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回家，怕什么？

Mary

　　

　　图：走亲访友是过年的常态

　　
　　还有不到半个月就是春节。春节本是让人高兴的事儿，回到久别的故土，听听亲切的乡音，见见思念已久的家人。但是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对於春节渐渐生出一股复杂的焦虑：扛过疲惫的年底，一朝飞驰回家，本想享受家庭的自在与温馨，却发现自己已是心灵上的异乡人，还要在寥寥几日的假期里疲於应付铺张的饭局与无聊的询问，於是不禁想问，年怎么越过越无趣了？
　　
　　近来内地一则名为《啥是佩奇》的短片在网络上引发热议，这部贺岁电影《小猪佩奇过大年》的先导片，围绕着留守农村的爷爷为住在城市的孙子寻找一个叫做「佩奇」的春节礼物展开，在这个短片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隔代的温情，也可以看到城乡差异下情感的异化。短片将背景放在春节，当爷爷将礼物交给等待惊喜的孙子的时候，他们旁边是坐立难安格格不入夹在两代之间的成年人，他们与父母之间淡薄、遥远而充满隔阂的亲情关系，是这个表面温情的贺年短片背後灰暗的底色。
　　
　　这些年越来越多人谈到春节焦虑的问题，有人说：「如今过年的庆祝变成一种非主观意愿，与公司的年会一样，非常没有意思。」买车票、买新衣、备年货、大扫除，可能还需要租个伴侣，过去让我们从进了腊月就开始企盼，掰着指头数日子的春节，何以越来越成为一种公式化的交差和应付？
　　
　　逆向文化冲击
　　
　　法国童话《小王子》里说，仪式感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的东西。年意味着新，在过去，春节是大家难得可以一掷千金买衫买礼物的时候。桌上有鸡鸭鱼肉，桌下是亲朋好友。而如今，新衣是想穿就能穿的，鸡鸭鱼肉是吃腻了不想再吃的，亲朋好友是想见天天都能视讯聊天的，那么春节对我们而言，独特之处去哪儿了呢？
　　
　　对很多人来说，最不同的大概就是车票难抢，机票天价，回家成本是平时的三五倍；瓜果蔬菜样样都贵；与几近陌生的同学老友不断聚会，像一场场奢侈品攀比大会。当所有的仪式都变成了习惯、变成生活，过年却变成一场巨大的资源浪费。
　　
　　这种期待值的降低还来自於家乡太快的发展。在外的游子们多数有个衣锦还乡的愿望，可当回到家里，看到拔地而起的摩天大厦，看着发小们拿着跟你差不多的工资却毋须承担昂贵的房租与物价，内心不禁对自己辛苦在外打拚的价值产生怀疑，迷茫自己离开的价值是什么。
　　
　　部分生活在香港的港漂和本地人过年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家乡变化太大，让这些港漂和本地人产生出一种强烈的异乡人的失落感。当手机支付渗透到了菜市场和公共交通，当你拿着排队取好的车票得意地告诉家人，家人却用看乡巴佬的眼光告诉你刷身份证就能进高铁站。大城市的光环越来越弱，倒不如不回去，就不必面对这些留与走的挣扎。
　　
　　大多在都市工作的人，过年回家的过程其实是一个逆向文化冲击的过程。人们在离开原有的环境，进入新环境後所产生在文化上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被称为文化冲击，社会学认为文化冲击的最终阶段是人们完全地融入新文化，成为一个从多个文化背景出发看待、解释和处理问题的多元化人。然而与现代都市相伴随的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间存在诸多非此即彼的矛盾，比如个人自由与长老权利，陌生人社会与关系社会。这些矛盾难以共生，导致当人们完全适应都市生活以後，会发现难以融入到旧时的文化中去了。
　　
　　新穷人的压力
　　
　　小镇青年们靠着努力一路走到大城市，成为都市新「中产」，他们背着LV，喝着星巴克，进出健身房，球鞋泛滥，唇膏成灾，用着几千块的护肤品，电子设备随时更新，每个月三分之一的工资用来交房租，剩下的钱全部拿来还信用卡欠债，没有存款，甚至负债。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在《工作、消费、新穷人》中将这种「有缺陷的、准备不够充分的消费者」称为新穷人。而过年是要准备钱的，不管是置办年货，还是准备利是，这些新穷人从都市的信用卡社会回归到过年这个需要储蓄的时节，这时他们发现自己囊中羞涩，无疑也是压力的来源。
