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援助农业，结出中以“一带一路”合作新硕果

蜚语

在今年五月举行的第二十届以色列国际农业展上，以色列先进的农业技术设备引起观众的浓厚兴趣。王炯摄/光明图片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中国和以色列两国近年经贸关系发展迅猛，科技创新交流日益升温。引人关注的是，双方在现代农业技术方面的深入交流不断深入，以色列的先进农业技术被中方引进和运用，在农业产业规划布局、高效节水灌溉、水肥一体化、农业自动化、土壤改良等方面，为中方实现改进提高和良性发展提供了助力。

以色列国土面积狭小，超过一半的土地为荒原和沙漠，耕地十分紧缺，人均水资源可利用量仅为270立方米，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3%。但就是在这种严酷的自然条件下，以色列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力走出了一条高科技农业发展道路。

经过多年的努力，以色列的低压滴灌系统使农业实现了高达95%的水利用率，成为世界上水利用率最高的国家，其在种子培育、无土栽培、水肥一体化、计算机检测和控制等农业技术领域也都走在世界前列。目前，以色列不但能够基本满足本国国民的农产品需求，还向欧洲等地区出口大量蔬菜、瓜果、鲜花等农产品，成为欧洲的“果园”。

在今年5月上旬于特拉维夫举行的第20届以色列国际农业展上，以色列先进的灌溉和水处理技术、农机设备、生物技术应用等，吸引了世界各地超过50个政府代表团和80个商业代表团前来参观考察。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以色列相关农业生产技术的先进。

精准灌溉 造福旱区

中国虽有超过20亿亩的耕地面积，但优质耕地全国分布并不平衡，许多旱区仍面临降水量少、降水季节分布不均、作物严重缺水等困难。以色列节水灌溉技术的引进，为中国旱区农业提高水利用率、促进作物增产、推动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农展会上，以滴灌技术闻名业界的以色列耐特菲姆公司中国区董事总经理曾秋朋告诉记者，近年来，耐特菲姆公司致力于向中国推广其先进的精准灌溉技术，目前，耐特菲姆公司已经和许多中国种植企业建立密切联系，开展全方位合作，成功实施了大量“交钥匙”工程项目。

2016年5月9日，耐特菲姆公司在中国宁夏开设银川国际工厂。宁夏年降水量只有200毫米左右，是典型的水资源匮乏地区，与以色列缺水自然条件非常相似。耐特菲姆公司不仅为当地带去了先进的滴灌技术设备，还提供了综合定制的灌溉解决方案，迅速与宁夏马铃薯、蔬菜、葡萄、枸杞、玉米、牧草等种植企业达成了多项精准灌溉合作项目。曾秋朋表示，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今后耐特菲姆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在节水灌溉、防止地下水和土壤污染等农业科技方面的合作力度，希望能为中国节水灌溉事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实现互利双赢。

水肥一体化 滋润农村生态

水肥一体化被誉为现代农业“一号技术”，通过灌溉施肥可以大大提高肥料养分的利用率，可以有效避免肥料施在较干的表土层易引起的溶解难、见效慢等问题，既能节约肥料，又能保护环境。

以色列农业拥有先进的节水灌溉技术、设备和水溶肥研发体系，以色列80%的灌溉地实现水肥一体化，75%的农用污水被循环利用，100%使用水溶性肥料，使得水的利用率提高40%～60%，肥料利用率提高30%～50%。

为进一步搞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国政府近年来非常重视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中国农业农村部和各地方政府多次举办水肥一体化推广活动，农业农村部还组织专家制定并印发了《水肥一体化技术指导意见》，为各级农业部门推广应用这一技术提供指导和参考。

在中国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过程中，来自以色列农业科技创新公司的经验和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色列水肥一体化领域技术领先的耐特菲姆公司、纳安丹灌溉有限公司、梅泽普拉斯公司、溉特公司等，先后与中国联合惠农有限公司、远大集团、北京富特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烟台张裕国际葡萄酒城葡萄基地等农业公司签署合作协议。这些合作不仅为中国带去了以色列先进的滴灌设备和水溶肥料，更提供了配套的生产、研发和培训体系，帮助中国农业公司吸收、融合国际先进水肥一体化技术，提升自主产品研发能力，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水肥一体化。

农业自动化 弥补劳力流失

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农村转向城市，许多地区出现了“空心村”现象，导致大量土地资源的浪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评估，到2050年前，中国农村地区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继续下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国部分农村尝试对承包土地进行大规模机械化农业生产。然而，由于技术不足，农产品的采摘、分拣、加工过程仍需大量人力投入，农村地区自动化农业发展因而受到了许多限制。

