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奇”教官昆德拉为什么得不到诺奖？

蜚语

来源：凤凰网《洞见》


导语：“刻奇”一词从知识分子开始不断向文艺青年蔓延，媚俗同时媚雅成了被中国读者不断误解的时髦词汇。而“kitsch”的创造者昆德拉早在80年代就被大众所追随。强烈的熟识度让专业读者和业余读者都很惊讶他为什么总是充当“诺贝尔”的备胎。2014年，84岁的昆德拉带着新作《庆祝无意义》再次落选。他穷尽文学自身的可能性、他小说中的音乐结构、他笔下善良冷漠的“知识分子”和惊世骇俗的男女之爱是不是阻止他无缘诺贝尔，而只能是永恒昆德拉的全部理由？




对中国读者而言，昆德拉似乎不仅仅是一位小说家，还是一个词的教官--“刻奇”教官。很少有作家如米兰·昆德拉一样，除了小说的艺术成就被人们津津乐道之外，还因一个语义多元的词汇，而被人们铭记，这个词，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Kitsch”。在八十年代，这个词因韩少功的误译，导致很多没有读完或者没有读懂《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中国读者发生误解。“Kitsch”既指媚雅，又指媚俗，是个指涉双重之媚的词。好在最近几年，有翻译家将该词音译为“刻奇”，更有颇多知识分子站出来纠正这个词的真正含义。

在我看来，昆德拉是一位真正的小说大师。每年诺奖颁发之前，为昆德拉摇旗呐喊的不是同行，便是资深批评家。而为村上春树加油助阵的，往往是普通读者，俗称粉丝。事实上，继博尔赫斯、卡尔维诺之后，昆德拉早已成为“作家中的作家”。他的小说文本，不但语言优美，思想深邃，直掘人性的幽暗，还有着与音乐复调艺术几乎相同的结构。昆德拉小说文本中这种结构与内容的完美统一，不是偶然的结果，而是蓄意为之。当后现代哲学家哀叹文学死了的时候，昆德拉说，文学，就是要穷尽文学自身的可能性。这一点，昆德拉与卡尔维诺英雄所见略同。卡尔维诺亦认为，未来的文学，朝一切事物敞开：塔罗牌、数列、天体等等，皆是作家的可写之物。同为文学魔术师，与卡尔维诺的碎片化拼图式文本不同的是，昆德拉更喜欢将历史、现实、社会、思想、音乐等巧妙的融于他的小说魔盒，最终形成前呼后应的昆德拉式的小说七宫格（共七章）。从《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到《庆祝无意义》，这七宫格打着显明的昆德拉烙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由此可见，昆德拉是一位执着的奔跑在自己文学理念大旗下的艺术先锋，也是一位步伐坚定的拓荒者。他要穷尽文学自身的可能性，并要为文学帝国拓展出新的疆域。

一位作家的童年经验，将会影响他的一生。昆德拉从小生长在一个耳朵被乐符充分喂养的音乐空间，他的父亲是音乐教授。童年的聆听经验，是他一生都无法舍弃的精神食粮。这母乳一般的精神食粮，最终导致他将音乐赋格曲的结构应用在小说结构上，《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便是昆德拉小说借用音乐结构的典范之作。这部小说的结构借用的是音乐复调艺术中的二重赋格曲。两男两女彼此交错的爱情/政治叙事，是两个齐头并进的主题。萨宾娜与托马斯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主题，特丽莎与弗兰兹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主题。当轻与重彼此遭遇，会发生什么？特丽莎（重）想尽一切办法将托马斯（轻）囚禁在既有的伦理范畴与坚实的大地上，萨宾娜（轻）抛弃弗兰兹（重）任由自己逾越出婚姻、国家以及乡愁等等世俗法则之上。在轻与重之间，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生活态度。弗兰兹是特蕾莎的和声，萨宾娜是托马斯的伴奏。小说的前六部分，四位主人公的故事在轻重交错和谐对位的一首赋格曲中悠然奏响。然而，第七部分却发生了质的变化，作者假借特蕾莎之口道出：卡列宁（狗）之爱高于任何人类之爱。这属音乐中的变奏形式。这个结尾，既是昆德拉与读者开的一个玩笑，也是悬浮在小说上空的昆德拉式的机智嘲讽。

