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张力：跳水池下的音乐厅和闹市区长满野草的园子

蒹葭

来源：澎湃新闻网 作者：陈丹燕

上海的张力：跳水池下的音乐厅和闹市区长满野草的园子

在文明漫长的农业国家，上海是个年轻的异种，身世动荡不宁。在上海相比西安有限的记忆中，冲突总是贯穿始终，文明的冲突，梦想的冲突，不同街区风格之间的冲突到剧烈时，不同街区的人愤然拒绝承认另一面上海的存在。因为不能否认自己是上海人，所以这时他们就否认别人是上海人。

是的，上海居民也是出奇的混杂，人群之中口味的冲突，气味的冲突，一代人与另下一代人的冲突，老移民与新移民的冲突，男人与女人的，男人之间的，女人之间的，孩子之间的，老人之间的，甚至一个人的多个念头在自己心中的冲突。常常能在拥挤喧闹的街上突然劈面见到一个人，满脸默然，眼神却激烈，独自走着，整个人好像罩在一个大肥皂泡里一样奇特，那个人大多是在内心的交锋中。

冲突大多不是以白刃相见，而是交织逶迤，一路前行，就像黄昏时分上海主要街道上呈现的混乱。红绿灯和交通警察在那时是人生最终愿景般的存在。然后，花明柳暗地，在某个岔路口一拐，冲突开始交融，好像化学反应那样，有了适当的温度和时间，新物质就会形成。所以，我所看到的冲突，大多是化学性的，不是物理性的。

冲突的事实与景象是上海最基本的现实，我想自己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最终适应了它杂乱但乐观的面容，因此在我看来，在上海短暂的二百年中，是层出不穷的冲突造就了它个性中那些独一无二的部分，使它有了张力。我以为上海是依靠这样神奇的张力，才在精神上得以丰满。

1970-2014，蓝色马赛克与巴赫

复兴中路是历史风貌保护区，一切努力维护着原来的样子。只是翻修一新的老房子有些扎眼，翻修一新的老房子好像农村老妇穿了一身浆过的新衣，好像个假人。这是被翻新的老街区大多遇到的问题，即使欧洲各国也是这样，所以许多怀旧的人打起背包，去了东欧各国旅行。复兴中路上，树影斑驳的街道比原先齐整些，显得富裕了。不远处音乐学院教学楼里传来学生练声的歌声，还与以前一样，年轻的歌声像小号般嘹亮。有人在中午时分的阳光里，无声地骑着脚踏车路过一棵棵悬铃木。温暖春阳下，新康花园里的玉兰树开花了，硕大的白花直接开在淡褐色的枝干上，仍旧是如梦幻般的冲突。

黑石公寓对面，在上海跳水池的原址上出现了平扁的大房子。也许它的简单安静，没破坏我对那里的印象，我向它走过去，少年时代关于跳水池的记忆散漫地浮上来。那总是夏天，清波荡漾的游泳池里有此起彼伏的人声，还有高高在上的救生员时不时发出的哨声，“毕”的一声，是为警告在水里打闹的半大男孩子。游泳池四周有高大的绿树，树后三层楼的新式里弄房子，那里应该就是上方花园。然后，空气里就能闻到消毒水气味了，那是七十年代公共游泳池特有的气味。现在已经不用这么剧烈的消毒水了。

现在跳水池不见了，地面微微隆起一些平扁的大房子，现在是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奏厅。大概少年时代觉得跳水池的公共更衣间也是这样广大的吧，所以走到大厅里，也没感到特别吃惊。大厅里新煮咖啡的浓烈香气代替了消毒水气味。

正是午后，售票处关闭了。那时跳水池的售票窗口总是开着的，要是这一场满了，就买下一场。付一角多钱，窗口里就会拍出来一把吊着蓝色塑料圆牌的更衣箱钥匙，就绪。空荡荡的大理石地面倒映着许多支离破碎的阳光，灯光，与少年时代对跳水池里水波上滑动的阳光相仿。我生活在一个巨变的时代，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上海城区的变化，比太平洋战争中被轰炸后的变化更剧烈，所以我习惯了变化，也并不十分触动。只是觉得这个建筑做得精良，由淡黄色木头结构建构起来的大厅和天棚，以及座椅和地板有种由衷的亲和力。直到那时，我还是以为那股亲切来自细木条林立的建筑，来自日本设计师的东方风格，甚至来自这个熟悉的地理位置。

