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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山东曲阜是孔子的故里(资料图片)
京沪高铁「和谐号」从上海虹桥站出发,经过苏州北、无锡南、镇江南、南京南站后,从武胜关大桥过长江,算是到了江北。但无论是在江北人眼里,抑或是在北方人眼里,这里的江北,大概还算不上北方─离真正的北方还远着呢。
高铁从上海一路到南京,各站点之间的行驶时间,大多在一二十分钟之间。过了武胜关大桥后到滁州,行驶时间一下子拉长了。一路窗外的自然景观,与之前的江南各地亦明显不同。山滑水润的感观,一下子转换到了连绵的丘陵、山坡下的旱地。最明显的是田与地的差别─进入到滁州地界,地里多种玉米,尚未割倒清理的秸秆,仍严严实实地铺呈在平缓的地里,一眼望过去,密不透风。这种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双重分界,在美国作家赛珍珠的《大地》中,有比现代中国文学文本更早的叙述:江北农民王龙和他的妻子阿兰,为逃避饥荒,从宿州一路南下,当他们眼前的景物逐渐清朗水润起来的时候,他们已经闻到了稻花米香,还有白花花的江河鱼……他们跟随着江北饥民,步行乞讨到了长江北岸,而对岸的江南,在他们的心目中,那就是另外一个世界,是天堂。
当然,无论是《大地》时候的江南,甚至於今天已经快速发展变化了的江南,都不是所谓的天堂。而真正距离天堂不远的,大概并不是江对岸的江南,而是滁州过去之后车行近一小时的曲阜─那是中国历史上的圣人故里。
但我没有想到,「和谐号」在这里只停三分钟。当时我并没有在座位上,而是靠在车门口,透过门上的小窗口,眺望着远近的一切,不时有一种时空穿越的玄幻感。曲阜,不仅是孔子生长的地方,也是他最终的安息之地。而望着窗外这远远近近的土地、树木,还有地里高低齐整的秸秆,我脑子里所浮现出来的,并不是孔子那万世师表的圣人形象(尽管在高铁站台的广告牌上,就有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群像),而是在猜想,孔子当年这曲阜的土地上主食的食物是什麽。历史文献显示,今天曲阜广泛种植的玉米,大概是十五世纪左右才传入中土的。当然对此亦有另外的说法。但无论如何,在今天的曲阜人以玉米、小麦等为主食之前,孔子的日常所食,竟然成为二千多年之后依靠在车窗边的我挥之不去的好奇。《论语》中记录了不少孔子对於饮食起居的言论,但其中直接言明其日常所食所饮者甚为罕见。
今天我们能够了解到的,多为孔子在饮食方面疏淡自处的超然态度与圣人风度。他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他又说,「士志於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他还说,「饭疏食(粗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述而」)。当然,不少人大概是从后面这句话中,领略到孔子安贫乐道但又自强不息的君子修为与志向的,「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在回也!」(「雍也」)。
而我当时之所以脑子里纠缠在孔子当年的饮食上面,是因为正巧火车上服务员在叫售快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这种日常生活条件与环境,偶尔或短期处之,或许也算不得什麽。不过孔子所关注的,是处之者主体的因应态度与内在自我的精神状态,「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好一个「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与《论语》中有关孔子食与饮方面的文字相比,《礼记》中的相关文字内容,尽管丰富得多,却更像是饮食卫生健康方面的条例说明,虽然有不少倒是颇合现代饮食卫生标准及健康理念,文字上却过於理性而呆板,读之不亲,不像《论语》中孔子讲饮食,多关涉个人内在的忧乐,也便容易激发起后来者的种种好奇与兴趣。
大概多少与这种好奇与兴趣有关吧,一八七三年,即将从香港返回英国的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约了好友艾约瑟,一道北上,既是去「朝圣」,也是去向中国告别─之前他在中国(主要在香港)宣教、治学、居住已经三十余年。此行计划游览拜谒的五处「景点」,包括天坛、长城、明陵、泰山,以及圣人故里曲阜。
理雅各选择曲阜作为他的中国之行的告别对象,并不让人感到奇怪,尽管他的这一选择,后来多少还是在传教士团契当中给他招惹了一些不大不小的「麻烦」。
而在理雅各的圣人故里的旅行日记中,最让我惊讶的,是下面这些文字:一八七三年五月十七日。下午我们经过一个村子旁边的时候,见到一片罂粟地。这就是说,人们正在到处栽种罂粟。路边有些老人表达了他们的懊悔,说他们的下一代,肯定会在吸食鸦片的习惯当中长大。想到我们不仅将我们的鸦片强加给中国,而且我们还将引导中国人自己来种植鸦片,这真让人感到悲哀。
这种带有感情的文字,在理雅各叙述他参拜孔林甚至在孔子墓前的经过的段落中并没有。这也不难理解,理雅各有理雅各的难处─他可以反省甚至批评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包括某些商业机构为了逐利不惜「伤天害理」的举动,但让他哪怕是在日记这种私密性较强的文本中「公开地」表示对於中国圣人的敬仰,以及对於基督教的怀疑或者迷惑,这仍然是一个挑战。
【华发网根据大公报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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