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践行者】“氢弹之父”爱看《红楼梦》

黄小编

于敏家的客厅里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尽管人们称他为中国的“氢弹之父”，但在他生前，老人家多次婉拒这一称呼。

1月16日，我国“两弹一星”元勋、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中国科学院院士于敏与世长辞，享年93岁。这位功勋卓著的科学家，为了我国的氢弹探索任务，在1961年开始了长达28年的隐姓埋名，并最终取得了氢弹试验的成功，为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16日，记者采访了多位和于敏有过交集的科学家以及于敏的堂弟于确。

核武专家追忆：

他不拘小节、没有架子

曾与于敏共事多年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党委书记姜悦凯以及核武专家魏世杰向记者追忆了于敏生前感人的事迹。姜悦凯表示，当年，为了祖国需要，于敏毫不犹豫地从原子核研究转向氢弹研究，体现了一名科学家的崇高风范。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二机部九院）原党委书记姜悦凯向记者回忆说，于敏在科研上非常严谨。对于每一个数据，于敏都要一个个检验，一个个复核。

于敏知道，一个微不足道的偏差，都可能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有时，为了验证一个数据，他可以整晚待在计算机房，直到查出差错究竟出在哪里。

在一次核试验之前，于敏突然发现原设计中某一个理论假设可能有问题。这时试验装置已下了竖井。他明知自己将要承担的责任，却立即报告上级，要求暂停试验准备。

于敏工作了一天一夜，终于弄清了这个不利因素并不影响试验进行，才向上级报告可以继续试验准备。上级领导问他：“如果再发现问题怎么办？”于敏一脸严肃地表示：“再发现问题，我再如实报告，科学上的事情来不得半点马虎。”

于敏在青海221基地隐姓埋名28载。见证过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的核武专家魏世杰多次和他在工作场合碰头。“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时，我心想，这个眯着眼睛闷头想问题的老头是谁啊，后来周围的人悄悄告诉我，他是于敏。我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于敏。我们那个年代，对于科学家非常崇拜，像钱学森、邓稼先、于敏、王淦昌这样的大科学家，都是年轻人的偶像。”

魏世杰说，于敏是一名卓越的科学家，但在生活上，他却向来不拘小节，穿着也非常朴素，和一名普通的老者没什么两样。魏世杰记得，当时邓稼先和于敏分别是二机部九院理论部的主任和副主任，上世纪60年代的一天，邓稼先到新疆做一次靶场试验取得了成功。回到北京后，九院所有的人都出去迎接，唯独不见于敏。众人四处寻找，原来于敏那时正躲在宿舍看《红楼梦》，楼下吵吵嚷嚷的，但他却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似的，一个人看得津津有味。

魏世杰回忆说，于敏虽然是大科学家，但从来没有架子。于敏在九院理论部工作时就给工作团队下达了关于学术自由的几个准则：发言不论资排辈，什么话都能讲；讨论问题时不要怕得罪人，绝对不给“小鞋”穿。“那时，你经常能看到一个情形，一个年轻的后生，对于于敏的观点不认同或者提出不同意见，于敏都很耐心地和他讨论。”

拒绝推卸责任

魏世杰说，于敏作为一名科学家，他的为人也让人敬佩。有一次，九院试验部的一个试验前前后后做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当时，有关部门下来调查，他们找到于敏询问失败原因，并让他写一个报告，认定试验失败的责任在试验部。“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如果于敏把责任推给试验部，那对那里的科研人员来说可能就是一场灾难。但于敏拒绝这样表态，他一再向调查组表示，试验失败的责任不在试验组身上。他的这一做法也保住了一大批科研工作者。从那以后，不仅理论部的人服他，试验部的人都对他刮目相看。”

1965年，于敏研制氢弹还是秘密任务，不能对外公布，经过一百多天的奋战，他终于找到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兴奋不已的于敏在上海给邓稼先发去电报“我今天打到了一只松鼠。”收到这封电报的邓稼先欣喜万分，他当然知道，于敏所说的“打到一只松鼠”指的就是氢弹在理论设计上已经完全成型，只差后续的试验了。

得知于敏“打到一只松鼠”，邓稼先欣喜万分，第二天便赶到上海，向他表示祝贺。当时，普通研究人员每个月的工资不过四五十元，于敏是副研究员，工资高一些，但也不过100多元。当时大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谁的工资高，就谁请客。正当于敏准备请客时，邓稼先站了出来，他说，自己的工资有230元，比于敏多50元，所以应该他请客。最终，大家美滋滋地吃了一顿。

