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梦中国：外国人在中国的“新冒险”（二）

郑瑟

作者：《全球商业经典》

　　吉乐•杜福尔Exchange&Change

　　文/赵杏儿

　　也许人们认为吉乐•杜福尔为鄂尔多斯集团工作是他职业中的一次“东方冒险”，但他想要的只是改变—找到自我并且远离卡尔•拉格菲尔德。9月1日，鄂尔多斯集团的摄影团队最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前一夜的大雨只是短暂停留，带走了夏天最后的一丝溽热，此时天空湛蓝，秋高气爽，正适合他们开拍2012年春夏国际女装产品图册。

　　在北京郊外外景地近万平方米的草地上，他们临时征用了一个白色的婚礼帐篷—两天后这里要举行一场紫色调的西式婚礼。但现在，没有鲜花、红毯和香槟，这里只是个闷热不通风的大仓库，里面分列着10多个挂满春夏季新品样衣的展示架。

　　坐镇拍摄现场的是鄂尔多斯集团的艺术总监吉乐•杜福尔（GillesDufour）—一个曾为Chanel工作了15年的法国时装设计师。他曾是Chanel的灵魂人物“老佛爷”卡尔•拉格菲尔德（KarlLegarfeld）的艺术总监，现在的雇主却是一个中国的羊绒时装品牌。

　　杜福尔在中国为鄂尔多斯全职工作了三年，在这三年里，这个他们用于拍摄外景的北京老牌别墅区每平方米单价已比开盘价翻了四倍，外景地的场租更是不菲。但这和杜福尔心爱的超模刘雯的出场费用相比，显得不值一提。杜福尔只关心让自己的女装产品图册看起来尽善尽美，而年销售收入超过230亿元人民币的鄂尔多斯集团给他的预算十分充足。

　　事实也证明，刘雯是绝佳选择。站在草坪边缘起伏的松树林中，这个全球超模排名第六、亚洲第一的姑娘可以上一秒还在和工作人员打趣，下一秒就嘴唇微张、眼神到位地做出让摄影师满意的姿态。

　　“很好！就这样，对！”摄影师小梅放下相机，看了看苹果笔记本上显示出的成片，“换衣服吧！”

　　“Change！”摄影助理又喊了一遍。

　　Change“Change！”或许正是杜福尔的心声。

　　三年前他决定来中国为鄂尔多斯工作，外国媒体普遍将他的举动称为“东方冒险”，其实杜福尔想要的只是改变—他需要离卡尔•拉格菲尔德远一点。他们在一起工作了15年，人们每次介绍杜福尔都会从“卡尔•拉格菲尔德的左膀右臂”这种陈词滥调开始，完全不顾他离开后者也已经快15年了的事实。

　　杜福尔在2008年4月第一次来到中国，这位深谙时尚产业之道的法国人立刻为自己找了一位中国市场经纪人。通过经纪人的安排，杜福尔一度在深圳、上海、广东考察市场，出席行业会议，还曾在深圳被某毛纺织产品研发中心聘为“名誉设计艺术顾问”。但杜福尔的中国拓展一直没有太大进展，直到2008年8月，他在中国企业500强的发布会上遇到了前鄂尔多斯集团执行董事张志，整个故事才开始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

　　2007年左右，鄂尔多斯集团在年报中承认，纺织服装行业利润空间正不断被压缩。鄂尔多斯年产羊绒产品近1000万件，占据中国羊绒市场份额的40%；它有一半产品出口，占到全球市场的30%。但如此庞大的出口多为贴牌，毛利率只有10％，远远低于内销的毛利率。而且这种外销生意极易受国际贸易摩擦、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影响。2008年前后，金融危机导致全球消费水平大跌，鄂尔多斯在羊绒产品上的营业收入同比下降34.21%。

　　处于低谷期的鄂尔多斯集团在2008年决定拓展国内市场。但做内销需要一位艺术总监开发新的时装系列。“鄂尔多斯不是一张白纸，它已经画满了东西，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高手来挑出它的毛病。”这是张志的期待，至于找这个人的硬性条件，“至少是为国际一线大牌工作过五年以上的艺术总监。”

