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走出去’过程中，一定要关注税务风险”

郑瑟

　　迄今为止，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一条“丝路”也连接着4000多万海外华侨华人。

　　“国与国之间需要民间使者”“‘一带一路’建设既需要国际合作，也需要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参与”“海外华侨华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大有可为”……在委员们看来，华侨华人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独特优势，应进一步调动和激发这些优势。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侨联副主席乔卫说，“一带一路”建设不仅要以价值理念引导，还要确立“三方共赢”的视角，让广大华侨华人可以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让中国、住在国和华侨华人都能从中受益。

　　“广大华侨华人既了解中国，又熟悉沿线国家的特色是什么、民众需要什么。所以他们是传播中国理念、融通中外的最佳人选。”乔卫表示，要支持和引导华侨华人讲好中国故事，激发住在国和当地人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热情。他建议制定相关政策或设立专项基金，鼓励中国企业借助华侨华人的力量“走出去”。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侨联常委林晓昌委员表示，作为侨界委员，一方面要广泛联系海外侨胞，发挥他们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独特作用;另一方面还要多向他们宣传祖国的发展和对华侨侨眷权益的保护政策，让他们知道祖国永远是坚强后盾。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内企业不断走向海外，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是也要关心它们所遇到的困难，比如企业“走出去”融资困难，信息沟通不畅，难以有效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等。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庄士集团主席庄绍绥委员表示，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企业要有风险防控意识。由于沿线国家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我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时，要有系统的规划布局。庄绍绥说，“我们要在‘走出去’之前，先弄清楚沿线国家需要什么?特色又是什么?真正做到对症下药，防止水土不服。” 对此，他建议考虑设立“一带一路管理委员会”，统筹安排产业布局;加强政府企业间联系沟通，发挥企业集群优势，走行业集团化发展道路。

　　全国政协委员吴海龙委员表示要妥善处理“义”和“利”的关系，最大程度确保政治经济效益;推进项目时，要防范可能引发的债务风险;注意照顾当地民众情绪，设法将我国的经济投入转化为当地民众对我国发展的好感和认同感。

　　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如何让跨境电子商务发挥作用，促进我国与沿线各国的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农建议电商企业“走出去”。“引导大型电商企业及早布局，引导中小企业抱团出海，并加强与境外电商、物流企业的合作”。除了“走出去”，他还表示，要注重加强与沿线国家贸易政策的协调，制定统一的电商标准。在与沿线国家双边、多边框架下，主动在跨境电商涉及的国家、企业合作等方面进行磋商，建立纠纷解决机制和多层次对话平台，同时推动沿线国家建立跨境电商规则。

　　“企业‘走出去’过程中，一定要关注税务风险。”日前，信永中和(北京)税务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卫刚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很多企业对东道国税法和税收协定了解不充分，投资海外只能吃哑巴亏。

　　多重涉税风险突出1

　　国家税务总局去年年底的统计数据表示，中国已经与99个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加上内地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签署的税收安排，共有102个协定和安排。然而近日对“走出去”企业的调查数据显示，企业境外所得90%来自于与中国签署税收协定的国家和地区，但仅有10%的企业享受过税收协定的“待遇”。

　　“很多大型企业在海外多个国家有运营项目，一些国家和地区税制与国内差别很大，且政策变化频繁、税收问题复杂，企业很难充分掌握全部税法和优惠政策信息。”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国际税务管理处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有时候企业在海外被重复征税，自己都不清楚状况。

　　“我国与部分国家的税收协定较为陈旧也是导致重复征税的重要原因。”上述人员表示，企业只能在税收协定基础上，通过两国税务机关协商解决这一问题，这也给企业避免被重复征税增加了不确定因素。

　　警惕“一带一路”沿线争议2

　　“一带一路”倡议为企业“走出去”投资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税制差异大、税收待遇不同也加剧了企业的税收风险。

　　此前德勤对54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国企中高层人员进行问卷调查显示，在被问及参与“一带一路”项目过程中最大的税务方面的挑战时，90%的管理者表示“对投资目的地的税收制度和征管实践较为陌生，认为海外项目税务风险较高”。