大厅里依旧视野不错，能看到新康花园的绿色公寓房子和上方花园的浅色新里房子。我上大学以后就不在这里游泳，但这里周遭似乎没有变化，甚至树也没长。如今音乐厅大堂里安静却活泼的气氛，与少年时代从更衣室出来，走向蓝色的游泳池的心情似乎也有种一致，那是有所期待的愉快。大厅的地面亮得实在耀眼，与当年远远望见倒映着夏日晴空的游泳池几乎一样。如今的地面倒映着顶上人造的天，里面嵌满了星星。

从前在夏天，我也总是午后与同学结伴来游泳。我记得路过一家红卫饮食店，橱窗里摆放着冷面和冷馄饨。路过一家烟纸店，白色铁壳冰箱上棒冰四分一支，雪糕八分一支，大雪糕一角二分一支，紫雪糕两角二分一块。回家时候红着眼睛，因为防沙眼和红眼病的眼药水很辣。湿头发在肩上滴滴答答，湿游泳衣在网兜里滴滴答答。现在也是一个午后，音乐厅没有排练，所以我得以独自在里面待上一小时。

音乐厅里寂静无声，朱晓玫就在这里演奏巴赫。她用的钢琴已经搬走了，舞台上空荡荡的。

我在舞台中央席地坐下，四周的寂静压迫了耳朵，就像游泳池里的水压迫耳朵一样，轻微的嗡嗡声。这里已是十六米左右的地下，正在当年跳水池深水区的下方。我在跳水池的深水区学会扎猛子。我记得，必须努力跳起，然后双臂伸直，笔直向下。一旦犹豫，不敢大头朝下，一个猛子扎进水里，身体就会平平地拍向水面。小孩子们管这种姿势叫“吃大板”，身体会被水拍得很疼，肉身拍水发出的响声也很丢人。

我还记得跳入水底时的所见，混浊的水里能见到池底的蓝色马赛克，那里并不干净。

我只是怎么也没想到，透过整个深水区的池底，如今我隔着少年时代的游泳池，打扮好了，坐在精良的音乐厅里听音乐。我怎么也想不到，原来游泳池下会有一个音乐厅。

朱晓玫在台上弹巴赫时很沉静，坐得很稳，肩膀松弛，好像在家里练琴，没有表演的架势。她朴素的琴声让我想起少年时代听到过的黄昏琴声，“文化大革命”后期，少年们学乐器渐成风气。劫后余生的社会，年轻人能找到什么乐器，就学什么乐器，那时拜老师也不困难，老师总是免费教琴。用竹尺在白报纸上画上五线谱，从老师家揉得边角发毛的旧琴谱上抄下谱子来，就开始练习。大家只知道弹的是练习曲，很少有人意识到那就是巴赫的曲子，那时大家叫它巴哈练习曲。如代数题般均衡规律的音乐在乱世的暮色中，轻轻笼罩着惊恐过后狼藉的街道与家庭，那种偷安的美现在早已不见，但在朱晓玫的巴赫中再现。演奏之余，她也提及“文化大革命”，提到那个时代与她的巴赫之间的关系，还有她那些勇敢但不幸的琴老师们。在空荡荡的舞台上我找了一下自己的座椅，我认识它，它在楼座上，好像一条小船。

那天在音乐中那些不断仰头向上的观众，他们是不是也曾是跳水池的常客，也在那里学会了游泳。他们忍不住抬头望，是不是也以为能望见自己少年时代大而无肉的双脚，它们正被水泡得发白，起了皱？我在人群中一一寻找着他们，他花白了头发，她是胖胖的中年妇人，他和她穿着朴素的衣服，不像现在的年轻人来听音乐会，喜欢隆重的打扮，在禁锢时代长大的人怎么也不大习惯穿得隆重，他们习惯在肢体上表示出自己的隆重，那是端正肩膀，一动不动，陷入了心灵世界那样的忘我。他们是当年学游泳的少年吗？