　　就在2008年8月30日的晚上，张志遇到了杜福尔。“你愿意为中国企业服务吗？”张问。这是中国人最爱向外国人提出的问题之一。但鄂尔多斯的这个要求比较特殊，他们希望对方全职为鄂尔多斯工作—过去中国的服装公司习惯于以项目制的形式与全球那些著名的服装设计师或者他们的工作室合作。杜福尔表示非常愿意。鄂尔多斯集团随后派当时为旗下子品牌1436工作的张奕龄专程飞赴法国与他详谈，最终顺利敲定了这一纸合同。

　　比杜福尔小30岁的张奕龄现在成了鄂尔多斯羊绒集团的副总裁，也是公司聘请来的这些国际设计师的保护人—除了杜福尔，还有一位日本设计师在为鄂尔多斯设计男装系列。按照张奕龄的说法，2008年11月，合约都没最后签好，杜福尔就跑来北京上班了。“我要首先对企业认可，其次与我的老板相互信任，这样的工作我才乐意接受。”

　　杜福尔戴着墨镜坐在帐篷门口的树荫下，刘雯和摄影师在远处的外景地工作。天空万里无云，他脱掉蓝色的软皮平底鞋，光脚踩在草地上，“嘿！这草地真的很舒服，你们也应该试试！”坐在杜福尔身旁的是他最重要的两个中国助手，已经怀孕5个多月的Sarah和精通英、法、日语的Bei。杜福尔试穿了Sarah的球鞋，勉强只能塞下自己脚的一半，杜福尔努力地走了两步，大家都被逗笑了。

　　这是他们数天来难得的轻松一刻。

　　此前，杜福尔和他的助理设计师们为了准备外拍用的服装，已经在办公室忙碌多日。他们要把当季的所有样衣归类整理，并填写核对生产物料单。这是一季服装生产周期的最后时刻：经历了五个月的设计、打版、修改和模特拍照后，对于设计师们来说，再过一周就要举行的经销商订货会就像是一场期末考试。

　　但对于杜福尔来说，这些工作再繁琐也比在Chanel轻松。员工们一到下午就如临大敌，卡尔通常会在傍晚时候出现。虽然总会有人提前通风报信：“卡尔在路上了，所有人到工作室来，快！”但这只能让所有人神经更加紧张。

　　“在这里，我们就像一家人。是吧，我的Bei！”除了他的团队成员和老板，杜福尔就再没别的中国朋友了。“我的父亲是个股票交易员，母亲是个家庭主妇，在我22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10年后母亲也走了，不过这就是人生。”杜福尔说，“所以，我需要有人和我在一起。每次来中国，晚上一个人住在酒店，我就觉得很孤单很糟糕。”

　　还好，杜福尔有Sarah和Bei，这两个人会随时陪在他的身边—他们三个人甚至共用一张办公桌。在北京西单鄂尔多斯大厦4层的国际女装部，在杜福尔镶满镜子的大办公室里，通常杜福尔坐在中间，Sarah和Bei就坐在他的左右。“这种信任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杜福尔说，“我无法告诉你其中的转折点，她们通过努力工作证明自己是可以被信任的人，虽然我很难缠。”

　　有一次，杜福尔为了美观，要求把一款衣服前片和后片上的提花图案连接起来，以达到树叶和花朵融合为一体的感觉，但由于前片和后片上的图案大小、形态都不尽相同，如果按照他的要求，大批量生产时工人的工作量将会激增几倍。杜福尔和Sarah为此争得不可开交，他告诉她这是可以完成的。Bei和Sarah都需要在杜福尔的苛刻要求和满足大工业生产之间找到平衡点。

　　“他除了过分追求完美以外，其他时候还是挺可爱的。我们私下会叫他‘myoldbaby’，因为他确实就像个孩子一样，对什么事都好奇。”Bei需要随时准备着记下杜福尔的灵光一闪，“他甚至看到一个烛台的花边，都会说‘哇，我们可以用这个图案来做一个新的logo’。”

