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新华国际
5月30日,中非投资峰会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围绕“中国企业投资非洲前景与风险”的议题进行探讨。林 灏摄
5月30日,中非投资峰会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围绕“中国企业投资非洲前景与风险”的议题进行探讨。林 灏摄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2年后,已经赫然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家。下一步,中国的注意力将转向大规模的对外投资。这种新的经济政治行为,将成为今后多年全球经济的独特现象。
但是,中国投资的矛头所向,目标是在哪里?
非洲:义无反顾
从全球经济的整体板块来说,最大并且最具成长潜力的投资目的地,毫无疑问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而最重要的区域是非洲。
从中国出口市场的角度来看,应当看到,非洲人口增长很快,目前已达到12亿;而据预测,到2030年,除非洲之外,所有大陆的人口增长都将随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而停止。这意味着非洲将变身为迅速成长和不可替代的消费市场。
长期以来,中国的国外需求和出口产品一直以欧洲、美国、日本等地为主要市场,但是下一步,中国将不得不格外关注非洲。
其实,非洲的潜力方兴未艾,早些时候就可以看到端倪,但真正变得引人注目,则是在美欧金融危机以后。比如,人们已经认识到,2008年9月中旬之后,受美欧金融危机冲击,中国的出口活动和出口总额一度出现了大幅下滑。2009年第一季度增长不明显,但第二季度就已经反弹。之所以如此,是由于非洲经济的自身特点,使它大体上躲过了美欧金融危机的被动波及,从而使中国在欧洲和美国损失的市场份额,一定程度上被非洲填平。与此同时,拉美和中国周边国家与中国的贸易量骤增,也使中国在发达市场的损失得到了弥补。
不过,从统计上讲,当时对于非洲潜力缺乏有数据支持的预测。最近这几年,非洲市场的潜力已经得到实际数字的支持,非洲也一跃成为外部国家全力拼抢并势在必得的商业热土。
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能像非洲这样,张开双臂欢迎中国。在非洲,中国不会像在欧美那样遇到各种限制性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及歧视性甚至惩罚性的贸易和投资规则、政策和法律。
尽管如此,非洲作为全球经济增长高地的新角色和人口增长带来消费潜力的新市场,还远远没有得到中国企业的足够重视。简而言之,中国企业界和金融界的观念还没有转变过来。
非洲是中国的真正福地。现在、将来乃至更远的将来,非洲已经证明并会继续展示,它是中国独一无二的、最具深度和广度的投资宝地。在未来20年内,中国无论实现小康,还是经济转型升级,越来越离不开非洲。中国顺利完成崛起、走向成熟经济、成为高收入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世界其他各洲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像非洲一样,向中国提供源源不断的能源、矿产、土地和商品市场及投资场所等这些可持续发展所需的各种要素。
显然,投资于非洲的市场,需要稳定的金融支持。遗憾的是,中国金融机构的市场取向,特别是非洲思维,似乎还停留在美欧金融危机之前的状态。大多数银行业和保险业金融机构,注意力仍然放在欧美地区开设分行或分公司。坦白地说,在这些地方设点的意义,实际上赚不到钱,主要功能在于收集市场情报,观察和分析西方金融业在后危机时代的发展变化。
中国必须创新自己的非洲政策。只要能彻底抓住非洲,中国就能彻底改变世界结构。与整个非洲结成自贸区,就是牢牢掌握主动权的战略性举动。无疑,中国需要及时更新并扩大针对非洲的政策内容,特别是尽快与非洲展开自贸区谈判。中国若与非洲达成中非自贸区,则将从政治上和安全上极大地推进实现共同发展的诸多战略目标,势将成为开创南南合作新历史的奠基礼。