我在舞台上躺下，闻到木头地板温暖干燥的气味，当音乐厅里没有旁人时，它散发出一种优雅的木头气味，精良的，自然的，温暖心灵的木头气味，与你突然打开钢琴盖板，或者将鼻子凑近小提琴肚子上那个共鸣箱口闻到的气味一致。那是木头最美好的气味，也是音乐最美好的气味。我摊平四肢，好像浮在水面上那样，感到自己浸泡在音乐的气味中。当年我在跳水池学会了一些水上的小游戏，比如团起身体抱“小皮球”，人就在水面上漂起来，这是联系水下憋气时用的。还有就是装死人，仰面躺平，鼓起肚子，慢慢身体就会浮起来，随波逐流，这也是一种仰泳前的练习。我就是在那个游泳池里听说，人被淹死后，在水上女人都是向上仰面的，男人都是向下匍匐的。我想起这些以为自己早已忘记了的往事。

音乐厅的天花板上交织着宽条的木片，看上去好像古老的手工编织，其实是为了声音均匀地落下，每个木条都有讲究。在这个看着复旧做工精良的天花板之上，我望见了少年时代夏天阳光刺眼的天空，听到的，是躲在大树叶子下知了震耳欲聋的叫声。如今是一团寂静中朱晓玫演奏的的巴赫。她的下半生都远离中国，但她仍旧漂洋过海回来，在这里弹奏巴赫。当她归来时，知了的叫声在街道上渐渐微弱，作为一个都市的物种，它似乎消失了。但朱晓玫的琴声却在深深的地下响起。过了这么多年，我才体会到上海是这样生生流转不息的。

以短暂的生命来感受漫长无尽的时间带来的各种变化，这是很珍贵的感受。我一直以为这种丰富的历史感受要在西安陵墓这样古老的地方才能获得，但实际上，这种感受，我是在这间下午时分空旷无人的新剧场里获得的。

一座城市是这样，因为个体记忆的留存和地理的错位渐渐积累了富有戏剧性的诗意。大家都说一栋老房子会有新房子无法比拟的魅力，但有时候，在同一块地理位置上的错位，也可以格外凸显出时光的构成。

1926-2000,耶稣会圣母院与黑色墓碑

我写《1993年大拆屋》时，街上成堆的建筑垃圾和路边总是翻修到一半房子，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的标准风景。我最记得那些正在翻修的房子，应该说它们都是百里挑一的好房子，工人们忙碌着拆除房子上的违章搭建，加固摇摇欲坠的阳台，清洗外墙上几十年的积尘。隔着毛竹搭起来的脚手架看它们，就好像一张女人的脸，上面留着撕到一半的面膜。修到一半的房子，特别是外墙粉刷到一半的房子，总有种狼狈而惊愕的表情，那个表情极像面膜卸到一半被人撞见的女人。这样的标准风景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末。

那时的一个暮春，我偶尔路过徐家汇。见到从来都紧闭门窗的圣母院竟然大门洞开。那里是法国耶稣会修女的静修院，1955年关闭后一向与世隔绝。所以满是尘土的褪色大门一旦敞开，倒像徐家汇的街道上突然被撞破了一个大洞。

小时候我们班上的小孩来这里参观过万婴墓。我这一代人中，许多人从小害怕修女，教堂和神父，以为他们背地里都喜欢吃小孩的眼睛，咬碎小孩眼乌珠时，好像咬碎一粒鱼肝油，啪嗒一声响，舌头上都是腥味道。路过圣母院时，女孩子们都紧紧挤在一起，全身的鸡皮疙瘩。这时，从涂满黑色柏油又落满细尘的竹篱笆后，寂静中隐约传来修女们唱赞美诗的声音。女孩子们被细小而单调的歌声惊吓到，像一群鸟一样尖叫着，向四下逃开。那时我很小，但因为曾经吓得要死，所以一直记得它。

走进修女院的院落，我看见倒伏在地的竹篱笆，心又砰砰地跳了起来。然后看到褐色木门上，钉着块小木牌，上面写着“谢绝访客”，那字写得端庄谦卑，是五十年以前的笔迹。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运动以后，中国毛笔字里这种清秀恭敬已经永远消散了。