　　“税务风险意识不强、缺乏专业人员引导、忽略重大国际决策等主观原因是造成海外税收问题出现的主要因素。”赵卫刚告诉记者，我国很多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情况不熟悉、主观上又不重视，再加上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税法不确定、税收征管手续复杂，大大增加了税务风险，企业只有万分警惕才能避免境外税收争议。

　　多管齐下防控风险3

　　企业在对外投资中常对国外制度、政策、协定理解产生分歧或遭遇税收歧视，发生税务争议几乎不可避免，仅靠企业一己之力很难保障合理权益。“应发挥我国税务部门的力量，与东道国税务机关加强沟通与合作。尤其在一些法制尚不健全、税收征管不规范的国家和地区，这是非常重要的应对渠道。”赵卫刚说。

　　“可以通过国际税收协调来解决问题”。上海国家会计学院葛玉御博士表示，比如，前些年在我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航线免税问题上，面对俄方单方面违反税收协定且磋商无效的情况，国家税务总局根据涉外事务中的“对等”原则，“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成功化解税务争议，保护了国航的合法权益。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将有更多“走出去”的企业。可考虑在部分热门投资国家派驻税务参赞，协助解决企业在东道国的税务争议问题，借助税务部门的力量，通过国际税收协调为企业对外投资护航。

　　同时，完善国内和国际税收制度，做好顶层设计也很关键。面对“一带一路”倡议下企业大规模“走出去”的现实需要，我国涉外税收制度亟待完善。在葛玉御看来，尽快修订陈旧、过时的税收协定很关键。“比如，限于当时情况未能写入协定的税收饶让、国际税收互助等内容宜从速完善，从制度层面为企业对外投资降低税收风险。”

　　就上述问题，普华永道中国国际税务部合伙人王鹏近日接受了中国经济导报记者的专访。事先调研，充分了解投资地税制。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随着我国“一带一路”的战略推进，沿线国家和地区与中国企业具有开展互利合作的广阔前景。当然，税务风险也受到了企业的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哪些税务风险值得关注?

　　王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较多为欠发达国家，税制往往不够完善，实务中的税务处理情况可能比较复杂，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在海外投资的过程中，由于每个国家的税制情况有所差异，且某些国家/地区税制较为复杂，中资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的过程中可能由于对当地税制了解不够充分而产生税务风险，如，在投资回报模型中使用不正确的税率，而使得实际的投资回报率较模型中大幅降低，实际运营过程中出现税务合规性问题等。此外，一些企业尚未树立充分的税务管理意识，可能由于在投资决策发生之前未进行合理筹划而产生较高的税务成本。

　　另外，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新商业模式的发展，跨国投资相关的税务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中“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是当前全球最热门的税务议题之一，各国税务机关将逐渐加强合作，共同预防和打击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为。对跨国企业税务问题的持续关注也为跨国企业在税务合规，以及税务筹划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例如，各国税务机关对税务筹划中“商业实质”(商业实质，通俗地讲是指一家公司需要做生意,不是一个壳公司,不是一个影子公司)、“合理的商业理由”的关注日趋增加，如果“走出去”的中资企业无法在其税务筹划架构中建立足够的商业实质，或者其税务筹划方案的背后没有合理的商业理由作为支持，则很可能无法通过税务筹划方案达到税务优化的效果，并面临被有关税务机关质疑的风险。

　　说明一下，税务筹划是指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等活动的事先筹划和安排，尽可能地获得“节税”的税收利益。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那么，企业该如何应对这些不确定问题?

　　王鹏：中资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上的这些国家开展投资之时，需要做好前期调研，通过专业服务机构或者与当地税务机关的沟通，对投资可能存在的税务风险进行了解和评估，提前做好应对和准备工作。此外，中资企业应了解在当地取得税收优惠的可能性，针对战略性投资项目，可以在与当地政府协商投资或者特许经营条款时，对税收事项进行确认和沟通。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企业在境外开展的业务形式不同，所遇到的税务风险是否也不同，如何合理地进行税务筹划，规避风险?

