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对中国的好感历来已久，埃塞俄比亚更是如此

郑瑟

　　非洲对中国的好感历来已久，埃塞俄比亚更是如此。中国不仅是埃塞俄比亚的好伙伴，也是他们的发展榜样。提起埃塞俄比亚，中国人会想起什么?大部分中国人仍然想起的是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悲惨场景。

　　的确，80年代的饥荒及随之兴起的西方慈善援助运动的宣传，让此景深入人心，乃至于中国的“公益女星”姚晨还要跑到埃塞俄比亚去展示一下爱心。但是，这个场景已经不再属于今天的埃塞俄比亚(以及大部分非洲)，事实上，这种名为援助、实为怜悯的宣传所塑造的可怜模样，是埃塞俄比亚人最痛恨的形象。另外还有一些在东非旅游“猎奇”的中国人，可能想起的是奇怪的唇盘族(当地女性年幼时把嘴唇割开，塞进一个泥盘，随着年纪增长越塞越大)。但事实上这也不是埃塞俄比亚的主体，只是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莫西人，埃塞俄比亚人多半是长相迥异于莫西人的俊男美女。

　　这是一个一百年多年前就被标签为“非洲代表，黑人希望”的国家，一个以“零殖民历史”傲视非洲大陆的国家。这里是非洲的政治中心，从五六十年代起，联合国、非盟等众多机构云集它的首都，如今它多了一个身份：中国发展模式最积极的模仿者。全面向东看——这就是埃塞俄比亚。

　　如今，在埃塞俄比亚大约生活着6~20万中国人(根据不同统计口径和来源，数据有所不同)，中国人已经成为埃塞俄比亚第一大外国人群体。中国中铁、中兴通讯、中国路桥(中国交建)、中国土木工程(中国铁建子公司，原铁道部援外办公室)、中地海外(中国石化子公司，原地质矿产部外事局援外队)、中国水电(中国电建)、葛洲坝(中国能建)、华为、中国通信服务等工程建设承包商和电信设备商在这里扎根。同时，进行制造业、建材等热门产品投资、商务考察的中国人开始大量进入埃塞。

　　原因正在于这个国家模仿中国基建模式，启动了大批建设项目。在这里，到处可见中国工头指挥当地工人干活的场景。公共部门的投资拉动了私人商业的繁荣。如今，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就是一个大工地。中国中铁下属中铁二局负责修建的轻轨系统如同两条巨龙，正从老城区出发，向东、向南匍匐延展，撑起这个未来庞大都市的骨架。沿线，新的商业中心正在成形，几百栋“高层”住宅(通常5-6层，个别10层以上)拔地而起。成千上万的首都居民正在排队，等待用房贷购买的住宅交付。

　　走在亚的斯亚贝巴的大街上，时常会有当地人友好地上来打招呼，握手，碰肩膀(对碰肩膀是当地的友谊礼节)。时不时就来一句“中国人!朋友!”、“中国人了不起”。有一部分人可能是想打招呼顺带当当导游赚点钱，但大部分都是真正的赞叹，包括帮忙到底的义务指路——这个国家尚没有道路门牌系统，找到目的地的准确地址是一大挑战。

　　在很多埃塞俄比亚人看来，中国人是一个特别会珍惜时间的民族，一周7天干活(这是轮班拼出来的，但在外人看起来就是中国人不休息)。在几乎所有埃塞俄比亚人眼里，中国就是一个发达国家——而且，对于他们来说，这种发达和之前羡慕的美国有很大不同：美国模式可望不可及，对于埃塞俄比亚这种历来贫穷的国家是一个“远在天边的天堂”，它的富贵只有少数移民的贵族能够享受，而中国模式是他们可望又可及的，很有希望在有生之年在本土实现。