　　
　　人们通常将年前一段热火朝天地准备过年所需物品的阶段称为忙年。忙年不一定需要有钱，写春联，大扫除，备年货，缝缝补补也可以又一年。但忙年一定要有闲。工作轻松，时间宽裕，才有时间忙年。过去大家的生活节奏是慢的、清闲的，所以面对这个需要忙碌的年，所有人都是满怀憧憬充满干劲的。而都市里的人期待假期，期待休闲，却并不期待过年。在生活工作节奏如此之快的今天，大家对於节日最大的期待就是放松、休息，睡个好觉。而回家过年的结果就是年廿九放假，年三十过年，早上八点你在睡觉，你爸在门口放鞭炮，你妈喊你起床拜年，接下来的几天不断地与不相熟的人推杯换盏觥筹交错，这显然不是大家期待的假期。
　　
　　自诩为摩登新人类的他们回到家，要面临与原生家庭在行为、处事、观念等各个方面的格格不入。这些平日里讨论平权，宣称丁克，沉迷消费主义，贡献粉丝经济的都市男女，回到家才发现，所有的问题都围绕着「在哪上班？工资怎么样？回来工作多好；谈恋爱了吗？什么时候结婚？该要孩子了吧」打转，而面对这些说不得讲不得的「七大叔八大姨」，大家只能将不满与烦闷憋在心里，举头看电视，低头玩手机。
　　
　　这其实不是一个新的现象，《论语》说：「孔子於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意思是说孔子在宗族乡里，与父老在一起的时候，温和恭顺，好像不太会说话的样子；但是在宗庙朝廷上，却能言善辩。有人认为这反映了孔子的谦恭有礼，涵养深厚，其实未必止於此。《论语》里还有这么一段话，「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是说一些比较高的学问和道理只能与中等资质以上的人说，而不能与中等资质以下的人谈论。孔子在乡党，他与父老们聊什么？是隔壁老王的孙子成绩好不好，还是村口张二麻子今年又升官了？孔子的不言，除了他的谦恭有礼外，也许亦有无话可言的原因在。
　　
　　不惯「差序格局」
　　
　　春节根本上是一次核心家庭模式与传统家族模式的冲撞。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中对比西洋社会与中国社会的家庭模式的不同，认为西洋社会像一捆一捆的柴，社会单位间界限分明；而中国社会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荡出的涟漪，以个人为中心，向外扩散一圈又一圈的关系。他将中国社会的这种关系形态称为「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中，涟漪的大小会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变化，过年就是这圈涟漪荡得最大的时候：走亲访友的拜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维系这一圈又一圈或远或近的涟漪关系。今天，当都市人已经习惯了他所描写的西洋社会形态，再回到差序格局中，面对乡土社会的关系网，产生不适便难免。那些一年见一次的亲戚，是他们并不熟识的陌生人，他们无心与这些人产生交集；可这些人又基於他们自己的生活习惯，往往越过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界限，释放自以为是的关心，这才有了七大叔八大姨七嘴八舌的困扰。
　　
　　除此之外，对於游子而言，过年还要面对对於原生家庭的愧疚感。回到家会发现就算车再豪，表再贵，也不如隔篱老刘家那个你觉得见识短浅却一直在父母身边嘘寒问暖的儿女。以上种种，共同造成了人们对於过年焦虑的心理，它来自於一种文化冲击，根植於现代与传统、城市与农村间巨大的文化裂变，是这个时代飞驰时留下的辙痕，压在每个人的心里。
　　
　　【华发网根据大公报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