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海战失败原因：面海而兴 背海而亡

郑瑟

作者：陈悦

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众所周知，甲午战争分为陆地和海上两个战场，然而甲午战争结束之后，中国人对海战的关注度远超过陆战。从学术上讲，只说海战而不提陆战显然是不对的，这两方面的研究和普及应该齐头并进。而从战争中的社会关注和战后的影响而言，海战又的确是甲午战争中最应当受到关注的局部。因此，中国人一直热衷于对甲午海战失败原因的探讨。

装备落伍是战败直接原因

从甲午战败、北洋海军覆灭开始，即有人努力寻找甲午海战战败的原因。在21世纪之前，对北洋海军失败原因已经有过系统总结，提出了如下观点：北洋海军纪律松散；北洋海军训练弄虚作假；北洋海军技术不专业；北洋海军战斗意志不强，战时作战不积极主动；清政府政治腐败、北洋海军军队腐败，腐败导致失败，等等。

上一个时代对甲午海战失败原因的总结，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认为清政府和北洋海军的腐败、怯懦、弄虚作假、道德沦丧是失败的罪魁祸首。的确，作为战争指挥者的清政府和执行者的北洋海军，对失败必须要负担责任，然而这些原因究竟是不是甲午战败的真正根本原因呢？

从2000年开始，互联网时代伴随新世纪一起到来，资料检索和学术交流也借助网络变得更加便捷，加之西方军事史、海军史研究偏重以军事技术知识为基础的方法传入中国，使得甲午战争史的研究发生了十分迅速的递进，以往用来证明甲午海战失败原因的很多论据，都发生了被证伪的问题。

比如“定远”舰飞桥震塌问题。在学界沿用很广的一则说法中称，黄海大东沟海战一开战，“定远”就因自己的主炮射击震塌了飞桥，导致在飞桥上督战的丁汝昌摔伤，由此暴露出军舰缺乏保养的腐败情形。这则说法的史料根据主要是北洋海军英籍洋员戴乐尔回忆录中的描述，而戴乐尔与“定远”舰舰长刘步蟾素来不睦，其回忆录中有大量对刘步蟾情绪化的人身攻击，他之所以描述震塌飞桥一事也是因为主炮发射是刘步蟾下的命令。仔细读戴乐尔的回忆录便会发现前后矛盾的地方，前文说已经震塌了飞桥，但后文又说海战结束时他站在飞桥梯子上喝酒庆祝战斗结束。而根据丁汝昌本人的报告，实际上是日舰发射的炮弹打中了“定远”舰的前桅杆，一些炮弹碎片飞溅到飞桥上，将飞桥地板打坏而已。丁汝昌本人也根本没有从飞桥上摔下，只是摔坐在飞桥上，腿被翻起的甲板木夹住，脸部被日舰炮弹带起的火焰灼伤。

再比如训练弄虚作假问题。黄海海战之后，北洋海军部分军官就海战失利的原因有过一些总结性汇报，其中的一份汇报指出，北洋海军平时在训练上务虚不务实，其具体体现是火炮训练都是预先定好靶子的距离，而且靶子都是固定不移动的。实际上，北洋海军所处的时代，军舰上有关火炮的部门包括测距、炮位两大部分，测距官兵利用六分仪等观察瞄准设备测定敌舰距离本舰的距离、方位，并根据敌舰运动速度和方向，预先计算提前量。而炮位上的炮手所负责的，则是根据测距部门下达的目标距离、方位调整好火炮的仰角和方位角，而后射击。因而北洋海军打固定靶的训练，实际就是针对火炮操作的需要而做的正常训练。

除此之外，像邓世昌养狗、军官上岸居住、北洋海军的阵形错误、作战不积极主动、军官吸食鸦片、慈禧修建颐和园挪用海军军费等问题，也都被证明或者缺乏史料支持，或者根本就是讹传。

其实，如果单纯从军事技术角度观察，技术装备的落伍是导致北洋海军战败的直接原因。日本联合舰队大量装备着40多秒钟能够发射10发炮弹的速射炮，大量使用装填号称连钢铁都能点燃的烈性炸药的炮弹；而北洋海军装备的却是10分钟发射1发炮弹的老式火炮，主要使用不会爆炸的实心弹，其失败在开战之前已经是必然。
而直接导致这一状况的，是19世纪90年代初清政府户部上奏叫停海军继续购买外国军火、装备事件。以往研究大都将这一事件归结为统治者的昏聩以及官场上的倾轧党争。然而为什么以往支持海军建设的官员乃至皇帝、太后，此时突然对海军建设停止了热心？而禁止海军外购军火的奏议提出时，举国官员乃至知识分子，除了李鸿章等极个别的海军建设当事者外，几乎处于死一样的寂静，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而这，才是探寻甲午海战失败原因中最应该思索的内容。

陆地民族面临“海防”魔咒

要明了北洋海军跌倒的原因，首先最应该明了的是北洋海军的建设背景和目标。

中华民族发源自大陆，陆地是我们民族最为熟知的生活舞台，因而上千年间，中华民族的文化实际就是陆地文化。东南浩瀚的海洋作为不可探知的世界，和北方的大漠、西南的群山一起，长久被当作是天堑，是屏蔽、保护我们生活环境的天然长城。当西方随着航海技术的不断发展，开始了著名的探索海洋、开拓海外利益的大航海时代时，中华民族还依旧固守着陆地，除了昙花一现的郑和船队下西洋事件外，这一时代留给人们印象更深的是明清王朝严酷的禁海令。