　　这个国家“全面向东看”已经有10年时间，只不过作为西方援助的传统重点国家，埃塞俄比亚一直要兼顾东西方平衡，不能贸然得罪美国。但是十几年的经济发展下来，埃塞俄比亚政府也知道哪种模式更有效。笔者被告知，近五六年来，埃塞俄比亚中学课本里有那么一课：中国在近代也贫穷落后，但近几十年通过勤奋创造了经济奇迹，既然中国能由穷变富，那么埃塞俄比亚也能创造经济奇迹。这篇课文在埃塞俄比亚青年中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希望到

　　埃塞俄比亚智库和宣传部门选定了中国和韩国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主要是中国，从2014年起制作纪录片在国家电视台播放。就笔者观察，埃塞俄比亚国家电视台(总共有5个台)里从新闻到音乐节目，充斥着“发展，发展，发展”，MTV里面到处是高速公路、水电大坝，以及中国和埃塞俄比亚的国旗。的确，“发展”(development)这个词在埃塞俄比亚已经获得了最高合法性，就如同“改革”在中国的合法性一样。只要提发展，没人敢反对你。即便反对派(埃塞俄比亚实行压倒性政党体制，反对派没有政治影响力，但媒体还有两三家)也不反对发展，不反对修铁路、水电站。

　　生活在非洲的中国人形形色色，但我未曾想过还有一个职业群体就职于在非洲的欧美企业，他们的生活或多或少与在这片大陆上的其它中国人群体有点不同。

　　跟佩佩的见面约在坎帕拉市中心(东非国家乌干达首都)的Acacia Mall，这家高档商场开业不久，在乌干达的外派人员中人气颇高。我迟到了一会儿，邻近傍晚时，通往这里的市中心的道路必定拥堵不堪。

　　佩佩受雇于一家法国的国际物流公司，担任驻乌干达的中国客户经理，负责为中国大型工程和企业提供在乌干达的物流服务。此时，她刚刚结束一天的工作(通常是下午五六点钟)，在这家装修精良的法式咖啡厅和餐厅，正享用不加奶的黑咖啡。

　　“看看外面的天多好。”佩佩兴高采烈地说。我大概猜到了，同样在北京生活多年的我们，见面总少不了提到坎帕拉的好天气。但是，除了用来对比北京的雾霾外，这里的蓝天还有另外一种用途，“有时候真是心烦，但看看这天，这么美，就释然了”，佩佩说，——美丽的天空可以消解压力和烦闷。

　　前两天佩佩有在朋友圈吐露工作的压力，我想她心烦的事大概还没过去，并试着问她关于工作方。“法国企业有他的规定和流程，而中国客户往往强调速度和灵活，再加上非洲的路况、电力和员工不给力，中间需要非常多的沟通和强大的相互理解。特别是有些中国客户从中东和东南亚过来，帮助他们理解非洲是我的重要工作。或许是语言的原因吧，中国客户有任何问题，都找我。”她的工作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是Train(培训)，培训法国公司理解中国和中国客户的要求，培训非洲员工填票据、使用荧光笔，培训中方公司了解非洲状况。

　　但总体上，佩佩还是比较满意在乌干达的工作状态，她所在的公司在非洲有数十年的运营历史，长期的经验和稳定的服务，使得佩佩赢得了不少中国客户。“在这里为外企工作，比在国内更有‘外企”的感觉。我们公司在这里没有经历国内式的本土化，而且我独立负责一块业务，在公司的个人角色更加突出，可以更多的参与讨论和决策，我觉得在这里有更强存在感，个人的成长空间更大。”

　　佩佩是地道的北京姑娘，曾在法国留学，回国后就职于法国驻华使馆，在使馆举行的一次活动上遇到现在公司的老板并加入了公司位于北京的非洲业务部。我试图问她是如何决定被外派到非洲的，可并没得到艰难抉择方面的答案。“我知道东非环境不错啊，特别是乌干达气候很宜人。还有，外派有很长的年假啊。”来非洲对佩佩来说好像是轻松的选择。公司提供良好的住房、用车和保险，有法式的“悠长”年假，再加上坎帕拉优美的环境，异域生活的新奇，佩佩喜欢上了这里的生活，用她的话说，“我是在这里才发现了生活”。