直到走进宽大的走廊里，直到从修女们的小图书馆窗前，看到那道涂了黑柏油的篱笆的另一面，我还不能相信自己真的走进修女院来了，直到我看到宿舍木门上贴着的耶稣像。修女们宿舍门上的画片里，耶稣是异常清秀温存的青年男子，面容里丝毫没有男人脸上不自觉流露的雄性，更有一双温柔抚慰的大眼睛，深深注视着面前人。我在翡冷翠乡间的小教堂里也见到过类似的耶稣像，那时只觉得意大利人可爱。可在这老修女宿舍的门上再见，却突然被触动。修女们在五十年代圣母院关闭时发愿再不出户，直至老死。原来四十年里，是这样的耶稣陪伴她们。

推开房门，里面已经搬空了。徐家汇渐成闹市，于是，修女们搬离，教会将修女院租借给了商家。商家的工程队还未进入，我才得以走进来窥视。

房间里很暗，因为关着木头百叶窗。那木头百叶窗早已腐朽，几乎散架，所以只能关着，靠窗框的力量维持它们不散架。

这里那里，四周还残留着老女人身体上干燥的气息和处女的洁净与单调，修女们离开时，大多八九十岁了，最年轻的，也已经七十多岁。待我眼睛适应了昏暗，我看到墙上的涂料已褪尽了，裸露出涂料下面的水泥。水泥也龟裂出无数细小的裂缝了，让人想起满是皱纹的手背。天花板也是深灰色的，从那里高高吊下来一节灰白色的电线，连接着赤裸的灯泡。老修女们在自己床头贴了更多耶稣和圣母的画片，画像上的圣子和圣母，都有比拉斐尔笔下甜美得多的眼神。那不是艺术中永恒的神圣，而是人间轻抚人心的甘甜，它们更像年画。如今单人木床搬走了，留在床头墙上的旧画片，因此显得寥落。听说当时老修女们搬家，驻上海的法国领事馆和意大利领事馆的职员们，都开着外交牌照的车来帮忙搬家。

修女宿舍的尽头是小礼拜堂。在空无一物的小礼拜堂里，有种多年修女们祈祷遗留的温存气氛。我竭力回忆小时候听到过的歌声。她们是在这里唱的吗？如今，我依稀能感受到修女们的歌声，它像回忆中的某种精神性的物质，你能感受，但无法触摸，也无法形容。我那时突然想，也许当年女孩子们尖叫着四下逃散，并不是真的害怕，而是感到了歌声的诱惑。

过了几个月，我再去修女院，已不得不沿着门口一大堆沾满建筑灰尘的电线走进去，整修开始了。上次教会派来看大门的老教友，此刻已被满面尘灰的老装修工代替。就像当年老教友一定要我得到教会的许可，才能参观搬空的修女院一样，工人也一定要我得到东家的许可，才可在工地走动。于是，我见到了修女院的新东家，恒寿堂餐馆的老板。他是个谨慎的男人，问了许多问题，直至他看到我工作证上的名字，确定我写过《上海的风花雪月》，才起身，握手，亲自陪我去工地参观，并建议我在觉得合适的时候一定也写点这个房子的历史，并向我保证他不会破坏这栋房子，只会将它小心复原，使它更好看。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特地带我去了原先的小图书馆。这栋房子里所有的百叶窗都集中在这里，由专门的工人修复。他点给我看绿色百叶窗上的贴条，小贴条上注明了每扇窗是从哪里拆下来的。

“也许我可以在原先的会客间里做一个小博物馆，展出这房子的原貌和历史。我收集了一些实物，还到档案馆去买了些照片回来。我知道老房子的价值。今后客人们等座时，就可以先到小博物馆来看看。”他说，“小博物馆还可以出售老东西，要是客人觉得好，随手就能买回家去。这也算是一种传承。”

“你还可以做些明信片。”我提议，“我读过一本台湾出版的书，名字叫一栋老房子的生命史，你也可以做这样的事。”其实，是我自己想为这栋房子做这件事。这栋房子将要巨变，那些墙上的耶稣像将消失在餐馆包间平整的墙上，那个气氛温柔的小教堂将成为一间高级宴会厅。这栋老房子的生命史，如乱世中的人生一样充满转折，无法料想。

“明信片，是的。”他点头同意，又突然笑了，“想想看，邮局里到处都是我们餐馆的明信片，在邮差手里传来传去。”

