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共回归竞争性

思齐

中共

摘要：执政党作为政治活动的主角之一，履行执政行为；作为多个主角之一，执政权是通过竞争获来的。习总用八个能否来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政治生态”一词，新近见于6月30日中共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加强改进作风制度建设”为主题的学习会上，习近平指出，“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从政环境、政治生态，这是最高领导人罕有地以一个中性的、甚至学术性的语词，来定义党员干部的工作环境。

习近平使用“从政环境、政治生态”等此类中性的语汇来定义官员的工作环境，有助于中共从之前的革命党向现代型执政党的转变、有利于中共去意识形态化——尤其是对身处其中的中、基层官员来讲，这种转变对党的转型更具有决定性作用。

与之相比，此前更多的是“官场风气、官场规则”等诸如此类相对带有中国传统官僚体系色彩的语汇。

人事调整构成新一届执政团队

2014年上半年，自十八大之后的反腐不断延伸，并以一位前政治局常委和曾担任军委副主席的前政治局委员落马达至封顶。此外，多名现任正省级、副省级官员落马，覆盖了过半省份。

巡视工作也在全面浸透。自2013年5月以来的四轮巡视，全面覆盖了31个省份，做到了对省级权力机构的逐一扫描、逐一过关，实现了中央与地方31个省级领导班子的一对一交底和中央权威对地方的加速浸透。

继2012中共十八大、2013全国两会之后，两轮大幅度的人事调整，新一届执政团队大抵成型。进入2014年上半年，则是在关键的核心岗位，继续续子布局，一批有着沿海发达省份工作经验、有着纪检工作背景的官员，陆续调整进入更加核心的岗位，因应目前深化改革以及强化反腐的政治主轴。

其中，与习王有着工作交集的官员，其调任更值得关注。包括上海市委副书记李希执掌辽宁省府、天津政协主席何立峰进京担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浙江常务副省长蔡奇进京出任正部级的国安委办公室副主任等等，均属于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有工作经验的资深官员。

而面对反腐这一当前的工作重心，操盘手王岐山也同样不断招兵买马：今年4月，曾任北京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副秘书长的崔鹏，调任中纪委副秘书长兼机关事务局长，成为王岐山的大管家；而最新的案例则是，有着市政法委书记经历的北京市委常委赵凤桐在两个月前被任命为中纪委驻国土资源部纪检组长。

首提控制党员规模

如果说反腐和晋升，这“一升一降”的组合拳是“点”上的作为，那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党员管理的加强，则可称为“面”上的布局。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从省到县，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七常委，一对一的具体指导、参与民主生活会。

在普通党员管理方面，中央办公厅于6月发布《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首度提出“适度控制党员发展规模”，并进一步明确党员退出机制。值得一提的是，上一次此类党员工作细则，则要推溯到九十年代初党员队伍良莠不齐之际。

2014年上半年，反腐与晋升，一降一升，两面一体，构成了团队建设的主体；而组织建设，则以点带面、连面成体，形成团队的基石。基石+主体，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最高领导层，不断夯实执政团队、提升团队的职业化水准，成为重塑政治生态的重要切口。

跟政治生态无法脱离的是各地执行情况，如何与中央对接，成为了摆在各省省长书记面前的问题。

对各省来讲，在改革进程中的后置任务——改革举措的具体落地方面，更决定着整个改革的成效。随着诸如户籍改革等一系列涉及广泛的具体政策经由深改组研究、政治局授权并经全国人大、国务院转化为具体的公共政策，省府班长们将其如何落地，将成为考验其忠诚度、执行力的关键指标。

在政治晋升锦标赛中，对中央政策落实的积极性、实际效果，尤其是最高领导人亲自抓的改革项目来讲，占据有较高的权重，此项务必成为省府班长执政的指南针。

回归“竞争性”的执政党

通过上梳理2014年上半年以来的政治主轴，以团队建设为切入点、以深化改革为主要工作抓手，“打造一个团队、拟定一个抓手”的习式执政模型浮出水面。而这一“团队+抓手”的模式，更加趋近于一个竞争性政党的特质。

共产党建党百年历史，大致可分为三段：

第一阶段，1921建党到1949建政，这是党的竞争性最强的年代。这一阶段的中共，作为一个政党，更加具有现代意义上争夺政权的政党特质。无论是资本主义模式下的议会式竞争，抑或与国民党的暴力式党争，某种程度来讲，都是夺取执政权。

第二阶段，1949建政之后，共产党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解救民族于危亡之中、带领民众迈向共产主义的革命型政党，东方之子、人民救星的形象通过执政党的文宣系统灌输全国。

第三阶段，由于此前对革命党特质的过于强调，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近10多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公民社会的不断崛起等要素，官方学者提出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换”的命题。这一命题的核心是，除却革命党这一概念笼罩下的意识形态光圈，回归政党政治之本质，即：执政党作为政治活动的主角之一，履行执政行为；作为多个主角之一，执政权是通过竞争获来的，现在所拥有的执政权也“并非一劳永逸”。

这就是中共竞争性的回归，再次回到了需要对执政权进行争夺或继续拥有进行竞争的政治状态。这第三阶段与第一阶段竞争性的不同是，在第一阶段时，党有着明确的竞争对手，包括早年的各派军阀、尤其是国民党的竞争。

而在当前的新形势下，挑战中共执政权的要素，则更趋复杂——在官方话语体系中，这一复杂局面被描述为“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

在如此的背景之下，“一个团队、一个抓手”，成了习近平破解当前复杂局势的模式。更完整的论述是：打造属于自己的、具有高度竞争性的执政团队，用10年左右时间，通过深化改革，完成包括法制、社会体制等领域在内的基础框架构建，提升执政党的竞争力，从而使得中共具备进行政党、国家制度转型的前提性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