　　在两年的外派期之后，佩佩又续了两年的合同。“除了医疗条件不尽如人意外，这里的私人生活，这里的生活方式，我是很满意的。”常常听到在非洲工作的中资企业员工抱怨这里生活单调、枯燥，但佩佩不这么认为。“坎帕拉的3G网络不比国内差，去影院看电影、买光盘很容易实现，环境好自然不用说，还可以练英语，交来自各国的朋友。看看这里的甜点也很正宗嘛。”在乌干达的两年多，佩佩游历了南非、毛里求斯等多个非洲国家，那些在国内迟迟没有开始的计划因为这里私人生活的空间充足，也逐渐开始实施了，比如健身、读书、学烤甜点。

　　因为中国企业和中国投资越来越多得来到非洲，也带来了物流、金融、物资采购等多方面的服务和消费需求。许多在这片大陆上运营多年的欧美企业看到了或已经受益由此带来的商机，纷纷设立“中国客户经理”一职，专门拓展和维护与中国公司的业务，也因此诞生了一批在非洲的“中国外企白领”。

　　以前在国内，会时常听到在外企工作的朋友讨论职业规划和“天花板”。我问佩佩这份工作会不会有职业发展上面的局限。“上升空间有限，主要是工作习惯和语言(法语)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中国客户经理是以国家为单位设立的，目前公司还没有地区和全球的针对这一客户群体的管理职位。但这份工作让我对物流和采购业务非常熟悉，随着非洲的发展，对这方面人才的需求将会非常大，我对未来的工作并不担心。”佩佩说，就她所在的物流行业来说，目前在非洲的专业和高级人才很少，财务、运营、物流等方面亟需人才。

　　我们的咖啡和甜点快享用完了，佩佩一脸满足。“在非洲独立生活两年多，最大的收获是，现在我对生活和工作的要求，是有答案的。”她说，她还将继续待在这个有“生活”的地方。

　　“在居住和旅行之间。”熊节简洁鲜明地总结了他在乌干达一年多的生活体验。

　　熊节就职于Thought Works，一家总部位于芝加哥的全球软件公司。在该公司工作近十年后，他作为高级技术和管理人员，被派来乌干达担任系统架构师，支持乌干达办公室的软件系统设计项目。我们见面时他在乌干达已经住了一年多时间，那天下午他穿着牛仔裤、套头衫，一脸兴高采烈，因为刚看完新版电影《忍者神龟》。“你要去看这个电影，最近我在影院看的几部，这个我推荐。”

　　在乌干达的几个月期间，我好像没有在任何中国朋友的聚会上见过熊节。“我没有特别去找中国人的圈子，现在想来在这里中国朋友也没有几个，就是说，我没有觉得要以‘中国人’的定位去生活。”他的话印证了我的记忆。熊节说，在乌干达他接触到的人多是通过公司、工作和平日生活而来的，朋友圈就国籍来说有印度、马达加斯加、美国、乌干达等等，当然也有中国。我拜访过他们的公司，像很多IT公司一样，他们的乌干达分公司也倡导开放、公平，办公室采用全开放的设计，透明玻璃围起来的会议室，共用的办公桌，靠墙边支起白板就搞培训。“对我来说，可能公司的印记比国籍的标签更明显。”熊节说。

　　我们接下来又讨论了，“某国人”的属性具体指什么呢，语言，食物，还是思维习惯?“说起食物蛮有趣的，”来自四川的熊节说，“在坎帕拉有家很棒的泰国餐厅，他家的河粉很好吃，这让我很满足。对于我来说，比起中国北方的面食，来自越南的米粉更让我觉得有家乡的味道。”坎帕拉有多家意大利、埃塞俄比亚、印度、土耳其等各国风味的餐厅，同时乌干达的酒吧夜生活也闻名东非。“为什么天天吃中餐呢，来到一个地方就享用一个地方所拥有的东西。”除了享用美食，熊节也充分地享受了美景，他利用大大小小的假期游遍东非。

