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九八七年前後萧乾(左)与本文作者合影 作者供图
萧乾先生生命的最後几年,都是在北京医院度过,病房成了他最後的家。他也真的把那里当成了家。在那里阅读,在那里写作。病榻四周,又像家里的书房一样,到处张贴着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各色纸条。他还是习惯把随时想到的东西,顺手写在纸条上,然後再找机会串联成文。就在病房里,他又写了许多精彩短章。一九九八年年底,在展望新世纪时萧乾写了这样一段话:「即将迎来二十一世纪。我对我们这个民族满怀希望。我希望我们能充分吸取往昔的教训。我衷心预祝未来的中国不但富强,而且也是一个自由、文明、合理、公正,一个畅所欲言、各尽其能的国家。」九十高寿,他依然如此执着地拥抱年轻时的美丽梦想。
一九九九年一月,萧乾迎来九十华诞。那几天,萧乾感到特别兴奋。他的十卷本《萧乾文集》刚刚出版,新老朋友们汇集一起座谈,总结他的一生。朱熔基总理热情写来贺信,恭贺萧乾九十华诞。萧乾感到兴奋。他没有想到自己能活得如此高寿,他感到还有力量写下去。记得他在写给我的一封信里,曾说他死也要死在书桌前。
生日庆贺刚过,一天他突然摔倒在病床前,一连几天昏迷不醒。我赶到医院去看他,只见他的双手被绑在病床上,尽管处在昏迷状态,他的手却能够不住地挥动。看着一个十几年来我所熟悉、敬重的老人以这样一种状态生存着,我心里一阵凄凉和隐痛。
九十高寿的萧乾,漂泊一生,从此远行。
一九八二年二月大学毕业,我从上海来到《北京晚报》工作,很快就认识萧乾先生,听他谈与巴金的交往。十几年时间里,他写给我将近一百六十多封信,可以说无话不谈——从他的婚姻,与沈从文的友谊与矛盾,欧战亲历事,与福斯特、奥威尔的交往,「文革」的自杀未遂等。当天晚上,回到家里,我拿出他写给我的信,一页一页翻过,就像又在听他聊天,听他讲人生体验,讲人际往来,讲写作技巧……
《浪迹天涯——萧乾传》,是我写的第一本传记,写作从此转向。翻出萧乾来信,慢慢阅读。集中阅读,才深深感觉体会到字里行间的那些多麽难得的教诲:如何重视细节,如何注意标点符号,如何珍惜藏品,如何保持内心沉稳、拥有定力。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八日,萧乾来信,对我寄去的一篇拙文提出非常具体的、切中要害的意见:
短文读了,也做了些改动。
你很会抓题材,写起来也能抓到要点。文字还可以再考究些。首先语法上要顺,其次,句子组织的不宜过松散。我是很在乎标点符号的——学过外文的人,一般这方面较严格。我改了不少你的标点。(A)处是说:你一定要把直接引的与你自己写的分个一清二楚。有时可用小号字(六号)并缩格,有时用引号。你二者均未采用,因而读者会闹不清哪是你的话,哪是援引的。
但这些总是次要的,能也注意到,文章效果就会更好。
最令我难以忘怀的,萧乾一九八九年下半年,他一连写来好几封信,开导我,劝诫我越是在不知道做什麽的时候,越要把心定下来,找一件事情坚持做,用沉稳与定力让人摆脱困惑、空虚。九月十六日的信中他告诫我:
人生是一课堂,也是一次采访。望不断总结,永不气馁。诗穷则工,这时正好工作。巴金写信要我「深沉些」。我也转来劝你。这些年,你够顺当的了。一篇篇,一本本地问世。望更上一层楼。构思更周密,文字更推敲。我从沈从文那里学的主要是多搞搞文字,更含蓄些、更俏皮些。文字要跳动,不呆板,在字里行间多下点功夫。逐渐创出自己的风格——但又永不可停留。
正是在萧乾信中的教诲下,我开始在报社图书馆借出《国闻周报》,用半年多时间,校勘沈从文的《记丁玲女士》,然後,我开始采访萧乾、冰心、张兆和、施蛰存、赵家璧、陈明、沈虎雏、姜德明等先生,完成《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一书。也是因为这一写作,才有了随後在《收获》开设的「沧桑看云」专栏,乃至後来在《收获》长达十年之久「封面中国——美国《时代》讲述的故事」的写作。
有了这些老前辈,我才能沉稳而充实。
【来源:大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