　　王鹏：企业在开展境外投资之前，应针对企业的运营模式，结合自身的发展战略和商业目的，探索适合自己的税务筹划机会。不同类型的企业在开展境外业务过程中需要关注的税务风险也可能各有侧重。

　　例如，在境外开展工程项目承包的中资企业，一般需要在竞标之时对项目造价进行评估，并向业主提供报价，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对项目的成本预算管理非常重要，而税务成本应该是重要考虑因素之一。因此，这类企业需要事先对海外当地的税制进行调研，对项目涉及的重要税务成本和风险进行评估，从而在竞标过程中提供具有竞争力的报价。此外，考虑到海外工程承包项目一般周期较长，因此中资企业在当地进行活动之时应了解并遵守当地税务申报的规定，降低税务合规风险。

　　对于某些制造销售类企业，可能在海外众多国家均设立子公司或分公司，承担销售、研发、制造等不同的职能。这类企业往往涉及较多的集团间关联交易，因此在境外投资的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转让定价安排的风险，如何对关联交易定价进行合理的安排，平衡和控制在不同国家的税务风险，将是这些跨国公司需要面临的挑战。此外，对于在众多国家设立机构的跨国企业来说，需要对其控股架构的税务效率进行设计和梳理，降低未来利润汇回或投资退出的税务风险。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您能否列举几个国外企业在跨国投资中，成功规避境外投资中的税务风险的案例?

　　王鹏：一些大型跨国企业(如欧美企业)由于开始进行海外投资的时间较早，在开展跨国投资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应对税务风险也有着较为成熟的机制。许多大型跨国企业在组织机构设置的过程中，通常会有一支经验丰富的税务团队，在控制跨国投资的税务风险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例如，在跨国并购项目中，为了管理税务风险，跨国企业一般会聘请专业的外部税务顾问对目标公司或目标资产进行税务尽职调查，针对在尽职调查过程中识别出的潜在税务风险(如未决税务争议、税务稽查、激进的税务筹划)，在收购协议中引入保证和赔偿条款，以规避相关风险。在交易交割之前，这些企业还会结合其自身战略发展目标，对收购架构进行设计，从而提高持有目标公司或目标资产的税务效率。

　　目前，国内一些长期从事海外投资的大型企业已逐渐树立了较高的税务筹划意识，例如某大型国有企业曾聘请我们为其撰写和修订海外投资税务管理手册，对海外当地的税制规定、申报规定、税务风险点以及该企业在当地税务工作管理流程等方面进行了梳理，从而形成了企业税务人员在当地税务工作的具体实操手册和项目操作指引，为有效控制在海外运营过程中的风险提供了重要保障。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中资企业在未来该如何做?请分别从国家政策层面和企业层面谈谈您的建议?

　　王鹏：从国家政策角度，建议抓好投资前后辅导工作。投资前，建议通过政府和商会组织的驻外机构，为企业提供境外信息的搜集、协调工作;投资后，可定期举办培训和交流活动，协助企业了解当地的商业、法律和财税等合规要求和注意事项，促进中国企业之间的案例和经验分享，从而帮助中国企业规范投后管理，少走弯路。另外，在税收环境建设方面，一方面，建议政府加大对走出去项目的税收优惠力度，例如，扩大现有兼并重组税收优惠的适用范围至涉及跨境投资的交易，放宽境外已纳税抵免制度;另一方面，建议增强与海外投资重点国家之间的税收协定网络建设，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的相关国家，如现在我国与缅甸、柬埔寨和约旦等国尚未签署税收协定，建议加快与相关国家的磋商和税收协定的签署，以发挥“一带一路”大战略对海外投资的带动作用。

　　从企业层面，短期来看，在进行投资决策之前，我们建议企业聘请专业的服务机构就投资项目进行整体风险评估、关注投前策划及投后管理、以及项目尽职调查和架构设计等工作，尽早发现潜在风险，提高海外投资成功率和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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