　　Thought Works在乌干达的项目许多是为联合国和基金会的援助发展项目设计IT软件系统，例如他们参与设计“埃博拉”疫情信息收集管理系统。与这些发展机构一起工作，让熊节有机会走出都市，去到了贫穷和落后的地方。有一次他们去乡里调查医疗状况，“直观的冲击和感受太重要了，那种贫穷那么真实，什么都没有，那种贫穷的状态只有你亲自见到时，才能理解。”熊节说，以前他相信自由主义和公平竞争，能力为上，但他在非洲的见识，让他开始新的反思，“当一个人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如何开始竞争?公平需要怎样的基本条件?”

　　在乌干达期间，熊节见证了这个国家特别是首都的蓬勃发展，修路、建楼、越来越多的车、越来越堵的路。这一年高档商场建起来了，3D影院建起来了，肯德基开张了，机场大巴开通了。好像生活在向越来越现代，越来越高级的方向发展，像是中国在过去一二十年所经历的。“但这种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欧美生活方式的向往。”熊节担心这种欧美的强势文化让非洲的传统荡然无存，就像我们对中国文化失落的遗憾。

　　熊节说非洲一年改变了他很多。“我不再那么愤怒，我现在比较接收多元化。”当初刚来乌干达的时候，他对于肤色的辨识很敏感，但现在对于“颜色”他看不到差别了，取而代之的是这个人本身。“都说非洲人懒，但我觉得这懒是塑造的，也可以被改变。”

　　熊节即将结束他一年半的外派任期。回国后，他打算筹建一个公益项目。“非洲的经历让我懂得‘亲历’是多么重要，我希望这个项目带城市的年轻一代去亲眼见见那些贫穷和需要帮助的人们，我相信对于他们认识社会和这个世界会有很大帮助。”熊节说，他其实开始考虑未来将NGO作为他的职业的可能性。

　　我很难想象自己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在非洲，但Maggie就是这样做的。

　　“我找工作时就想，一定要离开台湾，去非洲或南美。”Maggie在中国台湾长大，读完大学，主修经济。在大学时，她因参加AIESEC国际实习生项目去到了不少国家。“我当时就想啊，世界这么大，台湾那么小，我一定要出来工作和生活一段时间。”

　　我理解年轻人要走出去的想法，但那不是指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吗?“其实那些国家跟现在的台湾有点像，生活会蛮舒服，但不够激动人心。非洲就像上辈人的台湾。”Maggie说，她原本的想法是来非洲的国际机构和援助组织工作，她对维护女性和女童的权益很感兴趣，但因为缺乏相关的工作经验，未能找到合适的职位。后来，她在网上看到渣打银行招聘在东非从事中国客户业务的职位，便申请，并应聘成功。半年前，Maggie从台湾搬到乌干达。

　　一个小女生如何应对远在非洲的生活?“我觉得蛮幸运的，乌干达生活环境不错的，不是我以前电视上看到的炎热干旱的非洲。”Maggie说她在乌干达的生活和当地人相处上，没有遇到很大困难，再加上这里有一些台湾华侨和华人的照顾，在非洲的生活开始得还比较顺利。

　　“说起文化的差异，比起跟当地人的差异，我与中国大陆客户的文化差异更大些。这是我刚开始工作时遇到的最大挑战。”Meggie举例说，有次一位中国商人来银行找她，就直接登门，客户临走时她提醒说，下次来可以提前打电话，免得她不在。可是下次，这个客户还是直接来了，“他习惯这样啊，就是习惯不同。”Maggie说，这些习惯在刚开始时会带给她困扰。后来，她向银行的同事请教，跟这里的中国朋友交流，慢慢适应着跟中国客户打交道的方式。“现在跟中国客户吃饭、打球都比较适应了，他们也慢慢把我当‘自己人’。”