　　“你要知道，我是一个能在任何时间、从任何地方汲取灵感的人，这是我的天赋，也是我的工作。我没有一刻是能够停下来完全不想设计的。”所以在杜福尔旅行时，在他观看演出、看电影、阅读、吃饭时，外部的一切都可能刺激他，最终通过某种方式出现在他的设计里。

　　“在北京，我最爱去湖广会馆。因为那里有为游客准备的京剧演出，你们可能觉得那没什么意思，但我就是对那些服饰上的色彩图案、演员的化妆和神态着迷。”杜福尔很清楚他在为中国消费者设计服装，而鄂尔多斯需要的不只是欧洲设计师，也需要有中国元素所触发的设计灵感。

　　卡尔的反义词

　　临近中午，草坪上出现了几个小黑点，一行工作人员和刘雯回到帐篷换衣服。“雯，我的天使，今天感觉怎么样？”杜福尔起身迎接她。

　　“很好，这些衣服都很漂亮。”刘雯今天的造型很简单，裸妆，过肩的长直发全部梳到右边。杜福尔为她选了一条有兰花图案的渐变丝质连衣裙，搭配有同样图案的长款风衣。换好衣服的刘雯显得十分兴奋，对着杜福尔做了几个新疆舞的动作，杜福尔哈哈大笑也跟着学起来。杜福尔又准确地从衣架上抽出几件衣服，递给搭配师。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款式，我希望先把它们拍了。你觉得这条短裙该怎么搭配，亲爱的？”

　　“我觉得来个白色衬衫就好了，非常简单那种。模特要穿平底鞋，黑色的。”搭配师开始把几十个手镯往自己的手臂上套，为了一会儿方便携带和替换。

　　“Bei，你可以帮我们找一下白色衬衫吗？”闷热的帐篷里，杜福尔开始流汗，他那天穿的深色牛仔裤和长袖衬衫看起来并不是个很好的选择。

　　“你喜欢这件吗？”杜福尔拿出一件针织开衫，放在胸前，上面是鸟和花朵的线条。

　　“啊，我喜欢，它们看起来真可爱。”搭配师一只手提了一双10厘米高的坡跟凉鞋，另一只手拿着遮阳折叠伞—这个当天唯一做好充足防晒准备的姑娘已经准备好再次出发了。

　　“这件开衫的名字是鸟之天堂（BirdParadise）。花鸟在中国画中的运用特别多，所以我的衣服上也经常有这些图案。”他的缪斯，法国电影女演员凯瑟琳•德纳芙（CatherineDeneuve）甚至特意为他挑选了一款自己认为很适合中国人的花卉图案—杜福尔把这一图案用在了鄂尔多斯的花朵系列中。

　　杜福尔的设计一直以图案见长，无论是线条组合还是色彩搭配，而这则要归功于Chanel对他的训练。“你要知道，在时尚界，十年就如一瞬。每个品牌都有自己最辉煌精彩的瞬间。幸运的是，当卡尔•拉格菲尔德将我带入Chanel时，我们正在埃菲尔铁塔的塔尖制作时尚界的精品。我享受了Chanel最棒的时刻。”

　　外景地的草坪上偶尔有大群的白鸽飞起，在人工湖旁一对新人正在拍摄婚纱照，在摆了半天姿势后两人的笑容都显得有点僵硬。新娘在换景时将纱裙拉起，露出了七分裤和球鞋。两个三四岁的孩子正追赶着横穿草坪，杜福尔突然跑回了帐篷。“他们太可爱了，我爱小孩子。”他在帐篷里找到自己的数码相机后，就对着两个小家伙拍了起来。旁边的家长执意要让孩子们“告诉爷爷自己几岁了”，但两个小孩子对“爷爷”没兴趣，只是对着镜头乐得更起劲了。

　　“哦，我想我的Victoire了。”Victoire是杜福尔的外甥女，已经成年，算得上是他的半个女儿。Victoire十几岁时父母离异，杜福尔把她带回巴黎的祖屋，在那里，Victoire跟着外祖母和舅舅一起长大。到24岁时，杜福尔将她引荐给卡尔•拉格菲尔德，继而成为了Chanel的首席配饰设计师。14年后，Victoire转投Dio门下担任高级珠宝设计师。

