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圆桌:中国外交如何从国家中心转向公民中心

蜚语

由察哈尔学会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共同主办的察哈尔圆桌：通往开放经济体系的“一带一路”，已于2016年初在北京举办。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学者，以及来自国内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建设参与者和记者30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此次会议围绕着学会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副教授赵可金的新作《“一带一路”：从愿景到行动》为蓝本，以通往开放经济体系的“一带一路”为主题，展开讨论。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副教授赵可金老师说，他从2009年开始思考中国的战略机遇期的问题，也就开始关注“丝绸之路”的问题。在赵可金老师看来，中国各级政府是以实践为指导的，更加关注于政策的有效性。因此，多年以来“摸着石头过河”是各级政府的主要工作方式，但是现在由于各地方的联系加强、中国与世界的同步，“顶层设计”应该更引起我们的重视。赵可金老师还说，以往的发展理论只解释了强者如何发展，即西方的理论;或者弱者如何发展，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但是强者与弱者如何共同发展则没有明确答案。他认为，“一带一路”正是链接两者的桥梁，最终形成一个开放型的经济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

外交学院教授陈志瑞教授说，讨论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国外交目标。我们需要确定政府、国家、公民之间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当前的“一带一路”倡议，特别需要公民自发的市场性的参与和投资。国家要做的是社会服务、制定规则，保护公民的市场行为。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尹继武说，外交为公民服务要考虑技术层次和战略层次的问题。从战略层面上来讲，只有我们把公民的利益作为外交的国家战略目标之一，我们才能做到从国家中心向公民中心转变。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加藤嘉一回顾了日本的外交从“国家中心”到“公民中心”的回顾。加藤说二战日本战败后，很多日本人对“国家”这两个字很警惕，很多日本人那时候不喜欢唱国歌、举国旗。最近中日关系发生了一些波折，而这些波折很多是由日本“政府”引起的。如果没有日本的公民和企业，没有日本的产品，他很难想象当今的中日关系会恶化到什么程度。而日本走出当年战败的阴影，依靠的就是从“国家中心”到“公民中心”的转型。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金相淳说，加藤嘉一的发言让他想起了日本与韩国两国在慰安妇问题上的协议与和解。他说，韩国很多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和推动，往往得到了日本民间人士的大力支援。他认为从“国家中心”到“公民中心”的转型，“公民”这一概念不应仅局限于一国，而是整个世界的公民。 北京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张涛说，公民外交需要我们普通民众，特别是大学生了解外交知识。这种知识的普及，也有助于解决我国外交队伍知识结构单一的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吕晓莉、北京大学出版社社科编辑室主任耿协峰、内蒙古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杨臣华向王逸舟老师提出了很多问题，包括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在“国家中心”到“公民中心”的转型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 王逸舟老师回应说，外交政策的“以人为本”不仅仅是政府要保护我国的海外公民和利益，还是我们每个公民可以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和责任。公民自己可以独立的参与到外交的大潮当中去，而不是去等着政府的“施舍”。

察哈尔学会学术秘书长兼高级研究员柯银斌说，“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理论支持。他也为赵可金老师提了三个问题：第一，行动哲学和复兴哲学是不是哲学?第二，“一带一路”是倡议还是战略?第三，“一带一路”是人类社会的共同事业，但中国学者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中国立场和中国特色，如何改进这种状况?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钟新说，一带一路实施难度很大，一方面在于我们对沿线国家的了解很少，另一方面也在于我们以往根本没有兴趣了解他们。甚至我们对关系很好的巴基斯坦都了解很少。因此，她认为我们更应该注意媒体的作用，把模糊的东西具体化。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张胜军说，现在中国在介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时，进入了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的区域，这也是最有活力的区域。“一带一路”成功与否不取决于环境，而取决于行为体，取决于行为体内在的动能。对于中国来说，再好的环境不如国内产业大军源源不断的输出。

学会高级研究员余万里说，“一带一路”的实践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现在已经到了开始考虑一带一路的相关理论的时候了。为了建立这种理论，我们不仅需要研究政府、研究企业，还需要研究我们外国的合作伙伴。虽然现在中国的经济形势并不想前两年那么好，但是在全球经济形势普遍不好的情况下，我国的竞争优势可以凸显。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韩国东亚和平研究会会长金相淳说，一带一路要想做好需要解决三个层面的问题。首先是信任问题，需要外国合作伙伴信任中国;其次是利益问题，外国的合作伙伴有利可图才会参与其中;最后是权力问题，只有合作伙伴认为参与其中时，自己的话语权扩大了，他们才会参加。从现在来看，中国在这几个方面做的不错。但是，他希望中国可以淡化中国特色，而着重强调一带一路的国际公共产品属性。

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兼总编辑黄友义最后做特别评论。他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是保持经济活力的需要，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在推进过程中，我们需要协调中央各部委利益、官方与民间的利益和各地方之间的利益。但不可否认的是，“ 一带一路”会冲击世界格局，这也就需要我们换位思考。

中国外交应该从“小”外交转变为“金字塔”式外交。政府的大战略自然重要，但是各种各样的有渠道、有能力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应该是基础。只有我们民间的个人、社会组织，认识到自己的权利，真正自己站起来，我们的外交才是有亲和力的，而不是“暴发户”式的外交。 在谈到中国当前的对外援助问题时，王逸舟老师还说，从比例上来看，中国当前的对外援助占GDP的比例低于世界上很多国家，也低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阶段。那么为什么我们很多公民觉得我们在对外“撒钱”呢?王老师说，公民社会参与度太低，决策透明度太低，缺乏意见的交锋。问题不是我们是不是慷慨的过分，而是我们要让社会有更多的知情权，有决策纠错的机制。这个问题的解决很难，但是中国要从一个国际体系革命者变成一个建设者，就必须有公民的参与，而不只是领导人的“大手笔”。 此次会议是察哈尔圆桌总第39次。察哈尔圆桌是察哈尔学会主办或与其他相关高校、研究机构联合主办的圆桌讨论，旨在就外交与国际关系、公告外交与和平领域的相关主题进行探讨。每次圆桌由1-2位知名人士，围绕某个特定主题进行主旨发言;4-5名相关专家为就主旨发言进行点评;最后请所有在场听众参与交流讨论。每次圆桌会邀请10名左右的媒体记者参与讨论并进行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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