郑和船队的消失以及禁海令的出现，本质上是因为当时权衡利弊，认为海洋所能够给予我们的利益远远不如大陆，而且海洋、海外蕴含着不可知的危险和挑战，因而禁海令恰如在沿海垒筑起一道高高的长城，以保证海洋继续能够充当天堑。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从遥远海外而来的英国海军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一度令举国的官员、知识阶层为之惊恐，也激发魏源等一批知识分子试图睁眼看世界，然而危机感很快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失。

16年后的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圆明园的大火一度刺激了中国的神经，战争结束后，学习西方购买、建造近代化蒸汽军舰的议论开始出现。从阿斯本舰队到江南机器制造局，再到福建船政，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的蒸汽动力军舰。然而一个观念犹如魔咒般挥之不去，那就是“海防”。

“海防”两个字中，折射出的是当时中国人对待海洋的视角和心态，也决定了此后中国在面对海洋时的命运。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的1860年，又过了14年之久，拥有了蒸汽动力军舰的中国并没有能够建立起真正的海上威慑力，却又一次遭到来自海上的挑战。日本悍然出兵侵入中国台湾，继而吞并中国属国琉球，中国海防再次出现严重失防。清政府内随即开始了名为海防大筹议的海洋政策大讨论，最终定议在海岸线上建设西式海军，划区防守。以防备日本为主要动因的北洋海军建设，就在这时开始。

然而从1874年到1884年的漫长十年时间里，围绕北洋海军建设的政策摇摆不定，受制于经费、政策、人才等种种原因，北洋海军的建军步伐滞重缓慢。再经历1884年中法马江之战（马尾海战）的刺痛，清政府才下决心“大治水师”，于是才有了1885年中国第一个中央海军、海事机构——海军衙门的诞生，进而在1888年催生了北洋海军的成军。至此，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算起，在感受到了西方海上压力的环境下，中国人在大海边已经徘徊了将近半个世纪。

海洋观错位导致盛极而衰

然而对于海洋的态度，中国人其实并没有丝毫改变，那就是“防海”。实力一度排名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虽然初步具备了和西方类似的舰队组织形式和外在特征，然而骨子里实际仍然是“防海”工具。从本质上讲，建设北洋海军其实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禁海政策，因为这支海军并不是要走向大洋。原本在西方应该是挺进外洋、为国家海外利益保驾护航的海军，在清政府那里则被锁在了家门口。

对待海洋视角的不同，不仅仅影响海军的运用、战略、战术，更为重要的是直接影响到国家对海军建设兴趣的持久程度。从近代海军诞生开始，这种科技密集型军种就注定是一个需要付出极大国力投入来建设和维持的军种。对于一个拥有大量海外贸易和海上利益的国家，投入建设海军的回报便是巨大的海外经济和政治利益。而对于以海防为目标建设海军的国家，海军的回报则仅仅是海疆无事而已。

中国近代从试图获取蒸汽动力军舰开始，目标就始终只有一个，即“防海”。当1885年海军衙门建成，铁甲舰“定远”、“镇远”归来后，龙旗飘扬的舰队一度成为东亚海洋上最为活跃的力量。此时，从1840年以来，中国沿海频发的列强进犯现象的确立刻烟消云散了，而曾在1874年入侵过台湾、1882和1884年两度在朝鲜挑起事端的日本，也在此时段归于沉默。北洋海军建设巅峰的1888年，也便是从两次鸦片战争以来海防建设目标实现之刻。

经历了48年的坎坷，海防目标终于实现；而几乎就在同时，北洋海军的发展立即开始变缓。对于需要耗费巨资建设和维护的海军，清政府此后的兴趣仅仅持续了2年左右。1890年因为财政支绌，户部为了樽节政府开支，首先上奏请暂停海军购买外洋军火两年。1891年，日本海军便超越北洋海军，成为新的亚洲第一。之后的甲午海战中，北洋海军所出现的决策不明、军舰老化、火炮式旧、弹药不充、燃料不佳等弊端，从根本层面上都要归因于当时整个中国对海军和海洋的认识偏差。

清政府虽然一度建立起了一支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但并不明了海军的价值，不知道如何运用海军，更不懂得海洋对于一个国家的真正意义是通向海外和海外利益的道路。因而北洋海军的发展停滞，乃至最后的失败，绝不是一两个决策者的失误，也绝非一座颐和园可以承担，而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对于海洋缺乏认识所导致的恶果。

从北洋海军的兴亡至今，一个多世纪间的世界海洋风云激荡，一再诠释着海洋和海军的真义。真正的海军因国家有海外利益和海洋战略而产生、强大，国家又因为有强大的海军为先驱，可以将海外的利益线拓展得更为绵长。违背这一规律，刻意建设一支或是专为自守、或是专为攻人，但却没有国家的海上利益和战略作为前提的海军，都将无法持久。北洋海军的兴亡是例子，一战德国海军的覆灭是例子，二战日本海军的覆亡也是例子，而曾经世界排名第一的英国海军在英国缺乏海外利益的今日大幅收缩，更是有说服力的例证。

走过120年，以史为鉴，甲午战争北洋海军失败的往事，给予今人的绝不应该是茶余饭后的闲谈话题，也绝不应该刻意拿来随便诠释涂抹，而是应该带来全社会对于如何面对海洋的深深思索。

（作者是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长）
来源：新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