他带我经过走廊，去了后院。涂了黑色柏油的竹篱笆已经不见了。

我这是第一次来到修女的园子里。那里有一个小小的玻璃暖房，里面种着瘦小的玫瑰树。在一个角落里，我看到一块倒在地上的黑色大理石碑。然后，我认出来，它就是我小时候见到过的万婴碑。整个童年时代，令我印象最深的旧上海，一是外滩的洋行大楼，二就是这块黑色墓碑。在我记忆昏暗的深处浮起小女孩们穿透树阴的尖叫声。它们如同关节那样，将这栋房子的过去和将来连接在一起，并让两者转动自如。

他说，他知道怎么小心修复所有的百叶窗，清洗当年所有从欧洲定制的，带有蓝色拜占庭式十字架的地砖，但不知道该怎么处置这块墓碑。

“你可记得小学生们的忆苦思甜教育？整个年级排好队，来参观育婴堂。”他问我。

是的。所以我说：“大概你可以将它放在花园里，再做一块碑，放在它前面，来说明它。”

他看看我，以为我在说反话，但我却真没有，它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我们经历过的历史，女孩子们的尖叫声。万婴墓可以存疑，但当年孩子们怀着有人吃小孩眼珠子的恐惧来参观万婴墓地，却是一代上海小孩子的记忆。这种对圣母院冲突的记忆，使对这栋建筑的理解有了厚度。所以在我看来，它与这栋修道院建筑是一样值得保护的。

又过了几个月，我再次去修女院，那里已是上海老站餐馆了。当年修女们用的大厨房，现在是餐馆的厨房。跑菜的男孩们在那里穿梭不停。餐馆经营的是改良的上海菜。与他规划中的一样，走廊里当年的瓷砖都还在，而且已经擦洗一新。百叶窗都回到原来的位置，而且可以轻松地开关，小教堂保留了墙上原先的玫瑰花图案，但现在只是装饰了。

我在二楼的包房里吃晚饭，那里原来是修女们的宿舍。房间的墙上很干净，门上也很干净，用的是当年上海的西式建筑流行的深褐色。从前用水泥封死的壁炉修复了，长着甜美眼睛的耶稣和圣母当然不见了。

餐桌四周有异乎寻常的沉静。我们房间的侍应生是个面容端庄的小姐，穿着服帖的黑色唐装，她静静地为我们布菜，换碗碟。灯光明亮，是像水银一般沉甸甸的明亮。问起来，她说不知道这里曾经是怎样的房子，也不知道为什么老板不让她打开百叶窗，不让外面徐家汇的霓虹灯光轻易照进来。最后上甜品，一道桂花糯米小圆子，她才轻轻说了句：“难怪这房子白天都阴森森的，让人怪不舒服。”

大家聊天之际，我离开房间下楼，去到院子里。整修过的园子铺着草坪，种着鲜花，当时我看见黑色墓碑的地方，现在安置着一列老式火车车厢，据说是俄罗斯早年建造的慈禧专列。从此，我再也没见到黑色墓碑了。

1962-2015，狗尾巴草与小青菜

1992年初夏，我是被谁带去徐元章家的，已经忘记了。不过我记得他家满园子疯长的野草，园子里的一株玫瑰却开得很瘦小，水红色的，好像发育不良的瘦小孩。

有人叫他：元章，元章。一条身条细长的狗从平厅里箭一样地窜过去找他，这是一条好管闲事的杂交了的牧羊犬。

他从园子深处高高的狗尾草丛里站起身来，难为情似地扎着一双手，手套很大，胳膊却细，好像稻草人。我记得他路过一个旧篮球架，网破得无影无踪的旧篮球架。园子里只留下了一个篮球架。他很瘦小，穿着白寥寥的拉链衫，有点神经质。

走近了，他笑着招呼我。然后不等别人说话，他就急急拉下手套，伸出瘦小单薄的手掌给我看，“陈小姐呀，这可是少爷的手呀，倒要做园丁的活，哪能做得好呢！”他的手指甲里黑糊糊的，是画油画时留下的颜料。

他和我们一起转过头去看他家的花园，这应该是市中心最大一处保留到1990年代的私家花园了吧，靠墙种了一排冬青树，连这些冬青树都长久没修剪了，长得厚厚的，好像男孩子头上好久没整理的头发。他爱怜地，哀怨地望向园子，好像寡妇望着自己的遗腹子。“现在上海市区哪里还找得到这样的私家花园呀。按理说，雇一个专职园丁都嫌不够呢。现在就靠着我一个人除野草。”