于敏学生、清华大学教授李彬：他是个温和且聪明的人

李彬最初是于敏招录进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博士生。他第一次见到“于敏”这两个字，是在1988年，当时刚从北大技术物理系硕士毕业后，李彬选择了报考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军备控制（科学技术方向）博士生，指导教师便是于敏。

“实话说，当时不知道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在哪里、军备控制是干什么，也不知道于敏是谁。”直到1990年入学之后，李彬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的博士生，学习军备控制，并在杜祥琬的介绍下，与于敏产生了交集。

直到后来，李彬才了解到，原来“军备控制”这个专业是在“外行”于敏的影响下才催生的。李彬介绍，1984年，邓稼先和于敏曾联合署名向中央提出报告，认为《全面禁止核试验》等军备控制即将到来，建议加快我国核试验步伐，并重视军控研究。“我的入学得益于这个背景，而历史的进程完全符合于敏的预计，这让我不得不佩服他当时的观察能力和责任心。”李彬说。

在李彬的印象中，于敏是一个“话不多、温和且聪明的人”。李彬透露，在于敏被誉为“中国氢弹之父”之前，业内曾对氢弹的发明者产生过大范围的讨论，“但是于敏当时就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集体智慧，水到渠成’，这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于敏堂弟：“哥哥是个忠孝两全的人”

1月16日晚6时，记者拨通了于敏堂弟于确的电话，他正在从天津赶往北京的路上——今年67岁的于确刚从一场疾病中走出，身体还在恢复阶段。

于确说自己的身体“还算可以”；但在提及“于敏”之后，于确的声音却开始明显颤抖。“我现在实在有些难受。”于确有些哽咽。

于确与于敏虽相差26岁，但两人一直兄弟情深。据于确的好友、《中老年时报》记者刘长海透露，早在1951年，于敏在进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开始工作之后，每月15日都会给全家9口人寄去汇款单。直到1978年，于确的父亲去世，在于确家人的坚持下，于敏才停止汇款。

于敏的祖父育有两男三女，大女儿和二女儿因病早亡，而长子于振宵（即于敏的父亲），曾当过宁河芦台二村的村长；次子于振远（即于确的父亲），曾在宁河芦台十村当老师，因此家中向来“重学”。“我的学杂费，都是用哥哥寄来的钱付的。”于确称。

在于确的记忆里，他大多只能在春节期间见到于敏，但不在家的日子里，于敏时常会给家中寄去书信，断断续续竟累计200多封。每一次书信送达，于确便会和家人一同凑在父亲身边，听父亲念信。

于确说，于敏的信里从不谈工作，全部是关心老人身体健康、关注孩子健康成长的内容。

而自于振霄和于振远先后离世后，于确与于敏见面的次数便少了许多，但双方却时常会通过电话的方式互通兄弟之间的惦念之情。每次在电视上看到于敏的身影，于确也都会激动万分，倍感自豪。

但随着年岁渐长，于敏的身体也逐渐成为于确心中的牵挂。据知情人透露，2018年底于敏入选“改革开放100人”前夕，于确就曾双目含泪地表示：“哥哥的身体不好。”

“（他）为了国家强盛，兢兢业业，是为国家尽了忠；27年汇款供养我们全家，是尽了孝。哥哥是这世上忠孝两全的人！”于确称。

不朽功勋“百日会战”突破氢弹技术路径 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65年9月，轻核理论部决定由于敏率领13研究室的一部分研究人员到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出差，利用该所的J501计算机，完成加强型核航弹的优化设计任务。

9月27日，队伍抵达上海。创造历史的“百日会战”开始了。那时的计算机性能不稳定，机时又很宝贵，一碰到机器跳动，算出来的结果就不对，就会前功尽弃。

100多个日日夜夜，于敏先是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然后做密集的报告，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最终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腹地，一朵蘑菇云升腾而起，我国氢弹试验取得成功。

于敏功勋卓著，但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他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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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初，常年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的于敏胃病日益加重。当时我国正在进行氢弹的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实验，在热试验前，于敏忽然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

1971年10月，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组织特许他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突然便休克过去，经医生抢救方转危为安。

出院后，于敏顾不上身体又奔赴西北。由于连年都处在极度疲劳之中，他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说起当年研究氢弹放弃理论物理研究、隐姓埋名、甚至付出生命，于敏在去年接受央视采访时却是这样说的：“当时，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都赤裸裸地讲，他们绝不能让中国搞氢弹，并且派军舰带着核武器到我们近海来，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过去学的东西都可以抛掉，但一定要全力以赴（把氢弹）搞出来。”

文/广报全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