以色列先进的农业科技为中国农业自动化之路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之处。以色列农业的自动化和信息化居世界领先水平，目前以色列大部分农场和牧场已经实现集约化、规模化发展。以色列盖利莫歇有限公司董事长维吉·伯克尔告诉记者，其土豆加工厂下属的10个农场总计只有10个农民，也就是每个农场都只有一个农民负责完成农场开垦、播种、灌溉、施肥、收割等所有工作，其农业自动化程度之高可见一斑。

伊赛特·艾隆创新农业开发公司中国区总经理游明成告诉记者，许多来自中国的政府代表团和企业家都很看好以色列先进的果蔬采后处理技术。伊赛特·艾隆公司的农作物分拣技术已经能够使农业后期加工中最占人力的分拣环节实现自动化。该公司利用红外技术和数学模块分析法，将农作物按直径、光谱颜色、营养成分、瑕疵情况等进行详细鉴别，自动完成对水果的品质分类和去损。

农业科技“走出去”“引进来”

吴孔明表示，构建“一带一路”框架下农业合作长效发展机制，需要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顺应地区和全球合作潮流，使相关各国人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一带一路”带来的好处。尤其是农业技术的输出，需要根据各国的文化特色、产业需求、技术现状以及政策可行性等实际情况整合优化，提高在当地的实用性和可持续性。

“‘一带一路’上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农业科技发展水平差异很大，提高竞争力、推动经济发展是这些国家共同的主题。”吴孔明如是说。

水稻是人类最重要的口粮之一。早在2008年，在中国政府和盖茨基金会资助下，中国农科院牵头实施了“绿色超级稻”项目。共有300多名来自育种、基因工程、栽培、植保等领域的科学家，历经10余年努力，在东南亚和非洲15个国家，通过基因测序、育种研究和栽培管理技术研发，实现了60多个“高产、高效、生态、安全”的“绿色超级稻”品种在亚非国家通过品种审定并推广。在菲律宾，超级稻品种比非超级稻品种每公顷平均增产约一吨，农民增收200多美元；在孟加拉，新推广的品种比当地当家品种平均增产30%，农民每公顷增收300多美元。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农业合作框架下，我国农业科技不仅实现了“走出去”，而且实现了“引进来”。贡锡锋认为，这二者同样重要，“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生物多样性丰富，其生物遗传资源对丰富我国种质资源基因库，筛选特异、优质的种质有重要意义。

以棉花为例，我国不是棉花原产地，野生或原始资源材料都是舶来品。但是，中亚和非洲是棉花最大的原分布地，品种资源丰富，种植条件优越。中国农科院通过与乌兹别克斯坦建立联合实验室，形成了全套栽培棉种质资源材料引进方案，在东非也开展了野生棉资源调查布局。

重点培养国际化人才队伍

在中国农科院院内，经常可以看到来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和科研人员，他们都在为我国或国际科研项目作出贡献。

吴孔明表示，随着“一带一路”农业合作不断深化，对国际化的人才需求越来越大。一方面，要培养一批懂外语、懂技术的高素质国内人才队伍，同时也要积极吸引国外人才“为我所用”，为今后开展“一带一路”合作储备对华友好的高水平人才库，促进交流往来，实现互联互通。

据贡锡锋介绍，近年来农科院依托国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访问学者、博士后、研究生项目和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加快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层次农业人才。2017年，累计超过100人走出国门开展留学和访问；吸引“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优质生源来华留学交流。目前，在校留学生规模达到395人，其中来自“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留学生占到7成以上。

此外，依托农业对外科技合作与人才培训基地，农科院打造了农业国际化的企业家、科技专家、政策咨询、行政管理、外交官等5支队伍；依托商务部、科技部、农业农村部等相关部委及国际组织的涉外培训项目，每年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100多个国家培训近3000人，涉及技术工程、作物育种、生物防治、果蔬栽培、跨境疫病、农机装备和沼气技术等领域。

在科技合作方面，中国农科院已在全球11个区域，38个重点国家和25个涉农国际组织分步推进国际合作布局工作，积极打造不同区域、不同类型、不同需求的海外农业科技联合实验室。仅去年一年就新建了中国—哈萨克斯坦农业科学联合实验室、中国—印尼禽病控制联合实验室、中国—乌兹别克斯坦棉花联合实验室、中国—巴基斯坦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平台等23个国际联合实验室（平台）。

除此之外，中非也是科技合作新模式的拓荒者。

1996年，当很多中国人还在通过《乞力马扎罗的雪》《走出非洲》等欧美电影来了解非洲时，时任武汉大学讲师王青锋就作为援非专家前往乍得，第一次踏上了非洲的土地。从此，他跟非洲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乍得时，出于植物学专业本能，我业余时间就背上标本夹，骑上摩托车去野外科考。当地人会既好奇又亲切地跟我打招呼。孩子们三五成群，跟在我的车后面跑，等我停下来就帮我拎包、扛标本夹、主动问我到哪去，需要什么标本，然后帮我采集。”

