比今天说一段「段子」。轮到刘半农先生，只见他站起来不慌不忙吟诵道：「教我如何不想他，几时同他吃杯茶？今日一见是老朽，教我如何再想他！」

　　这首打油诗模仿一位女孩的口脗，说为那首爱情诗歌《教我如何不想她》所感动，想像作者定是一位翩翩少年，因此朝思暮想与仰慕的白马王子相约会面，一叙衷肠。孰料及至相见，竟是老态龙锺的衰翁，大失所望之下，再也不想见到他！刘先生的节目引得哄堂大笑。其实当时刘先生不到四十岁。

　　单老谈起「文革」下放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因为他年纪不轻了，连领导（当时采用军事编制）安排他看鸭子，天天赶着鸭子下池塘，结果是「二百只小鸭，看到秋後剩下十九只」。小鸭子不同於小鸡，是不容易死掉的。干校四周住的是当地老百姓，小鸭子们有的走失，有的被人家领走，他老人家也懒得去计较。同为孟门弟子的师兄弟商鸿逵，在江西干校是养牛，商先生要离开干校，用车装了行李准备回城那天一早，他养的几头牛不知怎麽得知消息，一起来到他的家门口来送行。

　　激於义愤，钻研古建

　　中国古代建筑，本来是与在古希腊、古罗马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建筑相颉颃的东方建筑的代表。但由於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西方学者在编写世界建筑史时，竟然根本不提中国建筑，还声称：「中国人没有本领研究自己本国的建筑文化。」中国现代文化、学术一代宗师朱启钤先生，於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展开古代文化遗产科学保护，於一九三○年二月，正式创立「中国营造学社」，致力於唐宋以来木结构建筑保护、测绘、文献资料搜集整理、科学研究，编辑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他开创了中国古代建筑科学研究道路，古建筑界尊称其为「朱桂老」。单士元激於义愤，率先於一九二九年参与筹建。学社先後网罗了梁思成、刘敦桢、张鎛、林徽因、罗哲文、王朴子（王璧文）等一班年轻有为的学者为社员，进而培养造就了中国古代建筑科学研究的第一代学者专家。学社经费先是争取到一些西方退还的「庚子赔款」，後来是老先生倾其所有，最终至一九四六年因经费无以为继而停止活动。

　　单老以自己的史料特长，在文献部展开古代建筑史研究。一九三七年，他与王朴子一起完成出版中国首部编年体建筑史——《明代建筑大事年表》，至今仍为中国古建筑研究必备书。新中国成立後，故宫古建筑保护提上日程，单士元被提拔担任副院长，专责古建保护和维修、管理。

　　我到故宫後担任院长办公会记录，单老是副院长，後来改任顾问。院长办公会最棘手的问题，是研究在古建筑里改善文物藏品库房。从古建筑保护角度说，不能大动干戈改造；从藏品库房要求看，必须做足防水防潮和密闭乃至设施现代化。这样的问题研究过後，古建部的同事经常会私下里悄悄问我：「单老为我们争了没有？」宫殿建筑、院藏文物，在单老心里正像手心、手背，两面都是自己的肉，你让他怎麽争？所以後来下决心在内务府旧址下，建造地下文物库房。

　　心仪角楼，推重北门

　　故宫博物院总部办公一直在故宫北门神武门里。单老晚年常说：「两天看不见神武门就难受。」这还有更深层含义。单老说：故宫古建筑是元明清三朝留下来的，其中永乐初建时，保留了元代建筑的古风。以四门为例，北门神武门是永乐初建旧物，屋顶高大，屋面曲线舒展，出檐长而且四角微微上翘，造型漂亮极了，那是元代建筑法式，甚至可以直溯宋代《营造法式》。其次是西华门，午门则晚一些；东华门最晚，屋面曲线平直，出檐短，远不及神武门庄严沉着。

　　他对素有「九梁十八柱七十二脊」之称的角楼最为推崇，并指出西北角楼最古朴凝重，是永乐初建时的作品，其次是东北角楼；西南、东南两座後代维修变动较大。永乐时角楼设计的范本，是元大内城墙上十字脊、二重檐的角楼，和午门上十字脊三重檐的「垛楼」。单老曾对笔者说：故宫西北大高殿前的习礼亭，应为元代建构，上世纪五十年代拆除时，朱启钤先生曾前往观查，见梁架上写着元代某处建筑名字。当时单老欲将其移建本院所属景山内，因拿不出所需五万元费用未果。

　　单老逝世後，按照与他老人家生前的约定，我送他一幅挽联：「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请故宫的书法家王中平兄以颜体恭楷书写，献在他的灵前。单老不是「壮士」，也不会「威加海内」。但凭他在历史学、档案学、古建筑等学术界的贡献、名望和地位，他足够「壮士」，堪称「威加海内」。当日单老拍拍胸脯，颇有些自负，欣然接受了。

　　【图文整理：华发网】（作者为中国历史文化学者、北京市档案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