他开始说姨妈们想要卖掉这个花园的事。好像我走进这个花园的那天，亲戚想要卖掉花园变现的想法就已经困扰他了。“要我离开这个花园，我就没活路了。我哪里能到社会上去住。”他那时就这样说。“没有这个花园，我就死了。”

那时我就知道他的身世了，他虽然从小在这个花园里长大，但始终是他爸爸带着他们兄弟二人借住在母亲娘家的房子里。母亲是正牌的周家小姐，但借着去香港奔丧的由子离开上海后，就再也没回来过，也再也没与他们父子联系过。似乎也是负气出去的，恩断义绝了。他最爱这个园子，却是亲戚里最没权利主张园子去留问题的。他的身份说到底，就是一个借住于此的外姓亲戚，不姓周。

他将园子里破旧了的平厅收拾出来做了画室，他的小画展也办在平厅里。他礼遇我们，所以开了嵌在天花板吊顶里的霓虹灯给我们看，说是原装的德国霓虹灯管，直到他收拾这里做画室的时候，才发现那些四十年代的霓虹灯都还能用。

“德国货是什么质量！”他说。他开了一下，连忙就关上，怕用坏了。“屋顶上那些瓦都是外国货，裂了就再也配不到了。”他又说。

我去徐元章家，就是为了看他画的旧房子，水彩画，英国式。他在家里为附近领事馆的外国人办了个画展，卖出去一些画。他的画有修养，有情调，但技巧与内涵都不够，有股散漫的公子哥儿的气质。他只画上海洋房，说是写生，但入画的全都是美好的园子和阳光灿烂中的洋房，草坪上开着一团团的蔷薇，或者绣球，从未有过一根狗尾巴草。

徐元章是个客气的人，留我们喝了咖啡。盛咖啡的玻璃杯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出产的拉花玻璃杯，很薄，滚烫的一杯握不住。他也对杯子不满意，让我们对付着用，“按照道理这是不可以的呀。”他指出。

乘我们喝咖啡，他到旁边的厢房里去为我们选择了一盘他自己编辑过的咖啡音乐，里面有他最喜欢的欧洲大战后乐队演奏的轻音乐。他尤其中意一个德国乐队，它处理乐曲特别抒情，特别是那把瓮声瓮气的小提琴。音乐从吊在天花板的两个小音箱和立在屋角的两个大音箱里响起，回荡在充满草木气息的画室里。他从厢房的移门后踏着一组华尔兹舞步旋转出来，殷切地观察我的反应。“味道浓哇？”他是想要镇定一点的，但到底忍不住。

对音乐的兴趣和口味，来自他小时候在无线电里听到的美军太平洋电台里播放的音乐。“连美军电台停止播音的那天我都记得清楚。那时我正好在外婆家，就是这里。无线电里的频道里突然什么也听不到了。”他脸上的表情，就像被人劈面踩了一脚，那时他还是个幼童。

他说的都是旧事，都是旧时代的事，这是一个靠只言片语，道听途说与丰富想象活在他并不属于的时代的人。七十年代对他这样的人，上海有个特殊的称谓，叫他们老克勒。

在上海的七十年代悄悄诞生了这样一群人，所谓老克勒。他们为人客气文雅，从不轻易伤害别人，但人们却会轻易就看不起他们对浪漫生活的追求，看不起他们誓做旧时代寄生虫的心愿。人们觉得他们这样想，免不了虚荣和软弱，更像破落户。他们喜欢所有洋物，但却大多没有好英文，当然也没有好法文和德文。他们读一本司汤达，一本奥斯汀，然后谈论英国乡村四步舞，所以他们喜欢的并非是西方文明，而是西方情调。他们苦苦追求个性自由，这种自由与生活方式关系密切，与政治倾向关系不大，他们不去想这么严肃的事。相对知识分子追求思想自由，他们只是追求可以体面地吃上一顿像样西餐的自由，能自由选择一支流行乐曲，无所顾忌地穿上与众不同的衣裙，找到一处好像西方太平世界的背景，摆好战后那些好莱坞电影里的明星姿势，好好照一组照片，假装在外国。

