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文明古国，正在不间断的竞争和合作中昂头前进

郑瑟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和印度两国的经济总量或许还不相上下，但伴随着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远远超过印度。眼下，当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的关键时期，作为另一个极具活力的新兴经济体，印度经济却看起来却展现出异军突起的态势。于是乎，一些一向热衷炒作“中印竞争”的西方媒体再次打出类似“‘印度龟’将超越‘中国兔’”的论调。

　　客观来看，现如今印度经济的成绩单虽然靓丽，但只能说带有“后来”特征，还够不上“居上”的水平。由于经济总量上存在差异，中国经济每增长1%带来的增量大体相当于印度经济增长5%带来的增量。不过，现如今中国经济的减速已成为“新常态”，而印度经济加速增长则成为“新趋势”。如果“新常态”与“新趋势”长时间并行，印度经济相对中国来说“后来居上”也并非没有可能。想当初，我们也不敢想象有朝一日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对印度经济走向的研判恐怕也需要更为动态一些。

　　尽管印度经济很有起色，我们也无需过度担忧。现阶段，印度经济总量大体上只有中国的大约五分之一，其中，两成的差距与中印两国的人口差距相对应，而从另外八成的差距则源于中印两国人均产出水平的不同。近期，印度经济虽然发展比较快，但内在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不仅贸易逆差越来越大，而且通货膨胀水平也居高不下。在这种情况下，印度要保持经济加速发展的可持续性并不容易。事实上，如果有朝一日印度经济真的能够与中国并驾齐驱，对我们来说也不一定是坏事，到那时或将会看到更多的机会溢出。

　　面对印度经济的崛起，同样力求发展经济的我们应该正确看待。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和印度同为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经济体，印度经济加快成长不可能不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我们希望印度经济崛起能给中国带来更多的机遇，但也要看到，中印两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替代性。站在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再调整的高度看，当前国际产业转移的雁型模式并没有完全过时，中国在前些年一直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跨国转移接力进程中的“接棒者”，而目前来看，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到了要“交棒者”时刻。综合各方面的条件，印度无疑是下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跨国转移最理想的“接棒”者。

　　尽管印度经济崛起对中国而言不乏竞争的成分，但更要看到，一个更大经济体量的印度也会给中国带来更大的商业空间。固然，伴随着莫迪政府上台后积极推进“印度制造”，印度制造业客观上会强化与中国同行“抢饭碗”的能力，但换一个角度看，与一个拥有强大制造业的国家进行合作，中国制造业会寻找到更大的优势互补空间，特别是在非传统制造业方面的合作机会更多。若真能在非传统制造业上对接成功，那幺，即使中印两国同行存在竞争，也不会仅仅限于“抢饭碗”，而是“抢饭盆”、“抢饭锅”。为了芝麻大的利益争得你死我活，对于中印两国制造业都不是明智之举。

　　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制造业寻求与印度同行在非传统领域发展互利合作要突出重点，体现优势，要结合中国的产升级拓展更多新的发展空间。相对而言，印度的基础设施条件相对滞后，在不远的将来恐怕会构成印度经济发展的掣肘。与之相对应，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世界上很有影响力。目前，中国的铁路建设水平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特别是中国建设的高铁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成功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印两国至少在铁路建设领域能够找到更多合作机会。据了解，目前两国正在谋求重载运输、火车提速、车站发展及能力建设等方面展开合作。

　　近一段时间，中国外贸形势不乐观，但中印两国之间的贸易却较为活跃。就中印两国的未来合作前景而言，贸易空间看起来很诱人，中印两国在投资、服务贸易、承包工程、技术合作等其他领域也不会无所作为。在整个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中印两国相关产业间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中印两国贸易能够逆大势增长这个事实本身就释放着强烈的信号，这就是在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中印两国间存在着更大的合作空间有待利用。如何将这种合作空间用好用足，则应当是中印两国在未来发展过程中相伴而行的主基调。