　　第一份工作常常让人学得很多处事的方法。“银行教给我如何严谨的工作，周全地对待客户。同时，这些在非洲经营和创业的中国人，也教给我很多，他们真的很有魄力，很努力。”除此之外，如何在不同文化环境里工作，甚至是台湾和中国大陆文化之间，都是她在此短短几个月里已经有的深刻感受。“我都还没时间出去玩，学习这些新的工作内容，处理这些新状况都还是蛮有挑战的。”

　　对于来非洲工作，Maggie大学时的同学倒也没有觉得特别奇怪。“现在大家都蛮开放啊，我也有同学在海外工作，大家网上联络，他们还说过来玩。”

　　Maggie打算在乌干达待两年时间，接下来她计划去美国读书，读国际发展专业。“你看我一个人来非洲工作，你看我也能胜任渣打的工作，女性没有比男性差。”她说将来她或许会回到非洲创建自己的组织，“为女性的平等和发展工作，是那种会让我激动不已的事。”

　　走在亚的斯亚贝巴的大街上，时常会有当地人友好地上来打招呼，握手，碰肩膀(对碰肩膀是当地的友谊礼节)。时不时就来一句“中国人!朋友!”、“中国人了不起”。有一部分人可能是想打招呼顺带当当导游赚点钱，但大部分都是真正的赞叹，包括帮忙到底的义务指路——这个国家尚没有道路门牌系统，找到目的地的准确地址是一大挑战。

　　在很多埃塞俄比亚人看来，中国人是一个特别会珍惜时间的民族，一周7天干活(这是轮班拼出来的，但在外人看起来就是中国人不休息)。在几乎所有埃塞俄比亚人眼里，中国就是一个发达国家——而且，对于他们来说，这种发达和之前羡慕的美国有很大不同：美国模式可望不可及，对于埃塞俄比亚这种历来贫穷的国家是一个“远在天边的天堂”，它的富贵只有少数移民的贵族能够享受，而中国模式是他们可望又可及的，很有希望在有生之年在本土实现。

　　埃塞俄比亚政府开始全力宣传中国发展模式。

　　这个国家“全面向东看”已经有10年时间，只不过作为西方援助的传统重点国家，埃塞俄比亚一直要兼顾东西方平衡，不能贸然得罪美国。但是十几年的经济发展下来，埃塞俄比亚政府也知道哪种模式更有效。笔者被告知，近五六年来，埃塞俄比亚中学课本里有那么一课：中国在近代也贫穷落后，但近几十年通过勤奋创造了经济奇迹，既然中国能由穷变富，那么埃塞俄比亚也能创造经济奇迹。这篇课文在埃塞俄比亚青年中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希望到中国学习的年轻人非常多。

　　埃塞俄比亚智库和宣传部门选定了中国和韩国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主要是中国，从2014年起制作纪录片在国家电视台播放。就笔者观察，埃塞俄比亚国家电视台(总共有5个台)里从新闻到音乐节目，充斥着“发展，发展，发展”，MTV里面到处是高速公路、水电大坝，以及中国和埃塞俄比亚的国旗。的确，“发展”(development)这个词在埃塞俄比亚已经获得了最高合法性，就如同“改革”在中国的合法性一样。只要提发展，没人敢反对你。即便反对派(埃塞俄比亚实行压倒性政党体制，反对派没有政治影响力，但媒体还有两三家)也不反对发展，不反对修铁路、水电站。