20多年过去了，如今已是中科院武汉植物园副主任、中非联合研究中心主任的王青锋，对本报记者谈起那段往事时仍很怀念。在乍得的经历不仅让他对非洲有了感情，更萌生了推动中非共同开展科研的想法。他认为，一方面，在宏观生物学领域，出于科学发展需要，中国有必要而且也有条件走出国门，开拓研究视野；另一方面，非洲国家虽有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研究需求，但大多面临技术落后、人才缺乏的问题，一时难以独立开展研究。因此，合作对双方都有必要。

1999年，肯尼亚学生罗伯特·吉图鲁来到武汉大学师从王青锋攻读植物学博士学位。本来有机会去欧美国家学习的他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发展经验可以与肯尼亚共享。2002年，吉图鲁毕业后成为乔莫·肯雅塔农业科技大学植物学系的一名教师。从此，在王青锋和吉图鲁的共同推动下，中肯两国科研人员在生物多样性等领域的研究合作不断加强。2013年5月，中非联合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吉图鲁成为研究中心的非方主任。2016年，在乔莫·肯雅塔农业科技大学原来的一片荒地上，中国援建的中非联合研究中心主体建筑竣工并投入使用。

中非联合研究中心开创了我国对非援助和国际科技合作的新模式。中科院国际合作局副局长李寅对本报记者说：“中国在增加对非援助的同时，强化‘授人以鱼，更授人以渔’的理念，将‘输血’和‘造血’相结合，把帮助非洲国家自主发展作为中国对非援助的新形式，帮助非洲开展科技能力建设，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该中心成立5年来，中非双方合作实施了45个合作科研项目，联合出版学术著作6部，合作发表研究论文160余篇。该中心已成为中非在科研领域开展合作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平台，而这与中非科学家对科技合作新模式的努力开拓、辛勤探索是分不开的。据中心副主任严雪介绍，除非方科研人员外，中科院17个研究机构每年派50多名科学家千里迢迢来到非洲进行合作研究，中方派驻肯尼亚的科研管理团队也为研究中心的运营作出了重要贡献。

促进非洲科技创新的助力者

在中非联合研究中心采访期间，中心联合实验室中肯基础调研对接会正在举行。来自中国和肯尼亚的数十名科学家就最新研究方向、下一步合作研究重点等议题交换意见，还对联合实验室的可持续运行和管理模式进行了探讨。

截至目前，中科院已向中非联合研究中心6个专业实验室提供了价值200余万美元的精密仪器设备。乔莫·肯雅塔农业科技大学微生物专家朱丽叶教授对本报记者说：“研究中心的仪器设备不仅在我们大学是最先进的，在整个肯尼亚也首屈一指。”对于即将和中国科学家展开的合作，朱丽叶充满期待：“在研究中心工作的中国科学家都是在微生物领域具有非常高水平的学者，这是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肯尼亚与中国各具优势，通过合作研究能够发挥合力，产生‘1+1>2’的效果，实现对非洲传染病的监测和控制，打造非洲流行病的预警信息平台。”

参加对接会的李寅对本报记者说，中非联合研究中心开启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新维度。近年来，中科院不断探索以科技创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新模式，通过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科教基地，促进了当地国民经济发展和重大民生问题改善，使科技创新成为实现民心相通、打造创新之路的重要途径。

目前，中非联合研究中心根据非洲资源的分布和地域特点，以肯尼亚、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等技术需求强烈并与中国有着长期友好关系的国家为合作基点，有重点、分层次地建设了包括非洲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分中心、非洲生态与环境研究分中心、非洲资源遥感联合研究分中心、非洲微生物及流行病控制研究分中心以及现代农业研究与示范分中心在内的5个分中心，60多位中国科学家通过这些平台在非洲开展科学研究，为解决非洲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粮食短缺、环境污染和传染病流行等重大现实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大大提升了非洲国家在相关领域的科技水平和人才培养能力。

乔莫·肯雅塔农业科技大学农学系主任大卫·姆布鲁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肯尼亚的部分地区由于气候干燥和环境恶化等原因，土壤沙化较为严重，农作物产量一直较低，现在我们正在通过和中非联合研究中心的合作解决土壤沙化问题，同时也正在将中国成熟、先进的农业技术带进肯尼亚，培育适合肯尼亚生长的高产作物，帮助解决非洲地区的粮食危机，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

肯尼亚副总统威廉·鲁托在评价中非联合研究中心时说，技术创新有助于肯尼亚解决贫困等问题，对实现经济繁荣与人民幸福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帮助将让肯尼亚在非洲科研与创新领域占据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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