　　这也是为什么杜福尔每个月只来中国工作一周，“我的家人在法国。我不能离开太久。”杜福尔数码相机的照片里总是有家人的镜头：姐姐穿着鄂尔多斯的新款开衫，还有他最爱的两个外甥女—VictoiredeCastellane和MathildeAgostinelli，以及更多他在旅行中偶遇的孩子们的笑脸。

　　“虽然我喜欢和人待在一起，大家也觉得我很爱社交，但我从不轻易给予别人友谊。”杜福尔是第一次听说中文里有“办公室政治”这个词，但对这种事，他知道得实在太多了。“欧洲的时尚界就是如此，大家每天如履薄冰，因为陷阱重重。”

　　卡尔•拉格菲尔德对他喜欢的人只有一种做法—送给他无数的礼物。尽管身边的人来了又走，总是有新面孔出现，但卡尔的做法是一贯的。以至于在过去50年内，回想起关于卡尔的一切，与他熟悉的人都能发现一个共同的主题——礼物。一位时尚杂志编辑回家时，发现门口堆着几袋子卡尔买给她的书；另外一位编辑收到的是颗珍珠；Victoire会时常拿出发黄的宝丽莱相片，赞叹着“他总是爱打扮我，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

　　“卡尔是那种自己买了20件Turnbull&Asser衬衫，就要给我10件的人。”杜福尔说。

　　但这位时尚教父多数时候是令人捉摸不透的。卡尔曾经为他办公室的成员们画漫画，每个人拿到画像都高兴不已，只有一个姑娘面色大变。那幅画上的她一只手拎着颗淌血的人头，卡尔还提了字：“给赛琳—作为这次服装秀的纪念”。此后，这个姑娘再也没有在办公室出现过。即使杜福尔离开了Chanel，但他有时仍会被这种极端神经质的东西所困扰。

　　比如，1999年9月9日的那个晚上，在他离开Chanel加盟PierreBalmain（皮埃尔•巴尔曼）的第一年，杜福尔在美国萨克斯第五大道精品百货店里首次亮相，以庆祝他为设计Balmain的成衣系列将在包括达拉斯和比佛利山地区的五家精品百货店中出现。面对媒体，他止不住地加快语速。这种演讲速度只能让媒体想到一个人—卡尔•拉格菲尔德。“就是卡尔！”杜福尔也意识到了：“但如果我讲话的速度不快，我怕自己会听起来很傻。”接着，杜福尔在畅谈自己设计理念时突然像没了脉搏，缓过神来之后他说：“这些好像和我之前说过的重复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为自己设计了一个标志性动作—右手做出数字8的手势，抵在下巴处，然后微笑。在刚离开卡尔的那几年里，杜福尔总是显得过分谦虚甚至自卑，但他同时又急切地想要让别人记住自己，以便在成衣消费市场上刻下自己的印记。在1999年9月8日举行的私人庆祝晚宴上，他将自己打扮得活像个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电影明星。在那一晚，他收到了来自马克•雅各布斯（MarcJacobs）和迈克•科尔斯（MichaelKors）的祝贺卡片。“美国设计师们都表现得很支持，但法国设计师们没有。”他耸了耸肩，笑了笑：“当然，我没那么天真。”

　　杜福尔在Balmain确实做到了大胆突破。他就像刚刚摆脱家教束缚的叛逆小子一样横冲直撞，企图用离经叛道来证明自己的独立。在2000年Balmain秋冬季时装发布会上，杜福尔成功地让名模克劳迪娅•希弗（ClaudiaSchiffer）穿上了自己设计的胸前写有“Bitch”（婊子）字样的T恤，当然留给其他模特的还有“Whore”（荡妇）字样的同款。但就在时装秀完成后，杜福尔和他的助理一并被辞退了。

　　2001年的时候，杜福尔创立了自己的品牌GillDufour，他承认，自己更擅长做设计师而不是老板，最糟糕的是，他一旦为自己的品牌设计，就会缩手缩脚。后来他接受了Gripoix（有百年历史的全球顶级珠宝定制品牌）的邀请，担任首席珠宝设计师。随后又回到了自己最熟悉的针织领域，在英国高级羊绒品牌Pringle（普瑞格）担任艺术总监。

