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语言能力、语言规划与国家安全

郑瑟

国家语言能力、语言规划与国家安全

       语言和国家安全的关系近年来引起了国内学界关注。语言是保障安全的重要因素，语言教育对促进相互理解有着巨大的作用。国家语言能力的缺乏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信司司长李宇明（2011）教授指出，国家语言能力是一个国家处理国内外事物所具备的语言能力（包括国家发展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外延包括五个方面：语种能力、国家主要语言的国内外地位、公民语言能力、拥有现代语言技术的能力、国家语言生活管理水平。然而，我国国家语言能力存在明显不足（如外语语种数量小、高水平外语人才奇缺），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潜在因素。我们应当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适当调整语言规划及外语规划，着力提高国家语言能力。

　　国际上，国家语言能力、语言规划和语言教育的安全价值在21世纪初引起了较多的关注，西方某些国家开始把国家语言能力纳入国家安全和全球战略范畴。以美国为例，在9·11事件之前的2000年，负责国际安全等事务的参议院分委会专门针对“国家安全及联邦政府外语能力状况”举行过两次正式的听证会，第一次听证会上有从事外交、国防、情报及公共安全的联邦政府机构人员就政府语言危机的性质和程度发表自己的看法，高层决策者表示国家急需语言高层人才；第二次听证会讨论了国家语言能力不足的解决办法（J. Edwards，2004）。

　　美国官网公布的“国家安全语言计划”介绍了关键语言在保障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意义。这项计划不仅仅是外语教育计划，而是具有明确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的语言战略计划（王建勤，2010），目标旨在增加美国的关键语言使用人数，提高语言水平。项目指导理念是：“使用别人的语言可以增进理解、表达尊重；提高与外国政府和人民打交道的能力；让他们有机会更多地了解美国及美国人民。”体现了美国总统布什2006年1月6日的讲话精神，即“学习别人的语言是友好之举，是对别人有兴趣的表现，是伸出手来表达‘我关心你’的基本方式。我希望你知道我对你们的交流方式和生活方式感兴趣”①。2001年美国《国土安全教育法案》指出，国家外语能力对提高美国的经济竞争力、保障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因此有必要从数量上和质量上大力提高中小学外语教学；强调每一个美国人必须具备全球视野，了解身边的世界，熟悉外国语言、文化和历史。

　　当前的语言规划研究还没有系统探讨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问题。有关论述还只是停留在语言能力对国家安全很重要的观点上（Liddicoat，2008）。有人批评美国政府在过去几十年的立法中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语言促进国家安全的问题（Byrnes，2005）。所谓语言保障安全仅仅为语言（包括外语）教育提供了一些政策依据，有关部门还没有将其视为语言规划的一部分来研究处理，对于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和方略使语言在国家安全中发挥作用更没有足够的认识和研究。如果国家安全成了语言投入的重点，那么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因为语言需求本应超越国家安全需要；当语言成为国家安全当务之急时，往往为时已晚（Pratt，2004）。

　　本文以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国家语言能力的关注为切入点，从国家安全角度讨论语言安全需求、人才培养与技术开发、小族语言的开发利用、语言规划的安全价值等问题，介绍西方国家解决语言能力缺乏问题的措施，阐释提高国家语言（外语）能力的重要性，为我国的语言政策及规划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 国家安全的语言保障

　　（一）语言的安全需求

　　语言安全需求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安全问题，二是群体、社会或个人的语言安全感问题。国家的语言安全需求指满足国家发展、保障安全的语言能力需求。广义地讲，语言能力所涉的安全范围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范畴，囊括更多的领域，除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外还有健康、环境和人口流动，尤其是社会语言安全、冲突或危机等。王建勤（2010）指出，国家必须在语言安全化的背景下，建立国家安全语言战略预警管理机制，即政府机构对国家语言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进行动态、预控管理，以避免语言战略危机的发生。满足语言安全需求的主要途径一般为制定语言政策，实施语言规划，提高国家语言能力。

　　因语言问题长期不能有效解决而引发的社会或国家不稳定事件时有发生（陈章太，2009）。不同的语言往往具有不同的宗教、历史和文化背景，可能产生各种性质的冲突。这些因素要求我们采取不同的方法解决冲突（Cohen，2001）。因此，掌握不同语言、熟悉不同宗教和文化有益于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案。在多语环境下，和谐的语言关系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戴庆厦，2010）。毋庸置疑，语言规划有防止和处理冲突的功能。当语言规划用于防止冲突时，主要采取两种做法或实现两个目标：掌握假想敌的情况，吸收、同化敌对集团（Liddicoat，2008）。多民族国家的语言差异可能带来冲突，预防的重点在于语言传播和使用。