中国——非洲自贸协定的谈判,起码基于四项重大理由:第一,非洲认识到,它的根本出路是工业化,非洲引进外资、减轻贫困、创造就业、增加税收、缩减贸易逆差和城市化的努力,都离不开工业化,而在历史的此时此刻,中国恰巧拥有巨大的富余产能、需要国际化的各类企业和愿意转移的适用技术。第二,非洲经济目前仍以农矿产品为主,现代工业杳无踪迹,现有的绝大部分工业能力与中国差距很大,而非洲生产的有限的工业品中国可以尽数吸收。第三,中国经济转型,客观上要求有计划、大规模地对外转移过剩产能,一方面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顺利实现产业升级。第四,西方世界日益背离作为全球化核心的自由贸易,中国理当实行正当防卫,因为区域性贸易联盟变得越发流行,据德国《南德意志报》统计,现存的已经超过550项,仅自2008年起,仅二十国集团国家就在历次峰会召开的间隙陆续出台了上百种新的贸易限制措施。
为此,中国应当出台具有高度想象力的、可以改变世界权力格局的地缘经济战略。这个战略的核心在于:以非洲为主攻方向,提携非洲和拉美,确保中国西进、南下的周边优势。
拉美:潜力无穷
自从1823年12月2日美国第五任总统詹姆斯•门罗在国情咨文中提出“门罗主义”以来,尤其是二战以后直到美欧金融危机,拉美地区深深处于美国的掌控和影响之下。过去190年的大多数时候,在美国的潜意识中,拉美一直是并且只能是“美国的后院”。
但从现在开始,在21世纪,“美国的后院”或许不必是、不再是拉美的宿命。美欧金融危机改变了美国,改变了欧洲,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拉美的定位和外交政策,当然也丰富了中国的世界观。中国的经济活力、市场规模和对商品的需求,对拉美国家具有无可估量的吸引力,是拉美国家“对外政策和市场多元化必不可少的,因为这是避免过度依赖甚至被奴役的惟一办法”(墨西哥《每日报》语)。现在也正是把中拉关系推向新高度的好时机。
中国与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伙伴关系,“年轻但成熟”,因为双方人民拥有共同发展理念,双方国家互相把对方视为未来的战略盟友,双方各界拥有越来越多的共同语言。出于经济和战略原因,中国全方位扩大与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关系,能够改善国际关系,增进中拉互信,提升合作水平。
美欧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在拉美的经济政治优势被打破,目前只剩下军事优势。由于中国多年来的持续努力,同时拜全球化所赐,中国与拉美近几年的贸易量得到迅速增长,截至2012年底,中国已经成为拉美12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其中包括像巴西这样拉美的巨型国家。
中国与巴西的合作关系从美欧金融危机以来得到长足发展,建立了“金砖国家峰会”等一系列长期机制,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共同利益,双边贸易和相互投资蓬勃发展,政治和军事合作也被置于备受期待的很高水平。事实上,巴西欣喜地认为,它“突然发现了中国”,而遥远的中国正在成为近邻。据巴西驻华使馆高级外交官说,目前巴西土地利用率不高,可耕地仅有不到1/5进行了开发利用,而已耕地只占可耕地的1/10;如果建立起稳定双赢的合作关系,仅巴西一国就可以保障中国大多数情况下的粮食安全。
幸运的是,拉美与非洲一样是全球最具有潜力的资源市场。加强对拉美的贸易和投资力度,就是要把最具潜力的资源市场掌握在中国手里。除了可以满足中国源源不断的农产品及原料需求,投资拉美也会把中国带向一个有利的战略地位,削弱美欧自贸区的政治和经济基础,限制美国的全球行动自由。
更广泛而言,从美欧金融危机开始,逾百年来,拉美一直是美国专属利益区的历史被终结了。拉美的资源丰富程度与非洲不相上下,但在中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相互交往和精准了解方面,不如非洲。拉美有着复杂的社会和地缘政治形态,中国对此还难以深入把握。
欧美:行业优先
与广大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不同,成熟的市场如欧洲、美国、日本,属于富裕国家,绝非中国投资的优先方向,但是对于这些发达市场的相关企业和行业,另当别论。
选对了行业成功的可能性就高。最近,肉类生产企业双汇集团以50亿美元天价收购史密斯公司,这是中国今年以来对美最大收购行动。这个行业很难被冠之以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名义遭到驳回。如果最终能够顺利成交,对美国来说也是非常积极的事情——史密斯食品公司股价应声上涨,已经连续多天成为纽约股市的“领涨企业”。
