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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社区安,城市才能安,社会才能安。如何发挥民众无穷的智慧和主观能动性,凝聚起社区治理的新力量,让社区由乱到治,让社区如家,邻里和睦,让居民拥有满满的获得感?记者走访北京、四川、浙江、广东等地,寻找众多社区院落“脱胎换骨”背后的“治理密码”。
居民的呼声,就是集结治理力量的“哨声”
社区被称作党群联系的“神经末梢”。它的灵敏度,其实就是居民诉求的能见度。
上午10点,北京市东城区景山街道大佛寺东街“兆军盛”菜市场里人头攒动。
承办该菜市场至今,曾兆军花钱搞了三次改造,货架从简陋水泥台,升级到整洁的不锈钢。而他仍担心菜市场会在环境整治中“被拿掉”。
幸好遇到北京“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
这是北京为破解基层治理“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而创新的机制,治理重心向基层下沉,街乡和部门合力解决基层难题。
“哨声为谁吹响?社区居民的呼声就是哨声。”北京市东城区景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戚家勇说。
2018年,景山街道对“兆军盛”菜市场所在的大佛寺东街进行环境整治。从最开始,街道就耐心开展入户调查,梳理群众需求。
很多老居民提出,虽然菜市场有时影响交通,但是为周围居民提供了便利,希望整治后予以保留。
听到社区居民的呼声,街道吹响了“哨子”,联合相关部门协商,不仅保留了菜市场,还对周边环境提升改造。
居民们多年生活方式得以存续,曾兆军悬着的心也放了回去。
谁不爱自己的街区?“兆军盛”菜市场整治完成后,大佛寺东街的“小巷管家”和社区居民主动接管了菜场出入口的交通秩序维护。共享单车乱停乱放少了,物料堆放更加有序,运货车辆停放时间精确到半小时,大大减少了堵车时间。
社区老住户、“小巷管家”洪永旺激动地说:“告别了脏乱堵,我心里特别舒畅。街坊邻居很珍惜这个整治成果,希望能一直维护下去。”
浙江省桐乡市杨家门社区,开放式老旧小区较多,房屋老旧,缺乏物业管理,一度邻里关系紧张。社区居民要求整治的呼声强烈。
社区听到并回应了居民诉求,通过对社区党员和居民骨干的全面摸排,根据居住分布、年龄特长等,精心挑选了57名楼道“红管家”,希望通过居民自治,解决多年顽疾。
“邻里纠纷,我们能解决的当场解决,无法解决的上报网格长,由网格长协同解决。”“红管家”张建平说,力争“小事不出楼道,大事不出网格”。
在“红管家”带动下,“社情民意气象站”“傅阿姨为老服务站”“老叶法律诊所”等一批有别于政府部门的自治组织,助力这个老旧社区一跃成为当地明星社区。
共治共享,社区治理创造更多“被需要”
在成都正南,是蓬勃发展的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辖区。
57岁的刘玉玲,尽管在这里的安公社区住了快30年,但是过去社区脏乱差的环境,一直让她难有归属感。直到社区引入了“共治”理念,组建了志愿者团队。
刘玉玲加入这个团队后,连续五年不间断“出勤”,帮助维护交通秩序、清理城市小广告。
“参与社区治理,让我找到了存在感。”即使到隔壁小区遛弯,她也随身带着小铲刀,随时铲掉小广告——像刘玉玲一样,不少居民已经把志愿服务融进了生活方式。
目前这个“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已有超过2000位注册志愿者。
通过志愿者团队这个“支点”,居民积极性被激发出来了,主体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
除“志愿线”外,安公社区还放射出“党员线”“自治线”“社团线”“服务线”,从不同维度共同激活治理资源。
在成都市“上风上水”的生态西北角,郫都区书院社区一幢幢居民楼中间,点缀着一片片绿油油的共享菜地。32岁的曾君艳是首批共享菜地的“菜农”,隔段时间就骑自行车过来施肥。
共享菜地前身,是堆满垃圾的社区管理死角。社区一改过去生硬的“直管”,选择共治共享的治理模式。社区党总支动员两委干部、社区党员和社工团队组建农耕委员会,制定共享规则,引导社区居民有序“认领”使用共享菜地。
“2017年6月开始分地,当时报名非常火爆,还有人开着宝马来申请菜地。”曾君艳笑着回忆说,共享菜地寄托田园梦想,大家亲近感一下子增强了。
在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共享社区建设已经在全区88个社区普及。线下共享物理空间随时发布居民可共享的物品、技能和活动信息;线上共享社区App吸引近4万人注册,“需求清单”和“服务清单”在线精准对接。
“社区治理正在步入‘智治’阶段,共享社区是社区‘智治’的有益尝试。”中央党校党建部副教授雷强说。
共治、共享,带来了居民“被需要”的满足感,带来了分享的快乐,让社区治理更有温度。
纽带联结在“兴趣上”,广场舞跳出治理合力
桂溪街道永安社区所在的成都高新区,是我国西部经济高速发展的龙头区域。这里没有农迁社区,缺少熟人纽带,缺少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润滑剂”,矛盾容易激化。
一户商家在自己的墙上打洞,其他住户不干;楼上渗水到楼下,物业上门协调搞不定……
“在具体过日子的问题上,政府无法大包大揽。我们迫切感到需要有一股力量,能直透到底!”桂溪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街道办主任王怀光分析。
这样的力量,在哪里?