　　语言政策及规划直接影响一个国家解决安全问题的外语能力。美国的语言安全需求早在1993年世贸大楼爆炸案就已经显现出来，2001年9·11事件充分证明了美国语言教育政策存在的问题，美国情报部门外语能力严重不足。受9·11事件的影响，美国政府认识到语言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着力加强假想敌语言的学习，资助成立新的高级二语中心。国家安全与外语水平的张力关系反映了国家安全与教育的关系。虽然美国政府意识到了语言的重要性，但是还没有找到长远解决问题之道，即提高国民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能力（J. Edwards 2004）。

　　语言在外交工作中的需求及重要作用不容置疑，语言是识别敌友的工具、增进交流的渠道。外交关系通过语言来表达，外交斗争首先表现在语言斗争上。在语言规划中，语言既是挑起冲突的手段，也是预防或解决冲突的工具。语言规划勾勒出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架构为冲突找到借口和理由。在国际政治领域，西方国家善于利用语言手段达到外交目的。例如，2002年美国总统布什将伊朗、伊拉克和朝鲜命名为邪恶轴心的做法起着区分敌我、划分阵营的作用。

　　外交领域的语言安全需求最终需要落实在人才上。世界上反美情绪的高涨促使美国国务院采取外交备战方略，把语言作为重要的业务培训内容，在2004年之前大幅提高外交官数量。作为美国盟友的英国在加强英语推广及文化传播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外语教育，把掌握外语看作有效实施外交政策的核心基础，并计划将语言培训服务扩大至更多的政府部门（V. Edwards，2004）。

　　以上几点足以说明国家语言（外语）能力对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对我国而言，国家安全需求明确了规划目标，即外语规划和发展应满足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服务于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大局，为中国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提供语言支撑（赵蓉辉，2010）。当今世界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国际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高端外语人才及语言学家的培养刻不容缓。

　　（二）人才培养与技术研发

　　外语在国家安全领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人才和语言技术是关键。美国联邦机构在2000年一次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现出的语言无能被认为达到了危机的程度。据估计，美国联邦政府有80家机构需要近100种外语的人才才能应付贩毒和传染病问题，保证提升经济利益和外交利益（V.Edwards，2004）。实际上，美国政府上世纪就已经开始关注语言与国防安全的关系。美国政府1958年出台的《国防教育法》旨在培养现代外语人才，尤其是非通用语言人才。考虑到语言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安全方面的重要性，美国教育部于1985年颁布169种关键语言目录，高校开设非通用语种；国防部各部门也着力支持外语人才培养，在加州蒙特利成立国防语言学院外语中心。1988年《国防教育法》修正案明确指出，美国的安全、稳定和经济繁荣在复杂的全球化时代取决于美国专家和民众对世界各地区、外语及国际事务的了解程度，取决于这些领域的高水准研究（V. Edwards，2004）。然而，成功的人才培养和储备需要足够的资金支持和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项数据看出美国在几次重大事件中表现出的外语能力和外语人才匮乏问题。沙漠风暴行动的50万美方军事人员仅有45人具备伊拉克当地语言知识背景，只有5人接受过情报工作训练。敏感材料往往需要等待数月甚至数年才被可靠的语言工作者翻译，这种耽误有时带来灾难性后果。9·11事件发生之时全美仅有不到200名美国人精通阿拉伯语（世界第五大语言），不到10人学习乌兹别克语、土库曼语和塔吉克语，全美学校无人学习阿富汗的任何一门小语种语言。9·11事件之后，政府语言教学机构、高等院校和其他有关学校加大力度开设阿拉伯语及其他中东语言课程。西方核心利益集团其他成员如澳大利亚、英国也加大语言教学力度。澳大利亚国防语言学校目前培训20种语言。英国外事服务语言中心培训84种语言，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语言中心作为英国重要的语言培训中心，每学期向1200名学员讲授52种语言（V. Edwards，2004）。