　　中印两国在很长时期里都会继续是一个以内向为主的国家，因为繁重的国内挑战会吸引两国的主要精力，内部问题会决定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印度在很多方面仍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2012年的大面积停电事件，近期频发的对女性的性侵丑闻，都在表明印度远不像本国政治家宣传的那样光芒闪耀。这也决定了努力取得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成就，回应本国国民的期待，才是莫迪最重要的关注点。他也因此不会挑起与邻国的对抗，而内部挑战重重的中国也不会从与印度为敌中得到利益。

　　近年来，中印度(Chindia)的说法已在国际媒体中逐渐流行，但这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种远景，与两国关系的现状不符。中印两国有巨大的障碍需要越过，既要在政治上建立友好互信，也要让经贸联系发展到与两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相匹配的水平。中印两国有着多层次的交流机制，除了双边关系外，也开始通过金砖国家等平台加强合作。金砖银行的设立就代表着两国都有意愿打破当前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格局，这种多层级的合作机制将进一步加强。

　　很多人都知道印度国父尼赫鲁的雄心壮志——印度“要幺做有声有色的大国，要幺销声匿迹”，这句话出自他所着的《印度的发现》。但仔细阅读该书的话，会发现，书中充满了对印中友好的憧憬。这也许说明，印度从一开始，就把构建与中国的友好合作，看成是与它自身的复兴并行不悖的目标，而这恰好也是中国的心态。中国引领下的“一带一路”希望将中印关係发展为“龙象之舞”，而非“龙象之争”，可能性是存在的。

　　如前所述，印度人口结构优势并没有形成经济发展的红利。发展程度上，中国的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而印度只有3203美元，还没有达到中等收入国家5000美元的底线;效率方面，中国每个经济活跃人口2014年GDP为1.72万国际元，高于印度的0.99万国际元。教育方面，中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7.5年，而印度仅为4.4年;在各类教育的入学率上，特别是初等和中等教育，中国都领先印度。这意味印度不能提供足够技术熟练的工人对中国产业进行有效替代。

　　中国的人口红利来自于内地民众大规模迁移到生产力更高的沿海城市，人们转移到工资更高，更具生产力的工厂岗位而不是务农。印度却将国家视为一个大的内部群体的社会福利提供者，它通过农村就业保障计划鼓励农民继续种田，而不是通过扩大商业和就业机会来保持社会稳定，但它相对较低的人均收入能否支撑其在新兴国家中最为慷慨的福利计划令人质疑。

　　印度“碎片化”式的政坛使政党趋向于迎合选民而缺乏长远的规划。印度仍然是一个各邦具有独特身份，中央政府相对弱势的联邦。选民们越来越不寄希望于中央政府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而经济改革的动力越来越多地来自印度29个邦的首长，这加深了印度民主的随意性，把经济政策蜕变成了一种变化迅速的社会潮流。

　　印度的“世界办公室”与中国的“世界工厂”可以互为依託。印度的经常帐户赤字曾经也如同消费国美国一样超过GDP的4%以上，并不是因为它花起钱来大手大脚，而是印度目前的製造生产(出口)能力低于资源和设备消费(进口)能力。近来欧美经济缓慢復甦带来软件业需求的回升，大笔全球量化宽鬆资金从西方国家流入，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促成了印度经济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仍持续繁荣，但它仍需要进行结构性调整。

　　在发展的早期阶段，通过借鉴或照搬领先国家的技术和管理工具，新兴国家可以相对容易地缩小与富裕国家间的差距。但在达到某一点后，就需要开始依靠自身进行创新和发明。印度公共债务对GDP之比是70%，在发展中国家中处于最高水平，它已很难通过财政赤字投资拉动经济，而是希望更多转向消费与出口以促进增长。在这一基础上，印度作为商业和高科技外包的世界办公室，而中国作为世界製造业工厂，两国都拥有足够大的国内市场来为彼此提供需求，而“一带一路”战略显然为彼此提供了歷史性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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