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社会抚养费制度是恶政 应该废止

爱笛

来源：北京青年报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王名（资料图片）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王名已经连续五年就调整人口政策问题提交提案。从2010年开始，王名就提案建议放开二孩管制，而从2013年开始，他的提案则进一步建议无条件全面放开生育。在王名和其他代表、委员的推动下，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要启动“单独二孩”政策，截至目前，全国已有八个省份依法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新政。

　　昨日，王名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认为，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已经不是“干与不干”的问题，而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他还认为，社会抚养费制度是恶政，废止应只是时间问题。

　　对话人：王名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

　　单独二孩

　　“申请人数远低于符合条件的人口基数”

　　北青报：放开“单独二孩”后，有人认为对目前的低生育率影响有限，也有人说会显著提高生育率。您认为这个政策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王名：我们现在还在观察“单独二孩”政策可能带来的生育率拥挤问题，我个人推测，不可能出现很高的峰值。

　　生育率能提高多少尚需观察，希望卫计委公布相关数据，把符合条件的人口基数有多大以及每个月的“单独二孩”申请人数公布，这样就能做出分析。我认为，第一年会是很重要的反弹期，现在来看，这几个月，申请人数是有限的。尽管说北京有多少人打爆了电话，但很多只是咨询。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是，很多城市的申请人数，远远低于符合条件的人口基数。

　　还有一个现象是，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大大下降。而且，我们的一胎化政策不是一个有效执行的政策，一胎化真正有效的人群往往是体制核心人群，体制外的边缘人群，想生的话，早就用各种方法突破了，所以，“单独二孩”作为一项公共政策的弹性值并不高，不要预期弹性值很高，这个政策实施以后，对核心人群的影响有限。

　　北青报：那么，我国什么时候可能会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王名：从整体上讲，我把“单独二孩”理解成一个过渡政策，从原来的一胎化政策向二胎化政策过渡的中间政策。大家关心的全面放开生育什么时候开始？现在列不出时间表，重要的是，这个阶段是要尽可能地缩短，二胎化政策对我们当前的低生育率和我们未来可能面临的人口缩减，包括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会有积极的影响，如果过渡期太长，这个影响就不大，我们希望这个影响大一点。

　　北青报：现在还没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决策层的担心主要在哪里？

　　王名：我觉得决策层没有担心，不要把这个理解成决策层的担心，现在主要问题是，数据还没有出来。实际上，我们的政策已经转型了，只是转型以后我们需要一个观察期。转的过程需要多长，这是一个技术问题，不是一个干与不干的问题。如果说有阻力的话，我觉得可能体制上会有一些阻力，因为我们旧体制还在运行，体制上还要有一个转型的过程。

　　北青报：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将来全面放开生育已经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了？

　　王名：我今年的提案是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全面放开不是问题，只是什么时候放开，越早放开带来的负面影响越少，越晚放开带来的消极影响越大。

　　社会抚养费

　　“成立国家基金用于救助失独家庭”

　　记者：您今年还提出要全面废止社会抚养费制度，这是基于什么考虑？

　　王名：我认为社会抚养费是一个恶政，社会抚养费制度从一开始设计就存在问题，尽管我们是通过立法的形式。它是基于“多生孩子给社会增加负担”来考虑。那你有没有想过多生了孩子其实也是在给社会做贡献。

　　我们现在讲人口红利，红利在哪儿呢？不就是在人口多生上带来的红利吗。

　　北青报：如果废除了社会抚养费，是不是部分地方政府的收入会因此受到影响？

　　王名：社会抚养费千万不要理解成是财政收入的来源，准确地说，这部分钱不是用于财政的，而是用于社会的。所以我这次提出，我们一定要关注一胎化带来的社会问题，最重要的是失独家庭问题。这个钱首先不能再征收了，如果历年征收有结余的话，我建议，把结余拿过来，成立一个国家基金，用于救助失独家庭，这就正好符合设立社会抚养费的初衷了，这个钱要公开、透明。

　　失独家庭是谁带来的？相当程度上是一胎化带来的，所以这就需要国家来承担责任，那么就要拿社会抚养费来作为救助基金，这起码体现了国家是负责任的。除了成立国家基金给他们必要的救助外，还要动员一些社会组织来关怀、帮助他们。

　　我的理解，社会抚养费制度要不要废止已经不是问题了，下一步就是它什么时候废止的问题了，就像前不久的劳教制度一样。

　　北青报：和它相关的，有人认为不敢全面放开计生政策是因为全国有那么多计生干部，他们会不会因此失业？

　　王名：不要把放开生育理解成不要计划生育，不要人口政策。我认为准确的提法应该是——计划生育的升级版。计划生育指的是，综合调节人口政策。作为一个大国，一定要有一个负责任的人口政策，关注人口政策的三个方面，而不只是生育控制这一个方面。

　　下一步，我们需要更多计生干部来做更多的工作、来参与人口政策调整，而不是不要计生工作。第一个是怎样有效控制和稳定人口规模，别看我们现在控制人口规模，将来我们可能还需要人口激励呢，我们会有这个阶段的。第二个是人口结构，比如年龄结构，现在老龄化很严重，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包括男女性别结构也出现失衡问题。第三个就是人口质量问题。

　　奖励生育


　　“十年后我们的人口绝对数量会往下走”

　　北青报：您建议要取消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

　　王名：这个主要是针对政府的政绩，是指一个地方出现超生以后，其他的工作成绩全部抹掉。政绩考核不能再拿计划生育来作为指标了。我们倒是希望，到一个阶段会反过来看，哪个地方多生了，哪个地方奖励。

　　北青报：这是不是有点太超前了？

　　王名：你不信的话将来看看，我们现在的总和生育率(指该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按官方口径是1.1、1.2，在这种情况下人口不萎缩才怪呢！接下来，我们会发现，社会上没什么孩子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多生一个孩子不是对社会的贡献吗？

　　北青报：这个过程会需要多长时间？

　　王名：在伊朗、在新加坡、在韩国、在日本、在俄罗斯，这几年大家都看到了这种情况，日本的奖励制度金额还挺高的，俄罗斯也是，“英雄母亲”，这没几年时间啊。以前在新加坡和我国台湾地区，这以前也是严格控制人口啊，现在也奖励生育了。你说我们中国这个路能有多长？就像我们现代化一样，这么快，我们人口转型也要跟得上。

　　我觉得这个时间不会很长，我们人口的峰值大概是在2024年左右，十年后我们人口的绝对数量会往下走。我们到了峰值往下走的时候，就会走得很快，我们现在提出呼吁人口政策调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文/本报记者 孙昌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