夜幕垂下的永安社区广场,很快便填满了跳广场舞的队伍。
“我们组成了三个广场舞队,足足300多人呢。”77岁的老党员郑韵侠说,“多数老人从老家过来,给孩子煮好晚饭,就下楼跳舞。”
这给街道干部极大启发:“年轻人压力太大,一早出门,深夜才归。基层只有为小孩、老人服务好,居民整体才有获得感。”
很快,永安社区文体总会成立了,分支协会涵盖广场舞、合唱、门球、羽毛球……桂溪街道又开“脑洞”,顺势将支部建在“兴趣上”。
74岁老党员马兴崇担任文体总会党支部书记。他挨个院落打听,发掘出不少能人,如四川清音传人、市级太极比赛获奖者、民间艺术舞蹈达人……他们全都成为社区活动带头人,带动社区居民捧回了一块又一块奖牌,居民参与热情“水涨船高”,凝聚力水到渠成。
御府花都小区多个家庭组成了“亲子会”,因为妈妈多,被大家亲切地叫作“妈妈队”。妈妈们定期组织活动,孩子们不出小区就能得到妥帖的照料。
“三生不如一熟!”永安社区党委书记冷文说,“通过各种纽带的传导,我们正在重构熟人社群,从中获取社区治理的团结力量。”
创“1+211”新机制,脏乱差小区“起死回生”
成都市双流区欧城花园建成于2002年,现有住户3000多人。这个小区由于管理不善,环境曾变得脏乱差。第一届业委会无力解决业主诉求,选择集体辞职。第二届业委会因为个别人员办事不公,失去了群众信任。不少业主看不到希望,忍痛卖房离开……陷入困顿的小区被称作“末梢坏死”。
2017年,曾任四川省白玉县委书记的藏族党员泽洛当选为小区党支部书记。他从业主中动员了40多位敢于担当的党员先站出来。他们当中,有退休的县长、法官,还有地方人武部的政委等。
新一届业委会,建立了业主群、业主代表群和党员群。小区大小事项先经党组织审查,再提交业主大会和业主代表大会议事,同步在业主群、业主代表群和党员群里充分征求群众意见,先易后难解决。还由住户代表、街道干部、派出所民警组成小区监委会。小区重大事务,接受群众监督。
安装智能电表、小区修枝、建电瓶车集中充电桩……这些虽是鸡毛蒜皮却往往扯皮不断的事,在新的治理机制面前,很快就得到解决。
成都市双流区是我国西部城市化进程最快县区之一,近5年新增近150个商品房小区,新增占总量的三分之二。欧城花园“起死回生”的做法,被双流区委组织部总结为“党组织+业主大会和业主代表大会+业委会+监委会”的“1+211”机制。在当地8个脏乱差小区试行之后,2018年,这些传统上访小区的全年上访率全部下降为零!
“神经末梢”从“坏死”到“激活”,牢牢抓住的,是机制改革这个牛鼻子。
成都市曾梳理过老旧小区治理条块,细数下来竟涉及46个职能部门!多头指挥让“末梢”无所适从。2017年9月,成都市委创造性地在市县两级党委设立“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由常委、组织部长兼任主要负责人,构建起由党组织统一领导的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新机制。
成都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社治委主任胡元坤说,通过“找党员、建组织、优机制、抓服务、植文化”,压实“关键少数”的责任,才能发挥群众智慧,真正汇集各类资源,获得疏通城市治理“最后一公里”的蓬勃力量。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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