　　杜福尔一直试图把自己变成卡尔的反义词：“我和卡尔的友谊已经终结了。如果说他喜欢喝零度可乐，那么我就要完全和他相反，我要喝真正的可口可乐，哪怕我有糖尿病。”

　　就在他始终处于与卡尔•拉格菲尔德微妙的爱恨纠结中时，幸好，有人出现了—张奕龄和鄂尔多斯解救了他。

　　Exchange

　　第二天拍摄的时候，张奕龄前来探班。他亲密地和杜福尔行贴面礼，一边一下。

　　张奕龄是杜福尔现在的缪斯之一，另外两位是刘雯和凯瑟琳•德纳芙—后者也是伊夫•圣罗兰（YvesSaintLaurent）的灵感源泉。

　　在张奕龄眼里，杜福尔来到中国之后，状态是“越来越放下，越来越打开”。杜福尔刚刚来中国时，潜意识里似乎一直紧绷着，时刻在提醒自己“小心一点”。闲下来他还想教张奕龄几招。“他之前跟我讲在Chanel团队里的一些人事斗争，还会提醒我不要一下子对人那么好。”他告诉张奕龄，同样的一件事卡尔会如何处理，比如应该先训一个人，然后再安慰对方，以显示自己的控制力。张奕龄听后直乐，这些比起中国人的“办公室政治”来说实在太过于小儿科了，“万事只要大智若愚就行，况且，这里又没那么多事”。

　　“他刚来带自己的团队时，确实只会用这种手法。最开始的一年里，其实Sarah和Bei也挺难受的。”张奕龄只会讲大道理，不太会安慰员工，只好拉来负责品牌的副总经理戴塔娜帮忙做工作。“但杜福尔后来也发现，在这里他完全没有必要用这些手段来管理团队，最后也就不设防了。现在他们相处得像家人一样。”后来，杜福尔为了表示对团队的感谢，还把以Sarah和Bei为原型的卡通头像印在了大衣内衬上。

　　这天上午参加拍摄的是两位女模特，刘雯并没有到场。

　　张奕龄在帐篷里和杜福尔沟通关于产品的定位问题。张奕龄将几款羊绒开衫样衣列成一排，这些都是深色系的常规版式，但亮点是杜福尔在袖口和领口用了1厘米的桃红色，这一设计形成了强烈反差。“这是我们非常希望看到的，这种款式40岁左右的客群接受起来没问题，但一个桃红色又可以把年龄延展到25岁。”张奕龄继续浏览样衣：“为了拓展内销，鄂尔多斯过去只卖秋冬一季，现在则把产品线延伸到四季，增加了T恤、丝质连衣裙、短裤、西服等多种服装。”

　　但面对一件女款西服时，张奕龄有点异议，“我觉得这个更像是BlueErdos的风格。BlueErdos是集团针对更为年轻客群所设立的品牌”。这件藏蓝色的西装在每一条布料接缝处都用红色双线加以突出，而之前杜福尔对这件设计颇为满意。“我不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但对于产品定位，理解的偏差越小越好。”张奕龄说：“这是我们在每一个关键节点，包括每一季服装完成的时候，都要讨论的事。”

　　这是个漫长的博弈过程，同时也占据了张奕龄处理具体工作时的大部分时间，“杜福尔为Chanel做设计时是为少数精英服务；但现在他为鄂尔多斯工作，我们希望发挥他的长处，形成视觉创新，但前提是定位要准确。”杜福尔刚来中国的时候，张奕龄就带他去逛商场，看看国内各个羊绒品牌的专柜。然后俩人站在电梯口，张奕龄一个个顾客指给他看，什么样的人是鄂尔多斯的目标客户，什么样的人不是。

