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将好过预期，其中亚洲增长将领先全球

郑瑟

　　联合国17日发布《2017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说，尽管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全球贸易投资疲软，但亚洲经济今年有望保持强劲增长，继续成为全球经济的“亮点”。

　　报告说，由于强劲的消费需求和政府开支弥补了出口不足，2016年东亚和南亚经济增速达到5.7%，与前一年持平。

　　报告显示，南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2016年经济增长6.7%，预计今明两年增速均达到6.9%。其中，由于出口在印度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小，印度经济受全球贸易投资变化影响不大，预计今明两年将分别增长7.7%和7.6%。

　　联合国《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由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贸易发展会议以及联合国5个区域经社委员会每年1月联合发布，是联合国发布的重要经济报告之一，而后在年中会根据上半年新的经济形势对报告进行修订和更新。

　　全球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德勤日前在香港发布的《亚洲之声》系列第一期报告指出，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将好过预期，其中亚洲增长将领先全球。

　　该报告称，尽管美国存在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但有三大因素预示全球经济将“意外上行”。

　　德勤经济学家称这三大因素是：首先，全球经济经历长期动荡后开始重回正轨，各经济体自然治愈的过程为“具韧性的复苏”奠定了基础﹔其次，全球贸易正回升并惠及亚洲﹔第三，消费热潮正日益刺激中国和印度两大经济体，成为两国经济乃至亚洲地区经济的稳定力量。

　　德勤强调，全球经济正趋稳定。在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欧元区债务危机以及中东、欧洲和亚洲的地缘政治冲击等一连串动荡后，全球经济终于开始重回正轨。

　　德勤预测，全球经济增长很有可能于2017年加速。全球经济增长带动贸易额上升，而贸易额上升又将促进更强劲的经济增长。

　　西方的保护主义情绪不断上升，加上自2011年以来全球贸易大幅下降，导致许多人猜测，亚洲出口导向型增长的时代将很快结束。这个猜测言过其实了。虽然贸易放缓需要作出回应，但亚洲处于有利地位，能够成为抵制保护主义的堡垒。事实上，亚洲可以在未来多年引领全球贸易。

　　但是，作出正确回应将需要清楚地了解贸易放缓的原因。政策制定者需要首先问一下，什么因素解释了出口增长放缓，以及这对亚洲经济体意味着什么?事情始于2008年的大衰退，那场衰退导致发达国家陷入低增长、低需求的环境，严重拖累了亚洲的出口主导型经济体。

　　近年来，发达经济体的问题又与中国的结构转型结合在一起，后者已导致亚洲最大经济体增长放缓。伴随中国结构转型的两个趋势对亚洲贸易产生影响。一是中国增长模式从出口和投资驱动转向国内消费和服务驱动。另一个是随着工资的上涨，中国正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攀升。

　　这些趋势减少了中国对亚洲其他国家的进口需求。在日益扩大的中产阶层消费者的推动下，中国继续从亚洲各经济体进口消费品。但是，资本货物和原材料的进口减少了。相应地，中国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总进口的年均增长率由2001年至2010年的18.2%，降到了2011年至2015年的4.7%。

　　这些趋势还减少了零部件的贸易，零部件相比简单装配产品具有更高的附加值。从2000年到2015年，中国中间产品进口与制成品出口之比从63%降至约38%。

　　好消息是，这些因素要么是暂时的——比如说发达市场的进口需求疲软——要么是可以通过发挥地区优势的明智政策来克服的。

　　亚洲可以通过三条途径引领全球贸易。

　　首先，中国的经济再平衡和在全球价值链中向高端攀升，为中国本身开启了新的贸易机会。中国的生产数据证实，该国正在追随首先在日本、后来在韩国见到的那种提高附加值和打造创新能力的模式。

　　这暗示着，在东亚发展技术含量更高的区域价值链及相关服务，可以推动区域乃至全球贸易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在这个新的贸易增长阶段，机器人的普及、微型化的进展、互联网连接的发展、以流程为中心的研发以及各种组织创新，越来越有可能在全球价值链上发挥重要作用。

　　其次，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处于受益于中国再平衡的有利地位。从服装到消费电子产品，孟加拉国、印度、越南以及东盟(ASEAN)其他成员国面临着在全球价值链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取代中国的前景。这些亚洲经济体对出口导向的外商直接投资(FDI)越来越开放，并提供相对低廉的工资和相当高的劳动生产率。

　　再次，服务贸易为亚洲许多中等收入国家提供了新机遇。服务业是亚洲多数发展中经济体内最大的行业，但由于贸易限制、技能差距和互联网连接问题，目前服务贸易额很低。

　　数字化贸易、专业及金融服务以及全球价值链相关服务是具有贸易增长潜力的领域。中国和印度都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它们作为服务出口国和进口国的角色。东盟和南亚经济体有机会进一步发展旅游业——包括针对其他区域经济体的市场——和其他商务服务的出口。

　　为了利用这些机会，重要的是亚洲国家要继续实施结构改革以升级技能，为中小企业拓宽融资渠道，投资海港和其他与贸易有关的、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并减少境内障碍，比如繁琐的地方政府法规和劳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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