　　这种对发展的渴望甚至蔓延到学术界。在西方定义的主流经济学界中，主张用大项目推动发展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是没有位置的，但是在埃塞俄比亚，张夏准(韩国知名发展领域学者)、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在80年代关注日韩发展而总结出“发展型国家”的概念)等在中国也被归入政治学领域的学者在这里却是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报纸用成版成版的专栏讨论他们的观点。而“发展主义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干脆成了埃塞俄比亚的国家政策——因为西方经济学者片面鼓吹私有化的论调已经让这个国家从上到下感到厌烦，他们反而想要迫切了解能成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国家控股的大型组织发展壮大的秘诀。其他国家(甚至在中国)长期被压制的边缘学派在这里反而是主流学派，埃塞俄比亚渴求发展的心愿可见一斑。只是从他们最渴望学习的中国过来的还都是工程师和工头，真正通晓中国几十年发展经验的中国发展学学者还尚未与埃塞系统接触。

　　据美国媒体报道，肯尼亚拒绝了中国政府派遣调查小组与当地警方联合调查77名涉嫌网络犯罪的中国人的请求，而此前肯方一度要求中方派员配合调查。

　　中国外交部已对此表示，希望肯方保障有关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依法、公正、妥善处理此案。肯尼亚外交部表示，虽然肯尼亚与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保持接触，但拒绝了中方提出的派遣调查小组的要求。肯尼亚让当地有关部门先进行独立调查。

　　此前曾报道，上述77名中国人以游客身份进入肯尼亚，涉嫌网络犯罪、私建电台和非法入境，上周在居住地被逮捕。外媒称，这些中国人建立的一个网络中心可以扰乱肯尼亚电信系统，还能入侵银行帐户和自动提款机。

　　肯尼亚政府随即召见了中国驻肯大使，并要求中方解释对这些人的活动是否知情。肯尼亚通讯部长弗雷德·马蒂安吉说，外交部长阿明娜·穆罕默德已经向中国政府明确表示，中国政府必须就这一事件调查进行全面合作。

　　他还说，中国已经承诺派遣调查人员协助调查，肯尼亚警方在调查中会同外交部紧密合作。中国驻肯尼亚使馆官员对BBC表示，他们将协助肯尼亚当局确定这些被捕者的身份。

　　肯尼亚新闻部表示，肯尼亚外交部长阿米娜·穆罕默德已明确表示：在这起案件中，“中国政府的合作和配合非常必要”。肯尼亚当局称，中国已承诺派遣一批调查人员与肯尼亚检察官一道调查。

　　12月5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她主持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目前，有关案件正在调查中，初步判断这可能是一起电信诈骗案。

　　中肯长期友好，中方坚定支持肯方打击一切形式的违法犯罪活动，将积极配合肯方展开调查，依法处理。同时，我们也希望肯方保障有关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依法、公正、妥善处理此案。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南非总统雅各布·祖玛周日在北京结束访问后表示，中国将投入本国力量，帮助非洲联盟建立快速反应部队，以应对危机。

　　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声明，中国准备帮助非洲联盟建立维和代表团，并提供物资，其中包括帮助建立非洲快速反应部队。”

　　南非总统此前在八月末赴俄罗斯访问时曾讨论过该问题。早在去年，欧洲联盟峰会上已通过了建立快速反应部队的决议。目前，非洲大陆共有11个国家声明将派出本国部队参与到其中。

　　英国媒体报道，中国媒体已列明中国希望在印度洋建立“海外战略补给基地”的18至19个港口。显而易见，中国希望通过与相关国家“互惠互利和友好协商”来建立基地。报道称，中国已强调这些基地将不会是“美国式的”军事基地。

　　中国计划在非洲建立基地的地方包括位于非洲西海岸——纳米比亚的沃尔维斯湾、尼日利的亚拉戈斯和安哥拉的罗安达，以及非洲东海岸——肯尼亚的蒙巴萨和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报道还指出，中国还可能在已设有补给设施的吉布提、莫桑比克的马普托、马达加斯加及塞舌尔建立基地。

