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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网
2003年6月15日,128名退休老干部实名举报山西省霍州市(县级市)原市委书记王月喜涉腐。这是10年前霍州老干部的艰难一役。
在持续举报5年后,王月喜被“两规”。 2008年1月8日,王月喜因受贿、贪污,一审被判12年。
联名举报王月喜的128名老干部,参与举报时的年龄在70岁上下居多。退休前,分别曾任霍州县(1990年霍州撤县建市)副县长、计委主任、党校校长、公安局长、交通局长、民政局长、信访局长、法院副院长等职。举报王月喜的公开信,数年间,九易其稿。
官和书,一起卖
2000年,王月喜从山西省临汾市下辖的永和县委书记调任霍州市委书记。
初到霍州,老干部们对王月喜的印象不错。履新后,王月喜打造当地的旅游产业,使陶唐峪、七里峪和霍州署衙成为霍州的旅游品牌。依托旅游和资源,王月喜在霍州三年,霍州的财政收入由两亿元增长到八亿元。他的仕途,也一度被看好。
激怒老干部的,是王月喜卖官。这些战争年代过来的老人,怀念毛泽东时代官员的清廉,并苦于无法面对面批评市委书记。
通过相关渠道,老干部们摸清了王月喜卖官的价格。对此,原霍州市信访局长杨德兴的描述颇为形象。
“一个局长,问他是怎么当上的,不说话,只伸一只手翻三次。”杨德新说,这是花了15万,“有实权、有钱的部门一把手15~20万元;各乡镇和二类局一把手5~10万元;其他单位一把手大约3万元;一般副科级干部1万元”。
杨德兴等人统计后认为,王主政的3年多里,霍州吃公家饭的人比以前增加了三分之一。老干部们称,较为典型的是公安局,据他们掌握的数据,市公安局当时有300多人,其中王月喜批准进入的就达85人。
2008年1月,山西省阳泉市中院审理查明:王月喜非法收受他人为获提拔、调整职务以及安排子女就业等所送钱款共计人民币226万元。
除了卖官,王月喜还喜欢卖书。法院对王月喜卖书所得金额认定是19万余元。
从1995年出版第一本书,至入监,10余年间,王月喜总共出版图书20多本,累计200多万字。
老干部们称,除了自己写点文章,王月喜还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为其写文章,然后署王月喜的名出书。一套《曹端研究文丛》,有20多本书。霍州市原民政局长陈新华称,这些书的标价很高,但当地书店并没有公开出售,大都只能在一些企事业单位、市直单位中才能见到。
多名老干部证实,为完成王月喜的“任务”,一些部门领导购书后,书款在职工工资中扣除。
为“取证”,几名老干部曾进入多家政府部门的办公室或者库房拍照。王月喜被“两规”后,这些书大部分进入了霍州的废品收购站。
异地打印举报信
王月喜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写道:“老干部和老年人都是一本生活字典,好多难题都会从那里找到答案”、“关键的时候,老的总会起到关键的作用”。
不想,一语成谶。
王月喜仕途的转折出现在2006年。
当年6月,王月喜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任上,被调往母校山西师范大学任党委副书记。几个月后,王月喜被山西省纪委人士带走。
老干部中,最先知道王被“两规”的是杨德兴,他是老干部举报王月喜的组织者。一日,他在看老干局组织的拔河比赛。比赛进行到中途,他被一个电话叫回家中。
访客在电话中透露自己是燕京公司的职员,谈点事情。在家门口,看到两辆北京牌照的车,在政界摸索一辈子的杨德兴预感,纪委的人来了。
“王月喜被‘两规’了,我们找你了解点情况。”未有客套,山西省纪委一名副主任如是开场。杨有点意外,老干部们了解到,前一段时间王月喜“还在上太原、跑北京要求换单位,顺便摆平我们”。
杨德兴回忆,省纪委工作人员在霍州呆了四个月后才离开。
老干部们对王月喜的举报,始于他的升迁公示。
2003年,王月喜拟升任临汾市宣传部长,省委组织部进行了公示。公示在当年6月12日开始,6月18日结束。
这令老干部非常气愤,“这样的官员还能越升越高,简直是开玩笑”。老干部们开始筹划举报,杨德新、原法院副院长张元喜等人秘密开了一个会。
“当时大家有两种意见”,杨德新回忆,大多数人觉得应该在公示期间,将其举报到省委组织部,不能让贪官继续升任。但张元喜认为,举报贪官不会一步到位,如果造成王不能升任的话,王月喜继续留任霍州,对举报将会是一个阻碍。
张元喜的意见最终被接受。他们决定做一个巧妙处理:举报材料落款6月15日,但等到18日公示完毕后,再行寄出。
怕走漏风声,杨德兴不敢在当地打印材料。
彼时,杨德兴正在筹备杨氏家谱。6月15日,杨德兴邀请张元喜、陈新华一起,赴灵石县荡荡岭寻祖。到了天黑,杨德新才告诉众人,此行的真实目的是要打印举报材料。陈新华大呼意外。
材料打印好后,杨德兴给复印店老板留了100块钱,请他代为邮寄。几日后,老干部们打听到,材料已经被有关部门接收。
杨德兴等人返回霍州,已是凌晨3点。第一次举报,大家都有顾虑,只有张元喜署上真名,其余几人则用化名举报。