他们大多数人并非没有阅历，但都缺少在严酷环境下出人头地的勇气和耐力，他们总是步步后退，直到脱离单位，回到家庭，所以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获得自己憧憬的生活的能力，尤其不会挣钱，不懂竞争，却敏感脆弱。因此，上海老克勒的黄金时代其实是尼克松访华之后的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那是禁锢时代与物质时代的空隙。当物质时代真的到来，国门真的开放，他们却越活越窝囊，渐渐不合时宜。这时他们真正的落魄了。

这是我所认识的上海老克勒。

徐元章在我心目中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自诩周家少爷，也是街道工场的一名临时工。

直到上海再次苏醒，追寻自己城市的过去成为走向未来的底气，上海的过去成为时髦的话题。一些乱赶时髦的老男人会穿鑲拼系带皮鞋，拿个烟斗吸烟丝，衬衣领子里衬一块小方丝巾，统统自称为老克勒。以他们的赶时髦替代了七十年代那些人在生活态度里微小温和而坚持不懈的旧时代趣味。另一些人则忍无可忍地宣称，在上海老男人里，只有上过工部局小学的人才够资格自称家世与教育具佳的老克勒，或者在1949年5月前真的进过上海舞场的人才够资格自称为老克勒，其余的人非请莫入。时至如今，老克勒成了一种可悬挂的勋章，一种与今天暴发户相异的有钱人的象征。但却变味。

徐元章一直在原地，守着园子，春天与不所不在的狗尾巴草做殊死搏斗，秋天烧掉落叶，为园子的土地施草木灰，冬天办一些午后交谊舞会。来舞会的都是老朋友，来时多少留下些碎钱，帮着负担电费和咖啡钱。有时舞会后大家兴致未尽，也一起去小餐馆聚餐。各人付账，有时他们说上海话：劈硬柴。有时他们说英语：go dutch。

从我认识徐元章那年起，到此后的许多许多年，时代变了又变，他却没有，连他每次见面所说的话也都没变，咖啡音乐，平厅画展，园子被亲戚卖掉，自身价值和家园全然崩溃，无有容身之处的恐惧，他渐渐活成了一具木乃伊。有时他也会说到世事之变，脸上就有一点坚毅的样子，他说穷人变富不像样，富人变穷不走样。

似乎又过了许多年，关于卖掉园子的传言终于成为现实。徐元章也终于接受了位于莘庄的新房子，据说还是收购方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给他的安身之处，他悄悄地搬离，与大多数因为园子认识他的人断了联系。然后，辗转传来他去世的消息。果然如他所说，他离开园子是活不下去的。周家园子的新主人据说要好好打造这个花园为市中心的高级会所，这我非常相信，只不过再豪华的会所，也就是豪华了再豪华，直至乏到人仰马翻。在我心目中，徐元章不在了，上海的老克勒也就因为他的谢幕而退场了。他一直是个化外无用之人，谁也不知道他的去世却算得上是个句号：一小部分被命名为老克勒的人群潜入上海地方史。

2015年初春的中午，差不多十年过去了，我路过他家园子的时候，发现朝向马路的这一面，密密地被木板墙挡住了。墙上印着一个绿意葱茏，照料良好的花园。原来的旧黑铁门也换了。透过木板墙之间的缝隙，能看到一点点里面的园子，令人惊异的是，园子过了这么多年，非但没修缮一新，成为旧上海的缅怀之地，反而比徐元章在的时候更荒了，原先早已退化的草皮竟然不见了，原来满地摇曳的狗尾巴草也不见了，徐元章当年苦苦维护不至于荒芜的花园草坪并未由于新贵资本的注入幡然一新，如今园子里一陇陇的，种的都是绿汪汪小青菜和鸡毛菜。

挡着的木头墙太高，我看不到平厅如今的模样。我总是记得他穿着白寥寥的一件咔叽布拉链衫，随着美军太平洋电台里播放过的轻音乐，双臂夹在肋间，拘谨又抒情地摇晃着上身，随音乐摇摆的样子。在他身后，是狗尾巴草四处摇曳的园子。园子旁边的宝庆路上，电车站时不时就传来15路电车进站时发出的锐利刹车声。它们似乎有某种象征意义，一直发出浑然不知狗尾巴草和鸡毛菜之间的谜语的尖利声音，然后离开站点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