更迫切的是,中国企业向美国投资也必须考虑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潜在影响。美国目前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在所有能跟中国竞争的领域和战线,美国都无所不用其极,想方设法不让中国接近或者超过它。美国妄图“帝祚永续”,这种心态带来的复杂局面较难改变。但另一方面,美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创新的国家,这是中国需要不断予以关注的。全世界最好的大学基本上都在美国,人口较轻且还在上升,在经历两场反恐战争之后把战略重点调整到经济上来,重新聚焦全球增长亚太地区。中国及周边国家经济增长导致财富增长,亚太地区成为财富创造中心。美国要保持现有优势,或者不想落后,必然重视这个地区。
欧洲方面,由于主权债务危机和欧元危机的困扰,造成本身持续的经济衰退、就业危机以及政治和社会危机。欧元区舍命相救南欧的问题国家,其深远代价,表现为欧洲的集体沉沦。相应地,美国称霸的全球战略工具——北约,已经折翅,难再发威。未来10年之内,中欧关系比较简单,贸易关系维持现状即可,投资方面则要优选行业。
欧洲的多重危机意味着,今后,欧洲与中国在政治上会相当顺畅。中国企业特别是私有企业,应该乘此东风,大力参股、并购有价值的欧洲高新技术和企业,以及与中国有较大互补或竞争剧烈的企业行业,完成国际化生存的一系列战略并购和市场布局。
归根结底,针对欧美日市场的投资,没有人争先恐后,也没有人害怕竞争。客观地说,中国没有必要为它们锦上添花。
建议:四点提示
在何地投资主要是中国自己的选择,哪个地区作为主攻方向则是意义深远的战略行为。
我们高度关注非洲、拉美和欧美这些发展中市场和发达市场,但绝不会忽略周边的亚洲市场。在亚洲,中亚毫无疑问极端重要。譬如说,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与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在中国很多区域已经不可或缺。中亚的战略金属非常丰富,而近年来中国加大了与中亚合作力度,这是很多年来、尤其是冷战以来从未有过的局面。这种触角,要直抵土耳其。
以上分析说明,全球市场中,中国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第一是亚洲的中亚和东南亚,第二是非洲,第三是拉美,这些地区都是中国应该采取主动行动和重大行动的地理区域;而欧洲和美国,应该全部由私企进入,同时保持高度选择的灵活性。
但这是由诸多条件决定的。
首先,储备转为投资。中国三万多亿外汇储备如何使用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形成共识。目前做法,基本上是买成美元债券,这等于是变相支援美国。这些外汇储备换成的美元债券,对于美国经济复苏和稳定全球经济有利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是中国非常重大的民族牺牲。至为滑稽的是,在中美各种谈判及战略对话中,无人提及这个事实,倒是美国一方面疯狂地“量化宽松”,一方面“暂缓”出台“中国操纵货币”的所谓报告!
必须从国家安全高度看待国际储备问题。其中,中国硕大无朋的外汇储备必须尽快转化为投资,这要求相关部门和决策者尽快转变观念,创新目前的政策框架,使用多元的政策和操作工具,充分有效合理使用这一宝贵的巨额金融资源。
机会成本的超大风险绝对不可不察。例如,拿出1.5万亿美元外储投资到非洲、拉美和亚洲,10年以后预期收益可能增长10倍,即达到15万亿美元。如果一直作为债券放在美国,那么同样是10年以后,由于贬值、通胀、美国的政策对冲,会令现有存量的远期价值大幅度缩水,哪怕通过各种市场操作,最终收益相加也不过2000亿美元。
第二,全球思维。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必须要有正确选择市场和驾驭全球经济形势变化的能力。政府、企业、社会都要加强对外国国情和整个外部世界的研究。
第三,国家风险。评估和管理国家风险是一切国际化经营亦即走出去的前提。中国现代商业文化的成熟和影响力,对世界各地各个市场的深入了解,主要通过投资实现,而非贸易能够承担。
第四,政治保障。中国实现小康、实现向高收入国家成长的过程中,需要宏观政策不出现大的错误;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规划和政策协调。(作者:赵昌会 中国进出口银行资深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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