老干部们很快又撰写了第二稿举报信,除了寄给相关单位,还寄给了北京的一位领导。这名领导看后,建议实名举报,因为匿名一般不会引起组织上的重视。
举报信的第三稿出来后, 17名老干部在举报信上署上了自己名字、原来的职务、党龄、联系方式。
没有多久时间,实名的老干部变成128名。
谈判团
举报的艰难,从一开始就超乎老干部们的经验。
在寄出数封举报信没有音讯后,这群已入古稀之龄的老人包了两辆车,驱车3个多小时远赴省城举报。
在北京,则是另外一番遭遇。“我们甚至和中央某单位的工作人员吵过架。他们向我们要证据。我们反问他,我们哪有取证的资格。”赴京举报的尴尬,杨德新和张元喜记忆犹新。
为了引起相关国家机关的重视,张元喜作为代表,在北京呆了5个月,不定期去投递举报信。杨德兴回忆,这之间,印象最深的是,某中央机关的一名工作人员私下安慰他们:“不要气馁,告倒一个县委书记,一般需要5年。”
杨德兴称,在王月喜被“两规”前,数年时间,只有山西省委组织部,在2004年派人前来调查过。
老干部们认为,这次调查比较遗憾的是,调查组未深入霍州,仅到临汾市做了调查。
得益于体制内身份,老干部们的举报得到了不少体制内人士的帮助。老干部举报信中提到的“王月喜伪造自己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就来自临汾政界一正处级官员的爆料。
老干部们持续举报的同时,王月喜也频频“发力”。
杨德兴称,老干部们的子女,大多在霍州各政府部门工作,有的甚至是一把手。王月喜施压下,老干部们的子女,开始劝他们放弃举报。有的子女甚至以断绝关系的说辞给老干部压力。
这之中,作为骨干的张元喜、杨德兴、陈新华等人和子女闹得并不愉快。
陈新华在举报初期并未参加举报。陈的儿子在公安局上班。当时王月喜怀疑他用化名参与了举报,就多次通过公安局长要求其儿子回家做他的工作。随后,陈新华的亲家、媳妇也被动员做他的思想工作。
几轮下来,见无效果,时任霍州市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翟红云亲自出马。短兵相接后,陈新华告诉对方:“我是个老右派,凡事我都认个对不对。我若真参加举报王月喜,我不会管我儿子高兴不高兴,更不管他受不受影响。”
事后,新的一稿举报信出来后,未经动员,陈新华署上了自己的实名。另一名不愿具名的老干部称,自己原来不会参与实名举报,同样因王月喜通过家人施压,“气到了,决定豁出去。”
“亲情牌”无效后,王月喜请了一批在职的霍州籍领导出面,做老干部们的思想工作。
除了承诺在子女就业、生活上关怀外,杨德新等人回忆称,一些领导甚至写信给他们,认为他们的举报,破坏了霍州的形象,影响了霍州的发展。
2005年,举报陷入僵局。三年上访未果后,老干部们开始气馁了。继续举报还是放弃,老干部内部,开始出现裂痕。
陈新华说,“那时真的很困难。
巧合的是,这个时候,王月喜提出和老干部们“谈判”。
谈判在霍州一家酒店进行。时任临汾市地税局长等4人代表王月喜出面。老干部这边杨德新、张元喜等4人出席。
老干部提出停止举报的条件是必须由山西省委组织部出具证明,承认老干部们所举报的问题属实。这个谈判进行了一年多。
谈判最终的结局是双方未达成共识,但王月喜以霍州市委危楼需维修为名,从财政拔给霍州近60万元,其中50万以补助为名,分发给霍州1000多名离退休老干部。其余10余万元,则“报销”了老干部们多年的举报费用。杨德兴认为,幸亏王月喜的10余万元,这几年举报才没欠债。
异类
2006年1月4日,霍州发生一起命案,行凶者是霍州市公安局治安科干警朱耀光。山西省公安厅成立专案组调查后发现,当日参与斗殴的有朱的母亲、临汾市人大代表范学慧,朱在霍州市检察院工作的哥哥,以及多名警察。
朱耀光的父亲,系霍州市政协委员朱明娃。案发前,霍州已盛传其与王月喜关系匪浅。专案组的调查也认定,朱明娃的两个孩子进入公、检机关均由王月喜签字认可。
此案发生后,霍州市公安局、检察院超编一事浮出水面。几个月后,王月喜被去职市委常委,成为山西师大排名第三的党委副书记。
外界通常认为,朱家命案是王月喜被调查的开始。杨德兴等人却认为,王月喜落马得益于老干部持续举报,且适逢中央大力反腐。
多年的举报,让老干部们成为霍州的异类。
十年过去,在家里,他们仍需谨慎处理好和子女的关系。在杨德兴家,女儿并不支持他再谈及往事。于是他带着记者进了书房。
晚上,杨德兴和老友们在宾馆聚餐,坐在宾馆大厅的杨德新并不自在:他不是很希望遇见熟人。
曾经的文人书记王月喜用一年一本新书的速度为自己写下了编年史;现在这群举报他5年的老干部,大都有志于编撰族谱。
他们的身后,是霍州个别年轻人的不解:“过去我花钱就可以搞到工作,现在我有钱都没地方花了。你说,这是谁造成的?”
这样的声音,让杨德兴很难平静。他决定,要请有关部门在霍州署的廉政文化教育馆里,开一个王月喜专栏,让霍州人看看,贪官的危害。(廉政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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