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的家庭怎样占有了大量财产

蜚语

近年的相关调查都指向中国的财富聚集现象顶端家庭掌握大量财产是普世现象，但中国的聚集程度仍突出

统计贫富程度有两个口径，一是统计家庭收入、二是统计家庭净资产。前者是统计一个家庭每年的薪资、经营、股息等所得，后者是统计一个家庭包括现金、存款、房产、股权等所有资产减去负债之后的净资产。

无论采取哪个统计口径，都会发现顶端家庭占有大量财产在全世界范围内是普遍现象。但无论采取哪个统计口径，也都会发现中国的财产聚集程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从收入看，世界著名民意测验及商业调查咨询机构盖洛普公司今年初发布的报告（历时6年完成的调查，涵盖了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显示，全球3%最富有家庭收入占全球总家庭收入的20%，相当于54%最贫穷家庭收入之和。而中国是2%的富有家庭收入等于60%穷人家庭收入之和，不平等程度高于美日，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并列为世界最高。

从净资产看，美联储发布的“消费者金融调查（SCF）”显示，2007年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拥有的34.6%的全国家庭净资产，这与《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所公布的中国数据相当。但另一份引起广泛关注、由西南财经大学公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资产最多的10%家庭占全部家庭总资产的比例高达84.6%，而美国2007年是前20%的家庭才占有这个比例的资产，中国的家庭净资产集中度仍旧高于美国。

其它一些调查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

比聚集程度更值得注意的是聚集方式财富更集中是种趋势，但中国的情况反常

近年来，世界上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如美国、香港都出现了富者愈富的情况。美国的富豪榜财富总值增速高于美国GDP，基尼系数屡创新高。香港的十等分组中最富家庭与最穷家庭的收入比由2001年的26.9倍扩大到2011年的42.1倍，基尼系数连年增长。

这种趋势很好解释：近年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都在推进，这让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占便宜、劳工吃亏。因为资本流动更自由了，可以在全球寻找更便宜的生产要素，而劳工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资本外流，为了保住饭碗不得不降低要价。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这属于阶级分化在加深，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的能力在提高。

但是作为资本净流入国家，中国大陆的情况本该与美国、香港相反，即本国资本和流入的外国资本竞争，使得劳工博弈能力提高，阶级分化应该收窄。

可实际情况是，中国大陆和美国、香港一样出现贫富分化扩大。这说明，中国的财富更集中并不是一种阶级现象。

这种反常，可以由中国财富聚集的几个特点来解释

《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指出了中国财产不平等的惊人程度，很吸引眼球。但这份报告最有价值的信息，其实是指出了中国财产不平等的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中国的家庭净财产不平等程度明显高于收入不平等程度。按照收入计算的2012年基尼系数为0.49，而按照净资产计算的2012年基尼系数高达0.73。这个特点和中国存在大量隐性、灰色收入的说法相印证。

第二个特点是，有家庭成员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财产水平明显高于在体制外工作的家庭，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财产的增长幅度也明显高于体制外家庭。这个特点和近年大学毕业生都想往体制内挤的现象相印证。

第三个特点是，高财产家庭在教育和文娱支出水平上明显高于其他类型家庭，但其医疗支出的比重却较低。这个特点很可能还是第二个特点的细化。因为体制内家庭依然享有公费医疗或准公费医疗，特别是“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卫生部前副部长殷大奎）”，他们医疗支出的比重自然低。而教育支出高，可能与这类家庭孩子出国留学比例高有关，近日广东省就公布共摸查出2190名“裸官”。

这三个特点也解释了中国的财富更集中为什么不是一种阶级现象，因为它很可能是一种等级现象。

解释中国财富聚集的一个样板

上述三个特点揭示了体制内家庭与高财产家庭的关联性。而近日就有一个例子很好的印证了这种关联。

在北京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附近，有一个高档小区，无论是干挂石材的外立面、一栋楼每层只有两户的大户型，还是明显超过附近其他住宅的楼层挑高以及楼间距，都为这个名为“上林世家”的楼盘贴上了豪宅的标签。豪宅下面的土地有来头，2009年6月，中电集团下属开发企业以19.6亿元的价格击败万科、华润、中信等对手，拿下了上林世家项目所在的地块，成为当年北京总价和单价双料地王。

可没想到，地王最后变成了中电集团的福利房，以2.5万/平米的价格卖给了内部人。而这个小区目前的市场价是6万/平米，将其中275平米的户型一倒手，就能净赚962万。而根据西南财大2012年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净资产超过863万就可以跻身中国前1%的顶端家庭。

上林世家有着一流的小区环境

聚集方式与体制内资源的增长有关近年来体制内可调配的资源非常丰富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前几日发了一条微博：“1到6月，公共财政74638亿，政府性基金25968亿，社保费约17000亿，国有资本金预算上缴约900亿，仅此几项高达118506亿，占上半年GDP269044亿的44%，全球罕见！”

这说明体制内能调配的资源非常强大。但这还不包括中电集团等国企将没有上缴的利润直接输送给体制内人员。

其实，体制内能调动的资源还远远不止这些。近日一条财经新闻显示，政策性银行国开行得到央行1万亿注资，用来支持棚户区改造。这说明，政府要使钱，不是只有税收、国企利润这些渠道，而是随时可以通过央行发放。而这种使钱的渠道又比税收要方便得多，因为税收的收支还是要通过人大审核的，用央行的钱却是政府部门的一个会议就能决定的。

体制内能调配的资源越多，体制内的人员越容易受益，这不难理解。

通过降低政府收入和规范支出来遏制财富集中

前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周其仁教授就发出疑问，“央行负债在理论上是不是国家债务的组成部分，在实践中要不要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也就是说，像央行给国开行注资这种事情，是不是也应该让人大审核、群众监督呢？要知道美国政府想使用央行的钱——即让美联储购买国债，也是要国会批准的。

此外，像中电集团给内部人分房这种事，一般是不被当成贪污腐败的，但这和贪污腐败有什么实质区别吗？对国企的支出，能不能有更有效的约束？

除了要卡紧体制内开支的关口外，最好从根本上就杜绝“雁过拔毛”的机会，即降低政府收入。减税、国企民营化都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如此，才能遏制中国早已超出限度的财富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