　　美国外语人才的匮乏与以往的语言教育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上世纪70年代，外语教育已经出现滑坡，有人预见外语教育的失败将孤立美国文化，使其付出沉重的代价（Simon，1980）。虽然有识之士意识到国家语言能力存在危机并号召提高国家外语能力（Lambert，1987；参见Al-Batal，2007），但是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美国的教育忽视了少数族裔学生的母语教育，独尊英语。在英语之外还有3千多万人使用300多种其他语言的美国（Wang，2000），由于主流社会制定的教育政策试图将移民同化为说英语的美国人，传统语言（移民带来的外语）资源快速流失，结果只有少数人真正成功地掌握外语。有学者指出，美国摇摆不定的语言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导致语言资源流失，母语不是英语的传统语言（对于美国主流英语社会而言相当于外语）使用者在学校不但没有加强母语学习，反而被学校培养成英语单语者，致使传统语言流利性下降，这实际上等于损失了大量外语资源（Cummins，2005）。这不能不说是对美国语言教育政策的讽刺。9·11事件使美国清楚地认识到外语能力在反恐中的中心地位和移民二代的关键作用。有大量证据表明，教育应该培养人们掌握两门以上的语言，无论其母语是小族语言还是主流语言（Phillipson，2003：63）。

　　然而，人才培养和技术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大量的时间、人力和财力投入。外语教育部门和机构需要联合起来，提升外语教育的地位，提高民众为国家安全而学习外语的意识，做好教师培训工作（Cox，2005）。当前，美国政府正加大支持力度，努力提高国民外语教育质量。“国家安全语言计划”表明，美国政府已经认识到教师是外语教育成败的关键，美国国务院教育文化事务局通过关键语言教师项目提高汉语、阿拉伯语等语言教师的业务水平，以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此外，语言技术开发作为弥补外语人才不足的手段在美国受到极大的重视。为了加快处理积压的翻译材料，美国于2003年成立国家虚拟翻译中心，通过语言专家网的布点和机器翻译的研发处理外国情报的翻译。这种翻译工作要求高效、准确、可靠。美国国防部设计的“跨语言情报侦查、提取及摘要系统”（TIDES）能使操英语者分析其他语言的数据，主要侦查并提取英语、汉语、阿拉伯语（三种主要核心语言）及韩语、西班牙语、日语（三种次要核心语言）的情报并撰写摘要。2005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计划署启动“全球自动语言采集项目”（GALE），旨在取消人工语言分析工作，通过机器自动翻译处理海量的多语言口语及书面文本。

　　（三）小族语言的开发利用

　　国家安全还与小族语言的保护与规划有关。有的多语国家拥有国外无人通晓的小族语言，这是一种可资利用的重要语言资源。小族语言曾在二战期间发挥过异乎寻常的作用。重视并保护好小族语言有利于国家安全，一是因为外国无人知晓的自然语言可以充当秘密通讯的工具，二是因为有的传统语言（尤其是跨境语言、移民语言）对于主流社会而言就是外语。

　　自然语言与传统加密相比有着巨大的优势。传统加密方式有两大潜在问题：一是密码可能由于加密方式被破解，或反复出现的加密规律与已知语言特征的匹配方式被发现而被破译，二是加密和解密耗时费力，制约了加密信息的使用（Liddicoat，2008）。自然语言的破译无法采取一般密码系统的数学原理，只能依靠翻译方式，所以控制该语言的学习和传播、防堵语言资源的外泄尤为重要。开发利用外界尚无研究的小族语言，既能保障通讯安全，还能提高效率。美国曾有一最佳案例。二战期间，美国曾经成功地运用纳瓦霍（Navajo）语言系统编制了一套密码，征召400多名纳瓦霍人入伍承担情报和通讯工作。这一基于仅有少数人掌握的自然语言编成的密码系统从未被敌方破获，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加速了战争的结束。

　　小族语言和外语一样都属于重要的语言资源，以不同的方式为国家安全服务。小族语言教育和外语教育应为互补关系，殊途同归；应当重视传统小族语言能力的培养和文化知识学习。无论是主流语言背景还是小族语言背景，外语能力都应当作为大学入学和毕业的基本要求。只有这样，国家外语能力才可能满足国家安全的需求（Roca，1999）。因此，大力培养外语人才的同时，保护好小族语言资源并合理地开发利用，是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战略。