最近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昆德拉最新著作《庆祝无意义》，初初上市，便引得昆德拉的粉丝在三大网络书店早早预订、引颈顾盼，形成一时的阅读盛宴。但只要读过这本小说，便会发觉，昆德拉老矣。这是一本昆德拉的重复之作，一本“刻奇”教官的衰微之作。小说全长三万五千字左右，大抵是一个中篇小说的幅度，却被编辑排版、放大字体整饬成一本书的格局。小说结构、人物、叙事皆因循昆德拉旧有格调，却丧失了昆德拉鼎盛时期的叙事智慧与技巧。《庆祝无意义》的小说结构一如《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同样由四个主人公、七个协调对位的音乐片段组成。只是这篇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男性，女性主人公神奇消失。书中女性皆以他者的面貌出现：阿兰拒绝生育的母亲，夏尔远在乡下与驴子相伴的妈妈，拉蒙深情注视的具有明星光环的一位女士，凯列班依靠异乡语言吸引来的女佣，在小说中皆不是叙事主体，而是叙事客体。叙事客体中的女性，是被钉在男性目光中的女性，女性就此被分为两类原型：母亲与情人。两位母亲，一位传统，一位叛逆（同样的音乐对位结构），叛逆者甚至因意外怀孕想去自杀，好让自己与胎儿同归于尽。情人一位是明星，一位是女佣（身份地位的对位）。作者在小说的开篇便借阿兰的视野，大谈肚脐作为性感区域对现代人所具的审美意义，最后却回归至存在与诞生：没有肚脐，人类便不成为人。肚脐是存在之印，是孩子诞生之初与母亲相连留下的一生都无法消除的遗迹。正是这遗迹，让阿兰一直在追忆不曾与他一起生活过一天的母亲。在性感肚脐的晕眩之上，慢慢浮现出早已消失的母亲雕像。显然，昆德拉在含蓄的谴责现代性，他想告诉读者，失去母亲的不仅仅是阿兰一个人，而是整个现代社会--现代社会是一个母亲女神失踪、性感女神篡位的泛性论社会。由此可见，昆德拉是一位悲观的怀疑主义者，一位对存在以及存在的意义持有否定观点的怀疑主义者。他小说中的故事、玩笑与哲思，皆是荆棘一般刺向这个荒谬世界的话语之刺。

以昆德拉的艺术成就，诺贝尔文学奖早该将此奖颁发给昆德拉了。但为何诺贝尔文学奖这么多年迟迟不颁发给昆德拉呢？试举一列，可见端倪。世界文学史上，以医生为小说主人公的名著颇有几部，如法国哲学家加缪的《鼠疫》、前苏联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开篇不久，便借男主人公日瓦戈之口道出了革命与医生的相通之处：“多么高超的外科手术！一下子就娴熟地割掉腐臭的旧溃疡！直截了当地对一个世纪以来的不义下了裁决书……这是从未有过的壮举，这是历史上的奇迹！（对十月革命的赞词）”可以看出，医生这一神圣职业，在小说文本中，不是革命的隐喻，便是革命的转喻。只不过革命是对社会病灶大动手术，医生是对病人躯体开刀治疗。加缪《鼠疫》中的里厄医生，是一位在大瘟疫中拯救众生的存在主义知识分子（英雄)。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中的男主人公，亦是一位见证历史并被历史所摧毁的理想主义者(控诉黑暗现实）。唯独昆德拉笔下的托马斯，是一位在历史的巨变下戴着唐璜面具的冷眼旁观的知识分子。在我看来，这是诺贝尔文学奖不颁发给昆德拉的根本原因。昆德拉文本中流露出的意识形态，不符合西方主流价值观。而诺贝尔文学奖不单单是一个血统单纯的文学奖，它还兼有国际平衡与道德审判等超出艺术范畴的社会职责。

昆德拉是“刻奇”一词的真正教官，他不肯媚俗，亦不肯媚雅。正是这不“刻奇”不从众的艺术姿态，导致诺贝尔文学奖若干年与他无缘。但这又有什么呢？昆德拉获不获得这个奖，无关紧要。获得，无非锦上添花。不获，也不影响昆德拉小说艺术的伟大性。事实上，昆德拉的小说文本与文学理论，早已进入了文学的万神殿，那是赠予世界文学的一份丰厚的艺术遗产。

马小盐，小说家，文化批评家，现在《延河》杂志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