　　中国人在非洲的影响力已经今非昔比

　　中国与很多非洲国家有着大量不断扩大的贸易联系及采矿利益。纳米比亚就是其中之一，中国在该国沃尔维斯湾附近的斯瓦科普蒙德还设有一个卫星跟踪站。

　　中国还积极向非洲出售国防装备，主要销往喀麦隆、乍得和坦桑尼亚。中国还在为尼日利亚和毛里塔尼亚各建造一艘海岸巡逻舰。

　　近几年，作为参与打击索马里海盗的国际行动方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已向印度洋西北部地区部署了多批次舰船，并于此过程中在塞舌尔建立了一座后勤补给基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特遣部队已访问了包括南非在内的多个非洲国家，日前还完成了与坦桑尼亚海军司令部的联合演习。

　　综合媒体报道，南非总统祖马4日正式开始对中国展开国事访问，两国当天签署了“5-10年合作战略规划2015-2024”以及经贸、投资、农业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中国是南非第一大贸易伙伴，且两国都是“金砖五国”成员，两国走近引发外媒热议。

　　法国媒体称，南非为了保持与北京密切的政治经贸关系，在近5年以来，已经三次拒绝向达赖喇嘛发放签证。美国媒体称，此次访问是南非加强同中国宝贵关系的又一个步骤。中国是南非最大的贸易伙伴，南非总统祖马的随行人员清楚地说明这不是一般的国事访问。

　　据悉，祖马3日抵达北京，他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为期两天。与他一起抵达的有包括财政部长、外交部长、贸易工业部长以及交通部长等不下七名内阁成员。祖马在一份声明中说此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确保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仍是通过外交政策实现我国发展大计的中心。”

　　正如祖马总统发言人麦克·马哈拉杰所说，中国很重要。自从南非加入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组成新兴经济体“金砖五国”之后，中国已经是南非最大的单一贸易伙伴了。

　　“中国与南非之间的贸易不断加深，而且中国在南非的投资额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我们希望这样的合作不断继续。中国是金砖国家的重要组成国。南非也是金砖国家的成员。就这一方面，我们希望加强和加深我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祖马此访的重点是中国对南非基础设施建设的长期投资。中国已经在南非核能发电项目投标上表示了兴趣。南非现有两个核反应堆，占电力供应来源的5%。南非的发电严重依赖煤炭，而且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消费需求。

　　当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南非总统祖马会谈时表示，双方要加强国际问题沟通协调，推进金砖国家合作，要使双方关系成为引领中非合作、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典范。

　　习近平表示，发展中南关系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方向和优先战略选择。他说，中南双方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加强立法、司法、政党、国防、地方交往，交流治国理政经验。

　　习近平还希望双方要优势互补，深化经贸、投融资、农业、能矿、基础设施、海洋经济等领域合作，促进双边贸易平衡成长。

　　习近平在会见中还表示，中国与南非双方要扩大人文交流，共同办好2015年南非中国年，每年派100名青年领袖互访。双方要加强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沟通和协调，共同推进金砖国家合作。

　　祖马则表示，理解和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快实现国家发展。他说，这次访问期间，与习近平共同规划两国关系未来发展，双方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必将把两国关系推向新的高度。

　　12月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南非总统祖马举行会谈

　　祖马还说，两国还将讨论在上海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最新决议。金砖集团决定把非洲地区中心设在南非。这可能会使南非成为中国与非洲沟通的中间人或门户。

　　会谈后，习近平、祖马共同见证两国“5-10年合作战略规划2015-2024”以及经贸、投资、农业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的签署。

　　不过美媒也警告，南非与中国不断紧密的合作并不是一点批评声音都没有。一份2013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发现，南非人对中国有复杂的感情。

　　调查显示46%的南非人不喜欢中国思想和中国习俗在南非的传播。因此，当南非教育部部长宣布汉语将成为一些学校的课程时，有人表示了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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