　　三 语言规划的安全价值

　　（一）政治功能

　　语言的选择反映国家或集团之间的同盟或对立关系。国族或民族身份的核心要素是语言共享，使用统一的官方语言象征国家团结和社会和谐，因此语言规划在国族建设和民族整合中扮演重要角色。二战之前的瑞士境内有一个罗曼什语社团②，在法西斯扩张环境下被瑞士政府看作威胁国家领土完整的潜在因素。政府担心它被法西斯利用而按照语言区分裂瑞士的领土。瑞士政府采取语言规划策略应对这一潜在的威胁，宣称罗曼什语为瑞士的官方语言（瑞士共有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罗曼什语四种官方语言），而不是意大利的方言。确立罗曼什语的官方语言地位强化了罗曼什语使用者的瑞士国族身份，剥离他们与意大利的身份联系。瑞士通过确立四种官方语言达到拥有一种邻国没有的官方语言，使其与三个邻国区分开来，确立了一种独特的语言身份。这一事例说明，语言规划以国家安全为目标，通过确立语言完整性和独特性来保证领土完整性。

　　语言及国族建设与国家安全的关系还可从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政治变迁窥见一斑。19世纪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简称塞克语）在构建统一的斯拉夫身份方面起过重要作用，塞克语标志哈普斯堡皇室（日耳曼及匈牙利统治者）与奥斯曼帝国（土耳其统治者）的差异，以图寻求民族独立。塞克语一语两文，界定了哈普斯堡帝国内斯拉夫人和对立派之间的区别。语言与宗教、历史等因素结合在一起增强了民族身份感，区分出了不同的群体。在政治动荡、版图分裂、以语言（当时还有土耳其语、匈牙利语和德语）为基础建立独立国家的年代，塞克语的统一为南部斯拉夫人确立了政治上的统一（Liddicoat，2008）。然而，塞克语的规划采用了一语两文政策，隐藏了潜在的分裂因素。20世纪后期语言民族主义在前南斯拉夫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在语言、宗教和历史的合力作用下，前南斯拉夫随着塞克语统一性的破坏而被肢解（戴曼纯、朱宁雁，2011）。事实表明，语言规划既可预防冲突，也可激发矛盾（Liddicoat，2008：144-145）。从国家安全角度看，语言规划堪称双刃剑。

　　（二）军事价值

　　尽管9·11显示美国的国家语言能力还存在严重缺陷，但是其军事语言规划已经形成了明显的优势。美、英等国有能力在监听外语媒体方面提供高水准的服务，1939年成立的英国广播公司监听部如今覆盖欧洲、中东和非洲，1947年与其联手的美国中情局对外广播情报处负责中国、朝鲜和俄罗斯地区。他们收集140个国家70个语种的情报，为政府、军事、学术、商务和新闻部门提供信息和决策依据。收集方式从监听短波电台到卫星电视和网络新闻。然而，政府针对这类服务是否有用的态度摇摆不定，1997年提出大幅裁减对外广播情报处预算的提议在遇到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反对后才被叫停（V.Edwards，2004）。

　　语言教育有着广泛的军事用途，除掌握国外现代军事知识外还有助于了解其军事思想和运作方式、人们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等。语言在维护和平和安全稳定、协调军事通讯方面同样意义重大。以英国和法国历史上的军事语言规划为例，语言规划可能采取不同的政策，一种是向少数人传授多数人的语言，另一种是向下级教授统治者的语言。英法两国分别采取了不同方式。来自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法国外籍军团士兵必须学习法语，将法语作为军队通用语，而英国在殖民扩张时期则鼓励指挥殖民地军队的军官学习当地语言，如在印度服役的军官学习印度斯坦语，指挥廓尔喀族（尼泊尔主要民族）士兵者必须学习廓尔喀语。

　　当代军事语言规划也同样关注通用语言资源的开发利用，重点放在多国部队或多语部队通用语的开发上。军事语言规划首先需要确定通用语。以北约为例，“和平伙伴计划”选择最强大国家的语言作为通用语，北约前秘书长罗伯逊（Robertson，2000）曾在关于危机管理的发言中指出，英语教学（向成员国部队军官教授英语）是提高合作效率的手段之一。涉及两国的军事合作也往往选择强势国家的语言，例如乌克兰与法国的合作将法语作为军事院校的必修课程，德国在与外国合作中也提供德语培训。当前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派驻为美、英等国创造了实施军事语言规划、推广英语语言和文化的极佳机会。例如，英国文化委员会负责的“维和英语项目”仅2005-2006年度就培训了5.1万名外国军人（Crossey，2008）。通过军事语言规划，英语成了联合国维和部队的通用语。