　　在中国，尽管羊绒产品毛利率接近50%，但它通常会被看成是中年人的服饰，并且只适合秋冬穿着，柜台也设置在商场中很不起眼的地方。在杜福尔以羊绒为主，辅助以丝绸、棉等面料设计出相对完整的服装系列以后，张奕龄的另外一个重要工作是让鄂尔多斯在各个百货商场寻找黄金铺面开设男装和女装柜台，这还需要不少时间。为此，他正驱使旗下的100多家营销公司以每年多开20%家店面的速度快速增长。

　　“鄂尔多斯现在不只有杜福尔，同时也有日本设计师在设计男装，他们为鄂尔多斯带来了产品意识形态的丰富，这可以说是最根本的改变。”作为杜福尔的忘年交，31岁的张奕龄是理科出身，与时装设计本不相干。“我不会给他预设一些东西，这样只能束缚他的创造。如果非要这样做的话，我也没有必要请他。在这里，杜福尔有足够的自由。”

　　而鄂尔多斯也收获了它想要的—一张走向国际化的通行证。2009年，包括杜福尔的设计在内，鄂尔多斯的销售额增幅为17.6%，远高于前几年。不少杜福尔设计的衣服，刚一出炉就大受公司内部员工和经销商本人的欢迎。“杜福尔在国际成衣界的地位和声誉为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合作伙伴。无论是代工工厂还是上游供应商，现在都在向我们聚拢。”时尚界对鄂尔多斯签下杜福尔的评价是“这确实是个性价比很高的生意”。

　　在鄂尔多斯开始寻找纯棉衬衫代工厂时，张奕龄想找一个位于东莞的全球最好的代工企业来为自己贴牌生产，这个工厂为全球30多个知名品牌（例如HugoBoss、Nautica）生产纯棉衬衫，一般拒绝接受产量太小的单子，但杜福尔的个人品牌让这个工厂为鄂尔多斯破了例。鄂尔多斯时装系列中曾经有极少量的晚礼服是在法国给Chanel加工服装的工厂里加工的。还有少量的配饰品，比如项链，则出自Chanel旗下的7家顶级手工作坊。

　　杜福尔对他周围人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他要求在办公室里摆放鲜花、香薰，甚至督促其他办公室的同事整理和清洁自己的位置。他从一开始就坚持挑选一个试衣模特与自己一起工作，这是个有张忧伤的东方面孔的女孩子。而且他还有一个特点：不喜欢直接看模特，而是要看模特在镜子里的影像，这样更方便他捕捉一切。“有次我陪他去看《堂吉诃德》，他会给我讲解，第几幕是高潮，哪里要注意看。”Bei十分佩服杜福尔的艺术修养，“他甚至号召我们在办公室里看威廉王子大婚”。

　　杜福尔偶尔也会对整个公司的审美观发表下意见：“大厦门口的树上怎么可以缠塑料花？”他常说的一句话是：鄂尔多斯是一个时尚品牌，处处都应该体现出我们的品位。“一楼大堂也应该重新装修下，现在就像个三星级的宾馆。”

　　午饭后，男模Jason开始化妆了，张奕龄对发型师说，“我想要精英范儿的那种背头，但是要有点蓬松”。他递给杜福尔一本翻开的i-D杂志，让他看其中一个男模的造型。

　　“至于男装，我想要精英的感觉，Elite！你懂吗？”张奕龄有点兴奋，但杜福尔显然没完全明白。

　　“就是年轻的成功男士！Successfulyoungman!”

　　“啊，是这样。”杜福尔亲自为男模把T恤领子竖了起来。

　　“你知道电影《教父》吧？里面的男主角DonMichaelCorleone，那就是我想要的。”张奕龄想到了一个自己非常满意的比喻，杜福尔这下完全理解了。看着正在吹头发的Jason，杜福尔评价说：“我的男装很少，每次还是以女装为主。但中国的男模确实越来越高大英俊了。”

　　这时，张奕龄注意到杜福尔脖子上戴的项链，细细的金链子上穿着一颗水滴形的红宝石，“这是我的一个朋友送给我的，”杜福尔用手摸了摸，“另外这个椭圆形的是天主教的铭牌，我在巴黎的教堂找到的，纯金的”。

　　“那你下次来能帮我带一个吗？”

　　“10月份？我想没问题。”

　　“对，10月份。我们到时候会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