　　（三）社会安全价值

　　对于世界上大部分人而言，语言之间不平等的权利分配永远是造成语言不安感和语言压迫感的原因。一般情况下，大国认为自己语言自足，其中不少国家通过语言规划推行单语制，致使单语制成为大国普遍存在的流行病。国家和社会对语言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例如社会语言问题处理不当、语言关系协调不好、语言权利保障缺失、语言地位确定不妥、语言政策缺乏力度、语言规划不周等均可能引发语言安全问题（陈章太，2009）。

　　语言规划影响人们日常语言生活，语言政策既可能维护一个群体的利益，也可能损害其主导地位，带来不安全感。以北高加索地区为例，作为官方语言的俄语占有特殊的地位，既是国家通用语言又是民族间的沟通工具。大部分人使用俄语，但只有半数人的母语是俄语。一些俄罗斯化反对者认为俄语在北高加索地区的霸主地位不但带来语言和交流上的不平等，还造成了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和不安全感，因此应当推行语言文化的多元化政策（Lazarev&Pravikova，2005）。精英阶层采取的政策维护其精英地位，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则可能采取语言保护或语言推广措施，以显示其反支配的态度。社会群体的忠诚度表现在语言态度上，不当的语言政策或规划有可能影响社会群体的忠诚度。保护国族身份和民族身份是制定语言政策的重要理据（Ager，1996），任何语言政策和规划应以不损害国家和民族统一为前提。

　　日常语言生活产生的不安全感一般来自人们日常语言生活的切身体会。在多语环境下，标准语（体）往往隐含更高的社会地位，非标准语使用者易于产生语言不安和焦虑。例如，纽约的多米尼加人把自己使用的语言称为乡下人的语言，而其他方言在其眼中只是不同的方言而已（Bullock&Toribio，2008）。又如，西班牙巴塞罗纳的学校传授加泰罗尼亚标准语，媒体也大量使用该标准语，但是使用者因为没有掌握好标准语而感到语言上的不安。同样，没有掌握加泰罗尼亚语的西班牙母语者也有语言不安全感；而双语达到本族语水平者没有这种感觉（Boix-Fuster&Sanz，2008）。这似乎标明，从小开始双语教学、培养本族语水平的双语者有利于减少语言带来的不安全感。

　　语言是民族或国族身份的象征。一方面，掌握标准语有利于构建民族或国族身份，消除因语言差异带来的不安，保障社会稳定和安全；另一方面，掌握传统母语为国家保留了有用的语言资源。20世纪90年代的西欧国家也许从欧洲的小语种国家得到启示，意识到儿童习得至少两门语言的重要性；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和欧洲安全，学校教育必须教授具有地缘政治意义的语言，对外推广欧盟成员国的语言和文化（Phillipson，2003），《地区与小族语言欧洲宪章》及《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应运而生，以图保护小族语言、鼓励双语教学等。

　　四 结语

　　9·11事件为美国的外语能力敲响了警钟，西方世界终于认识到自己语言一家独大带来的致命弱点。虽然有人批评外语教育政策和外语界之间存在一些制约外语教育成功的因素，如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往往是马后炮，各阶段的外语教育出现断裂现象，外语教育界只是政策的应声虫而没有起到引领作用（Maxwell，2003），但是西方国家为弥补外语能力不足所做的努力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中国是一个外语学习大国，但是国家能够开设的语种约50～60种，经常使用的只有10余种，外语运用能力还很有限，与国家走出去的战略很不相称（李宇明，2010）。我们应该认识到国家外语能力的重要性，认真反思和研究现行语言规划及语言教育（包括外语教育）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既要确定关键外语的数量和语种，又要努力提高外语教学质量。传统外语教学理念谬种流传，教学方法耗时低效，教材编写理念陈旧，很难将学习者提高到目标语的本族人水平，造成高端外语人才奇缺。因此，我们有必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1）对语言学习规律进行科学系统的研究，并据此更新教学理念，改进教学方法，提高外语教学质量；2）从理论和教学角度充分研究跨境语言，利用家庭语言环境为边境少数民族习得小语种创造良好的条件，开发利用语言（尤其是跨境语言）小族的语言技能；3）加大留学支持力度，培养和储备高端人才；4）保护好尚无语言学研究的小族语言资源。


来源：《语言文字应用》(京)2011年4期 作者：戴曼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